邓忠臣《注杜诗》的学术价值及其被改名为王洙注的真相

邓忠臣《注杜诗》的学术价值及其被改名为王洙注的真相 邓小军

　

邓忠臣《注杜诗》的学术价值及其被改名为王洙注的真相

　

 

 

 

世传王洙《注杜诗》，是杜甫诗的第一个注本，千家注杜的创始之作。原书已佚，注文散见于今存各种宋人杜诗集注。南宋以后著录此书，多称为王洙注，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八杜子美四：“《注杜工部集》，则内翰王原叔所注也。”《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首《集注杜工部诗姓氏》：“太原王氏名洙，字原叔，翰林学士，兵部郎中、知制诰、史馆修撰，注子美集，先古诗，后近体，计三十六卷。”《宋史》卷二百八《艺文志》：“王洙《注杜诗》三十六卷。”但是早自宋金之际以后，则有吴激、祝简、元好问等人的记述与考辨，认为所谓王洙《注杜诗》是邓忠臣所注。而学术界一直将信将疑1。
　　近年梅新林先生发表《杜诗伪王洙注新考》2，证明所谓王注实为邓注，具有重要价值。但所采用的文献材料尚可补充，论邓注何以被改名为王注的原因则误，论邓注的学术价值则语焉不详。本文拟详人所略，略人所详，对这些问题作出进一步考察。
　　
　　一、所谓王洙《注杜诗》实为邓忠臣所著
　　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王洙撰《杜工部集记》自述编辑杜集经过，嘉祐四年（1059），王琪刻印此集时撰《杜工部集后记》，叙述王洙编辑杜集情况，皆无一语提及王洙注杜诗3。
　　今以所谓王洙《注杜诗》所引文献之年代，进一步证明其非王洙注4。
　　杜甫《春望》：“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九家集注杜诗》卷十九引“王洙注”：“司马温公曰：诗云：‘牂羊坟首，三星在罶。’言不可久。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也。近世诗人，唯杜子美最得诗人之体。如此诗句言山河在，明无馀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5宋黄鹤《补注杜诗》卷十九于诗末引“洙曰：司马公曰”，文字相同6，可知司马光此段文字确系所谓“王洙注”所引。
　　案：司马光此段文字出自《温公续诗话》。《温公续诗话》卷首自题云：“《诗话》尚有遗者，欧阳公文章名声虽不可及，然记事一也，故敢续书之。”7可知《温公续诗话》是在欧阳修《六一诗话》之后所作。郭绍虞《宋诗话考》上卷《六一诗话》条：“是书前有自题一行，称‘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是此书乃熙宁四年（一零七一）欧公致仕以后所作。”8又《温公续诗话》条：“光卒于元祐元年（一零八六），后欧阳修凡十四年。据其《自题》称〔中略〕。则是书当亦熙宁元丰间（一零七一～一零八五）所撰也。”9郭氏所考《温公续诗话》作于熙宁元丰间为是。
　　按《宋史》卷二九四《王洙传》：“既而洙以兄字尧臣参知政事，……是岁，……得疾逾月，……时不能起矣。”复按《宋史》卷十二《仁宗本纪》嘉祐元年：“闰月癸未朔，以王尧臣参知政事。”可知王尧臣参知政事之年亦即是王洙去世之年，是为嘉祐元年（1056）。
　　王洙卒于嘉祐元年（1056），当熙宁元丰间（1071～1085）司马光撰《温公续诗话》时，王洙至少早已去世十五年，职此之故，假定王洙生前曾注杜诗，亦不可能引用及《温公续诗话》。
　　杜甫《奉送郭中丞〔英乂〕兼太仆卿充陇右节度使三十韵》：“燕蓟奔封豕，周秦触骇鲸。”
　　黄鹤《补注杜诗》卷十九，于句下注：“洙曰：按新史：禄山之乱，英乂授秦州都督、陇右采访使。贼将高嵩拥兵入汧、陇，英乂伪劳之，既而伏兵发，尽虏其众。骇鲸，言若鲸鱼之骇，难御也。陈琳檄云：若骇鲸触细网。言易决也。”《九家集注杜诗》卷十九句下注引洙曰“史：禄山之乱”云云，文字略同。可知此段史文确系所谓王洙注所引。
　　案：此注所引“新史”，系引自《新唐书》卷一三三《郭英乂传》：“禄山乱，拜秦州都督、陇右采访使。贼将高嵩拥兵入汧、陇，英乂伪劳之，且具飨，既而伏兵发，尽虏其众。”《旧唐书》卷一一七《郭英乂传》则无关于英乂擒高嵩及其兵众之记载，其相关文字仅云：“迁陇右节度使、兼御史中丞。既收二京，徵还阙下，掌禁兵。”
　　王洙卒于嘉祐元年（1056），《新唐书》成书于嘉祐五年（1060），王洙卒年早在《新唐书》成书四年之前，职此之故，假定王洙生前曾注杜诗，亦不可能引用及《新唐书》。
　　由上所述可以确证，所谓王洙《注杜诗》，决非王洙所作。
　　所谓王洙注杜诗，实际是邓忠臣所注。
　　邓忠臣，字慎思，一字谨思，长沙人，自号玉池先生。神宗熙宁三年（1070）进士，累官知衡阳县，大理丞。元丰四年（1081）为开封府界提举司管勾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三）。五年，以《献郊祀庆成赋》及《原庙诗百韵》擢秘书省正字（《宋会要辑稿·职官》十八之六）。哲宗元祐三年（1088），权通判瀛州。迁考功郎。六年，为秘书省注《晋书》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八，卷四六四）。10
　　崇宁元年（1102）十二月庚申（十日），坐覆议范纯仁谥忠宣，入元祐党籍，出守彭门，改汝海。崇宁二年，以宫祠罢归。卒于崇宁二年（1103）九月、三年（1104）六月之间。11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四哲宗元祐六年辛未（1091）八月己亥条：
　　
　　右仆射刘挚言：“伏睹今月十二日内降谏官姚勔札子，言秘书省注晋书官邓忠臣举刘焘等充检讨官，是现任宰臣子者。……”12
　　
　　又：
　　
　　挚又云：“忠臣，长沙人，王珪门客，及第后，因缘入馆，丁忧去。服除，再入秘书为正字，为言者所攻，去，通判瀛州。还，差注《晋书》，校对黄本。忠臣有学问，能文，长于杂记。顷尝注杜诗，久留心晋史，故使注之。”13
　　
　　金元好问《中州集》乙集卷二祝太常简条：
　　
　　简字廉夫，单父人，宋末登科，国初倅某州，仕至朝奉郎太常丞、兼直史馆。有《鸣鸣集》行于世。其《诗说》有云：“予政和丁酉任洺州教官，是时括苍鲍慎由钦止，出所注杜诗，说‘天王守太白’，守读如‘狩于河阳’之狩。‘高秋登寒山，南望马邑州’，马邑州在城州界。予检《唐书·志》，宝应元年徙马邑州于盐井城，钦止为有据矣。旧注：‘马邑属雁门。’与杜子美作诗处，全无关涉。后人遂谓王原叔谬为牵引，不知原叔初不注杜诗。予识其孙彦朝，彦朝不说杜诗非其大父注，盖彦朝不学，见流俗皆读旧注，因而认有。可叹，可叹！”
　　问常以此问赵礼部，赵云：“廉夫前辈必不妄，试更考之。”
　　今日见吴彦高《东山集》，有《赠李东美》诗引云：“元祐间，秘阁校对黄本，邓忠臣字慎思，余柳氏姨之夫，今世所注杜工部诗，乃慎思平生究竭心力而为之者。镂板家标题，遂以托名王原叔。翰林两王公前后记，初无一语及此注，而后记又言‘如原叔之能文，止作记于后’，则原叔不注杜诗，为可见矣。举世雷同，无为辨之者。宣和近贵李东美，有才藻，善行书，且喜作小楷，所写杜集，精密遒丽，有足嘉赏。为作古诗一篇，纸尾因记邓公事。后人闻此，其谁不疑！然予少时目击，不可不识，姑以告李侯，非求信后人也。”
　　彦高此说，正与廉夫合。近岁得浙本杜诗，是原叔之孙祖宁所传，前有序引，备言其大父原叔未尝注杜诗，廉夫、彦高益可信，故并记于此。14
　　
　　案：第一，由祝简《诗说》言“原叔初不注杜诗”，以及元好问所述“得浙本杜诗，是原叔之孙祖宁所传，前有序引，备言其大父原叔未尝注杜诗，廉夫、彦高益可信”，可知王洙并没有作杜诗注。
　　第二，根据吴激《赠李东美诗引》所言“元祐间，秘阁校对黄本，邓忠臣字慎思，余柳氏姨之夫，今世所注杜工部诗，乃慎思平生究竭心力而为之者。镂板家标题，遂以托名王原叔”，参证《续资治通鉴长编》元祐六年八月己亥条刘挚奏言“忠臣有学问，顷尝注杜诗”，可以证实，所谓王洙《注杜诗》实际是邓忠臣所注；杜诗邓忠臣注是被镂版家即出版商改名为王洙注。
　　第三，祝简《诗说》所言“予政和丁酉任洺州教官，是时括苍鲍慎由钦止，出所注杜诗”，“‘高秋登寒山，南望马邑州’，马邑州在城州界。予检《唐书·志》，宝应元年徙马邑州于盐井城，钦止为有据矣。旧注：‘马邑属雁门。’与杜子美作诗处，全无关涉”，分疏如次。
　　“南望马邑州”，见杜甫《遣兴三首》第二首，《九家集注》卷五引洙曰：“前汉地理志：马邑属雁门郡。” 与祝简《诗说》所言“旧注”相同，可知祝简所言“旧注”是指所谓王洙《注杜诗》。
　　由祝简《诗说》此段记述，并可知政和七年丁酉（1117）之前，所谓王洙《注杜诗》已出版行世，此后被称为“旧注”。
　　以上所引《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州集》及分析，基本上是梅新林文的成果，但是本文对引文及分析皆有所增订，谨此说明。
　　黄庭坚、张耒赠邓忠臣诗，可以作为邓忠臣注杜诗的旁证。
　　黄庭坚《奉和慎思寺丞太康传舍相逢并寄扶沟程太丞尉氏孙著作二十韵（原注：元丰元年北京作）》：
　　
　　邓侯诗成锦绣段，浣花屑玉邀我赋。……诗穷净欲四壁立，奈何可当杜武库。15
　　
　　张耒《诗呈同院诸公》第三首：
　　
　　我愧言诗赐，公真好学回。雠书芝阁上，藏史楚山隈。（原注：慎思成书多矣。）16
　　
　　张耒《邓学士慎思挽词》：
　　
　　清苦吟诗客，瘿羸嗜学身。诗书不得力，鬼物定欺人。类物传遗学，经书植妙因。
　　九原谁与友，千载葬鱼臣。17
　　
　　张耒《邓慎思学士挽词》：
　　
　　青衫献赋逢知己，白首耽书还误身。名著道山传故事，政行两郡泣遗民。文成典午群疑泮（自注：尝注《晋书》），诗和少陵佳句新。叹惜苦身成底事，湖坟宿草已愁人。18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九《玉池集》邓忠臣撰条：
　　
　　尝和杜诗全帙，……今皆佚，弗传。19
　　
　　案： 黄庭坚《奉和慎思寺丞》“邓侯诗成锦绣段，浣花屑玉邀我赋”，张耒《邓慎思学士挽词》“诗和少陵佳句新”，皆是指邓忠臣和杜诗。由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载，进一步可知邓忠臣曾和杜诗全帙。忠臣注杜诗，能下此等工夫，可谓异乎寻常。
　　黄庭坚诗“奈何可当杜武库”之句，用杜甫远祖杜预博学、人称“杜武库”，及其有《左传》癖、注《左传》之典，当是指邓忠臣博学、有杜诗癖、注杜诗，可称今之“杜武库”而言。
　　张耒《诗呈同院诸公》“邓侯读书室，编简自相依。胝手焚膏写，疮肩满橐归”，是言邓忠臣著书之勤苦。张耒《邓慎思学士挽词》自注言邓忠臣“常［尝］注《晋书》”，可证《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刘挚言邓忠臣“注晋史”之不误，则刘挚言邓忠臣“顷尝注杜诗”自亦不误。
　　张耒《诗呈同院诸公》第三首自注“慎思成书多矣”，当包括《注杜诗》。张耒《邓学士慎思挽词》“类物传遗学，书经妙植因”之句，当是言邓忠臣之注书，能得所注之书之精神，并且植根于经史，此点尤为切合《注杜诗》，应当是指《注杜诗》而言。
　　综上所述，刘挚、祝简、吴激、元好问之言，可以证实世传杜诗王洙注为邓忠臣注。黄庭坚、张耒之诗及自注，则可作为邓忠臣注杜诗之旁证。
　　
　　二、邓注被改名为王注的原因
　　现在当问：邓忠臣注杜诗何以被改名王洙注出版？梅新林文以为“因当时王氏文名远在邓氏之上，坊间书贾得之后，即去邓题王，便于行世”，此说实误。据笔者考察，此关系到北宋后期元祐党禁这一当时的重大政治背景。
　　宋杨仲良《皇朝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百二十一徽宗崇宁元年十二月庚申条：
　　
　　臣僚上言：“……范纯仁者，以忠宣命之可乎？当时定议之博士、覆议之郎官，承顺风旨，不恤国是，谥其美而上之，其谥议具存，而议之者固在也。……皆当夺本议，各谥其恶，以训万世。”诏：“范纯仁谥定议、覆议官，各罚铜十斤。其范纯仁神道碑，如已镌立，令颍昌府毁磨。”20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四《夺范纯仁谥忠宣议》条：
　　
　　崇宁二年六月，臣僚上言：“范纯仁谥曰忠宣，其谥诰去年已追夺，并元定议、覆议官，各已罚铜十斤。”今节录谥议如后。考功员外郎邓忠臣议有曰：“每思捐身而献策，常愿休兵而息民；祗知扶危而定倾，宁惜跋前而疐后。……”〔引文共五节，从略。〕奉圣旨：“权发遣汝州邓忠臣，差管干南京鸿庆宫。”21
　　
　　《范忠宣公文集》卷末《补编》附录“考功郎中邓忠臣撰”《覆忠宣公谥议》后附跋云：
　　
　　按长沙邓忠臣字慎思，宋神宗朝擢为秘书省校书郎，知衡阳，入为南宫舍人，历考功。因覆谥忠宣公，遂入党籍，出守彭门，改汝海，以宫祠罢归，终于家。后赠直秘阁。所居玉池峰，自号玉池先生。22
　　
　　案：由《皇朝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能改斋漫录》及《范忠宣公文集》附录《覆宣忠公谥议》跋语可知，第一，崇宁元年（1102）十二月夺范纯仁谥，邓忠臣作为覆谥议之郎官受到追究，被打入元祐党籍（详下文），自考功员外郎出守彭门，不久改权发遣汝州。此是元祐党案迫害邓忠臣的第一步。
　　纯仁（1027～1101），范仲淹次子。神宗时，因言新法不便，忤王安石。哲宗时，为宰相。元符三年（1100）七月，徽宗亲政，纯仁致仕，建中靖国元年（1101）卒，谥忠宣。纯仁平生不忘乃父之教，先天下而忧，期不负圣人之学，为政正直宽平，史称一代名臣。《宋史》卷三一四有传。
　　崇宁初（1102），蔡京秉政，将哲宗时主张新法、旧法的臣僚，分为正、邪两类，而将主张旧法的大臣定为元祐奸党，追夺范纯仁谥诰，名列党籍。
　　邓忠臣《覆宣忠公谥议》表彰范纯仁之风范，终以此入党籍，由此足见邓忠臣人品之正直。如实地说，杜甫诗歌，由邓忠臣这样的正直的人作注，始能有同情的了解。
　　第二，崇宁二年（1103）六月，再次追究邓忠臣覆议范纯仁谥，邓忠臣自权发遣汝州差管干南京鸿庆宫，以宫祠罢归。此是元祐党籍案迫害邓忠臣的第二步。
　　第三，《范忠宣公文集》附录《覆宣忠公谥议》跋语记载邓忠臣“因覆谥忠宣公，遂入党籍”，表明邓忠臣被追究覆谥与被列入党籍是在同时，即崇宁元年十二月。此一记载实际给出了邓忠臣入元祐党籍的时间，十分宝贵。
　　据《宋史》卷十九《徽宗本纪》崇宁元年九月：“己亥，籍元祐及元符末宰相文彦博等、侍从苏轼等、馀官秦观等、内臣张士良等、武臣王献可等凡百有二十人，御书刻石端礼门。”可知第一次立元祐党籍碑是在崇宁元年九月，则崇宁元年十二月续添邓忠臣入党籍，自是完全可能的事。复据崇宁二年九月庚寅诏言“后来续添”入党籍者有邓忠臣（见下文），可证崇宁元年十二月邓忠臣入党籍，为确实无误之事。
　　《皇朝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百二十一徽宗崇宁二年九月庚寅：
　　
　　吏部状：“勘会责降官已有碑石籍定姓名外，其子弟系选人者，即未有指挥，今欲将降官子弟选人令所属开具申部籍记，不许注在京及府界差遣。”诏：“吏部应系今来状内责降人子弟，告示候参选及到阙日，并于家状内供父亲兄弟系与不系籍记之人；及后来续添王珪、张商英、李格非、商倚、吴俦、邓志［忠］臣、陈琥、朱绂、姚雄，亦仰照会施行。”23
　　
　　案：崇宁二年九月庚寅诏，规定对元祐党人子弟实施政治限制（其背景是对元祐党人的管制），并重申邓忠臣等人后来续添入元祐党籍，其子弟亦受政治限制。上文考定邓忠臣以崇宁元年十二月入元祐党籍，崇宁二年九月庚寅诏所谓“后来续添邓忠臣”等，“亦仰照会施行”，即是指此而言。
　　《皇朝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百二十二徽宗崇宁三年六月甲辰：
　　
　　诏：“元符末奸党并通入元祐籍，更不分三等，应系籍奸党、已责降人，并各依旧除……。”令学士院降诏：“元祐奸党：文臣：曾任宰臣、执政官：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吕大防、刘挚、范纯仁……曾任待制以上官：苏轼、刘安世……馀官：秦观（原注：故）、黄庭坚、晁补之、张耒、…… 邓忠臣（原注：故）……。”诏：“重定元祐元符党人及上书邪等事者，合为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朝堂。”24
　　
　　案：崇宁三年六月甲辰诏重刻元祐党籍碑，邓忠臣名列其中，此是元祐党籍案中迫害邓忠臣的第三步。此时邓忠臣已经去世。
　　崇宁二年九月庚寅诏言“后来续添”入党籍者有邓忠臣，而并未言及其亡故；崇宁三年六月甲辰诏重定元祐元符党籍碑，馀官列名“邓忠臣，故”；职此之故，可知邓忠臣卒于崇宁二年（1103）九月庚寅以后至三年（1104）六月甲辰以前此一段时间内。
　　由此可以进一步考察元祐党禁中杜诗邓注被改名王注的原因。
　　《皇朝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百二十一徽宗崇宁二年四月：
　　
　　丁巳，诏焚毁苏轼《东坡集》并《后集》印板。25
　　
　　又：
　　
　　乙亥，诏：三苏集及苏门学士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及马涓文集，范祖禹《唐鉴》、范镇《东斋记事》、刘攽《诗话》、僧文莹《湘山野录》等，悉行焚毁。26
　　
　　《宋史》卷十九《徽宗本纪》崇宁二年九月辛丑：
　　
　　令天下监司长吏厅各立《元祐奸党碑》。
　　
　　《宋史》卷十九《徽宗本纪》崇宁二年十一月庚辰：
　　
　　以元祐学术政事聚徒传授者，委监司察举，必罚无赦。
　　
　　《宋史》卷十九《徽宗本纪》崇宁三年正月辛巳：
　　
　　上书邪等人毋得至京师。
　　
　　《宋史》卷二十《徽宗本纪二》大观元年（1107）五月癸卯：
　　
　　诏：自今凡总一路及监司之任，勿以元祐学术及异意人充选。
　　
　　《宋史》卷二十一《徽宗本纪三》政和二年（1111）正月甲子：
　　
　　制：上书邪等人并不除监司。
　　
　　《宋史》卷二十二《徽宗本纪四》宣和五年（1123）秋七月庚午：
　　
　　禁元祐学术。
　　
　　《宋史》卷二十二《徽宗本纪四》宣和六年冬十月庚午：
　　
　　诏：有收藏习用苏黄之文者，并令焚毁，犯者以大不恭论。
　　
　　《宋史》卷二十三《钦宗本纪》靖康元年（1126）二月壬寅：
　　
　　除元祐党籍学术之禁。
　　
　　案：由以上文献记载可知，第一，自崇宁二年（1103）四月直到靖康元年（1126）二月，宋朝廷不仅始终严禁元祐党人从事政治和学术活动，并且严禁出版收藏元祐党人诗文集和学术著作（其中包括三苏、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马涓文集，范祖禹《唐鉴》、范镇《东斋记事》、刘攽《诗话》、僧文莹《湘山野录》等），由此可知，元祐党人邓忠臣之著述包括《注杜诗》亦必在严禁之列。
　　第二，崇宁元年（1102）十二月邓忠臣被名列元祐党籍，崇宁二年九月至三年（1104）六月之间邓忠臣去世；而政和七年（1117）之前，邓忠臣《注杜诗》已被镂版家改名为王洙注出版行世，此后被称为“旧注”。由是可以推知，《注杜诗》出版之时间，当在崇宁二、三年间邓忠臣去世之后，至政和七年之前的一段时间内（1103、1104～1117）。而不会在邓忠臣生前。
　　因为让出版商将自己付出多年心血的著作改名为他人著作出版，决非学者所愿为。
　　第三，杜诗邓忠臣注被改名为王洙注出版之时间即崇宁三年（1104）之后至政和七年（1117）之前，是在严禁出版收藏元祐党人学术之时期即崇宁二年至靖康元年（（1103 ～1126）之内，职此之故，可以断定镂版家是为了既能出版邓忠臣《注杜诗》而又能躲避严禁出版收藏元祐党人诗文集和学术著作之政治禁令，遂采取张冠李戴之手法，将《注杜诗》邓忠臣注改名为王洙注出版。
　　王洙是北宋前期人，与北宋后期之党争自远不相干。
　　吴激《赠李东美诗引》所言“今世所注杜工部诗，乃慎思平生究竭心力而为之者，镂板家标题，遂以托名王原叔”，是真实不误。只是语焉不详，未能说明镂版家将杜诗邓忠臣注改名为王洙注，是为了躲避元祐党禁。
　　至于邓忠臣《注杜诗》何以为出版商所得，文献不足，已难考知。
　　靖康元年二月壬寅解除元祐党人学术之禁，此时上距邓忠臣去世已经二十馀年，而北宋灭亡之祸更迫在眉睫，《注杜诗》作者名的改正似亦无从说起矣。但是尚有吴激之言，为后人留下事实的大体真相。
　　　　三、邓忠臣《注杜诗》的学术价值
　　关于邓注的价值，或以为邓注谬误不少，而轻视之。笔者以为此种评价并不符合实际。第一，邓注作为杜诗第一部注释，评衡其价值，主要应当看邓注作出了什么贡献，而不是存在有什么错误。事实上，从诸家宋人集注，至清代仇注，皆大量采用邓注，这即是邓注价值的有力证明。
　　第二，由于邓忠臣《注杜诗》原书已佚，今存邓注散见于宋代各种杜诗集注，其中多有邓注不误而传刻错误者。因此，不能轻易地根据宋人集注所存邓注文字，而将其中之误皆归于邓忠臣。兹举一例证如下。
　　杜甫《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不关轻绂冕，俱是避风尘。”《九家集注杜诗》卷二十五引“洙曰”亦即邓注：
　　
　　甫以左拾遗出为华州功曹，而遂自罢官，若轻绂冕者，风尘之警，不得不避乱也。
　　
　　《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十八、黄鹤《补注杜诗》卷二十五：
　　
　　洙曰：冕，冠冕也；绂，朱绂也，皆朝服。言此身之不仕，非轻禄仕也，不得志而已。
　　
　　案：杜甫弃官，是为抗议唐肃宗斥贤拒谏、政治失道。杜诗此二句字面言弃官不是为了看不起作官，而是为了避乱，其实有言外之意。《分门集注》、《补注杜诗》所引邓注“言此身之不仕，非轻禄仕也，不得志而已”，解释诗言弃官是为了政治上的“不得志”，邓注深得杜诗意旨。但是依《九家集注》引邓注作“遂自罢官，若轻绂冕者，风尘之警，不得不避乱也”，解释为弃官是为了避乱，则邓注殊失杜甫诗意。根据杜甫《北征》、《立秋后题》、《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诸诗邓注（见下文），可知邓忠臣对杜甫弃官以抗议肃宗政治失道，有深切理解；职此之故，可以断定《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此二句邓注，以《分门集注》、《补注杜诗》所引为不误，而《九家集注》则不但误引邓注，而且将邓注意思颠倒。由此一例，可知宋人集注引用邓注有时存在严重错误，故不能轻易地依据集注误判邓注多误。
　　邓忠臣《注杜诗》在校勘、系年、注释、考证等方面的价值，由于原书已佚，难以对其作出全面评价。但是即从今存宋人杜诗集注所存邓注来看，邓忠臣《注杜诗》具有甚高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不愧为杜诗注的开创之著。
　　本文采宋人集注所存邓注，主要依据两种较早的杜诗集注。第一，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以下简称《九家集注》）。此书成书于南宋淳熙八年（1181），在宋人杜诗集注中，时代较早，而且采用邓注较多。
　　此书引用邓注之体例，如洪业《杜诗引得序》云：“凡诗句下小注，不冠某云者，大略皆他本所谓王洙注者也。其曰旧注者亦然。”27
　　本文采用版本为《杜诗引得》本。
　　第二，《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以下简称《分门集注》）。此书为宁宗时所刻。在宋人杜诗集注中，《分门集注》的特点，一是采用邓注往往文字最详（参下文）。二是往往保存他本所未保存的邓注，包括异文和注释。
　　如《兵车行》：“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犹未已。”《分门集注》引“洙曰”即邓注：“武，一作我。”此一异文十分重要，作“我皇”，则杜诗批评直指当今天子，显然较作“武皇”于义为胜。《九家集注》无此条邓注，黄鹤《补注杜诗》引“洙曰”即邓注则作：“一作武帝。”此一异文，实无所取异。在此，《分门集注》所引邓注，明显优于《九家集注》、《补注杜诗》。由此可见，未可以《分门集注》之分门体例而忽视其文献价值。（诗集编次体例，分门虽不及编年为优，但在当时方便作诗参考，而且对研究也能提供一种角度，因此不必过于轻视。至于分门集注，因为可能保存佚书资料，尤为可贵。）
　　此书引用邓注，逐条冠以“王洙曰”或“洙曰”。
　　本文采用版本为四部丛刊影宋本28。
　　本文引用邓注，凡诸本文字相同者，即采用《九家集注》；《九家集注》未引之邓注，或引用邓注而文字不全者，则采用《分门集注》。
　　以下凡引邓注，例称邓注，不再称“王洙曰”或“洙曰”。
　　
　　（一）保存杜诗异文，具有宝贵文献价值
　　对照《宋本杜工部集》29校语与宋人集注本所存邓注校语，可知邓注所存杜诗异文，有录自王洙编校《杜工部集》，亦有邓忠臣自己的新校。要之，邓注所存异文，往往具有宝贵的文献价值。
　　《兵车行》：“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分门集注》卷十四：“洙曰：武，一作我。”
　　案：《宋本杜工部集》卷一于此无异文，据《分门集注》，知此条异文校语为忠臣新校。邓注所存异文之价值，已见上文。
　　《哀江头》：“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忘南北。”《分门集注》卷三：“洙曰：一云望城北。”（黄鹤《补注杜诗》卷二同）
　　案：《宋本杜工部集》卷一于此无异文，据《分门集注》，知此条异文校语为忠臣新校。杜甫《哀江头》结句异文，甚有意味。历来注杜论杜者，由于所取异文及理解诗意不同，解释亦甚多殊异。今列举三种解释如下。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老杜《哀江头》云‘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忘南北’，言方惶惑避死之际，欲往城南，乃不能记孰为南北也。然荆公集句，两篇皆作‘欲往城南望城北’，或以为舛误，或以为改定，皆非也。盖所传本偶不同，而意则一也。北人谓向为望，谓欲往城南，乃向城北，亦惶惑避死，不能记南北之意。”30
　　钱谦益《钱注杜诗》卷一作“欲往城南忘南北”，笺曰：“兴哀于无情之地，沉吟感叹，瞀乱迷惑，虽胡骑满城，至不知地之南北。昔人所谓有情痴也。陆放翁但以避死惶惑为言，殆亦浅矣。”31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五章《卖炭翁》条：“唐代长安城市之建置，市在南而宫在北也。……复次，杜少陵哀江头诗末句‘欲往城南望城北’者，子美家居城南，而宫阙在城北也。自宋以来注杜诗者，多不得其解，乃妄改‘望’为‘忘’，或以‘北人谓向为望’为释，（见陆游老学庵笔记柒。）殊失少陵以虽欲归家，而犹迴望宫阙为念，隐示其眷念迟迴不忘君国之本意矣。”32
　　按陆游所取异文为“欲往城南忘南北”， 解释为“惶惑避死”而“不能记孰为南北”，则杜诗言外之意是表示心情恐怖之程度；钱谦益所取异文相同，但是解释为“兴哀于无情之地，瞀乱迷惑，虽胡骑满城，至不知地之南北”，则杜诗言外之意是表示心情激动之程度；陈寅恪取邓注所存异文“望城北”，解释为“虽欲归家，而犹迴望宫阙”，则杜诗言外之意是表示“眷念迟迴不忘君国”。比较三家解释，陆游、钱谦益之解释未必切合诗意，陈寅恪之解释最准确。三家解释之高低，与所取异文之优疵，实有直接关系。此条邓注所存异文之价值，亦由此可见。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岂知秋未登，贫窭有仓卒。”《分门集注》卷十二“未”字下注：“洙曰：一作禾。”
　　案：“岂知秋未登”，《宋本杜工部集》卷一于此无异文，据《分门集注》，知此条异文校语为忠臣新校。“岂知秋禾登”，胜于“岂知秋未登”，因为更能深入揭示天宝末年民间社会的贫困饥馑。
　　此条邓注所存异文，亦具有优胜之价值。
　　《奉寄别马巴州》。《九家集注》卷二十五题下注引洙曰：“公自注：时甫除京兆功曹，在东川。”
　　案：《宋本杜工部集》卷十三有此条注文，但无“公自注”三字。杜甫《奉寄别马巴州》自注，对于了解杜甫广德元年（763）不赴诏一大事，具有至关重要之价值。因为此表明杜甫对代宗政治的判断，并关系到杜甫晚年的命运。邓注注明为“公自注”，使注释性质更加显著。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九家集注》卷二十四引洙曰：“公自注云：余田园在东京。”
　　案：《宋本杜工部集》卷十二有此条注文，但无“公自注”三字。
　　《秋日夔州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衾枕成芜没，池塘作弃捐。”《九家集注》卷二十九引洙曰：“已上自注：国步乱离，故寝处宴安之地，皆芜没而弃捐也。”
　　案：《宋本杜工部集》卷十五无此条自注。
　　由以上各条例证可知，第一，邓忠臣《注杜诗》，其校勘异文所据之本，包括王洙编校《杜工部集》之外的他版本。第二，邓注保存杜诗异文，无论出自王洙原校，或邓忠臣自己的新校，往往具有宝贵的文献价值。
　　
　　（二）开创杜诗系年
　　杜诗的性格，在唐代就被称为“诗史”（唐代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五》、《新唐书》卷二百一《杜甫传》）。因此，诗作系年对于阅读研究杜诗十分重要。今存邓注显示，邓注开始为杜诗系年。尽管今存邓注为杜诗系年数量似不甚多，但这毕竟是第一次为杜诗所作的系年工作。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九家集注》卷二题下引洙曰：“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作。奉先，属京兆郡，缘皇家陵寝，武后分置醴泉县。”
　　《述怀》。《九家集注》卷三题下引洙曰：“此以下自贼中窜归凤翔作。”
　　《徒步归行》。《九家集注》卷三题下引洙曰：“赠李特进。自凤翔赴鄜州，经邠州作。”
　　《洗兵马》。《分门集注》卷十四题下：“洙曰：收京后作。”
　　《九家集注》卷五分类标题“古诗”，题下引洙曰：“寓秦州及同谷县行赴蜀中作。”
　　《发同谷县》。《九家集注》卷六题下引洙曰：“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陇右赴剑南纪行。”
　　《九日》。《九家集注》卷二十六题下引洙曰：“广德元年秋，梓州。”
　　《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九家集注》卷二十五题下引洙曰：“此诗广德二年春作。严武先镇蜀，甫依之；严武入朝，蜀乱，甫遂去，之梓、阆；公闻武再镇蜀，故欲复归草堂也。”
　　《立秋日雨院中有作》。《九家集注》卷二十六题下引洙曰：“广德三年秋，成都府幕中作。”
　　《闻高常侍亡》。《九家集注》卷二十七题下引洙曰：“忠州作。”
　　案：以上所列今存邓注杜诗系年，虽为数不甚多，但已明确不误地标志出杜甫一生最主要经历及当时诗作，包括天宝十四载自京赴奉先县，〔天宝二载〕自贼中窜归凤翔、自凤翔赴鄜州，乾元二年寓秦州、同谷及赴剑南，广德元年秋在梓州，广德二年复归草堂等。邓注所作杜诗系年，褴缕筚路，为后来杜诗全部系年开出先路。
　　
　　（三）开创以史证诗的杜诗学传统
　　以史证诗，是自《毛诗序》、《传》以来中国诗学的传统。杜诗既为诗史，以史证诗尤为注杜大道。邓忠臣《注杜诗》，是杜诗学以史证诗的开路人。
　　仅从今存宋人集注来看，邓注对杜诗之时事今典注释甚多，且往往十分详密。邓注引用唐代史料注释杜诗时事，往往一条注释字数达到百字、数百字以上。如《悲陈陶》（《九家集注杜诗》卷二）、《丽人行》、《哀江头》（《分门集注》卷三）、《饮中八仙歌》（《分门集注》卷十）、《冬到金华山观因得故拾遗陈公学堂》（《分门集注》卷十三）、《潼关吏》、《留花门》、《塞芦子》、《折槛行》（《分门集注》卷十四）、《诸将五首》（《分门集注》卷十五）、《江南逢李龟年》（《分门集注》卷十六）、《八哀诗》（《分门集注》卷二十二）等篇。
　　邓注引用地理文献注释杜诗地名，亦往往一条注释字数达到百字、数百字以上。如《望岳》（“南岳配朱鸟”，《分门集注》卷四）、《禹庙》、《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湘夫人祠》、《谒先主庙》（《分门集注》卷六）、《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分门集注》卷八）、《过南岳入洞庭湖》（《分门集注》卷十二）、《石笋行》、《石犀行》（《分门集注》卷十三）、《诸将五首》（《分门集注》卷十五）、《高都护骢马行》（《分门集注》卷二十三）等篇。
　　至于注释杜诗古典、词语、典章制度，详至数百字以上者，则多至举不胜举。
　　《哀江头》：“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 《九家集注》卷二引洙曰：“康骈《剧谈录》曰：曲江池，本秦垲州，开元中，疏凿为妙境。花卉周环，烟水明媚。都人游玩，盛于中和节。《唐书·郑注传》：大和九年，注言：秦中有灾，宜兴力役以禳之。文宗因吟杜甫诗云：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始知天宝四年，曲江四面多楼台行宫。乃敕公卿之家，任于曲江、昆明二池，起造亭观。诏神策军造紫云楼、绿霞亭，内出牌以赐之。”
　　案：邓注所引唐康骈《剧谈录》及《旧唐书》卷一六九《郑注传》，不仅说明安史之乱之前曲江宫殿之多，可使读者对于《哀江头》诗有更亲切的体会，而且亦表明杜诗在中晚唐影响之广泛。
　　《述怀》：“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分门集注》卷十二：“洙曰：《新·玄宗纪》：天宝十五年，安禄山僭号于东京，贼将安庆绪犯潼关，哥舒翰军败退，翰至潼关，为其帐下火拔归仁以左右数十骑执之降贼，关门不守。京师骇，河东、上洛等皆委城而走，上乃谋幸蜀也。”
　　诗又云：“今夏草木长，脱身得西走。”《分门集注》卷十二：“洙曰：陶渊明诗：孟夏草木长。按《新唐书》，天子幸蜀，甫走避三川；肃宗立，自鄜州羸服奔行在，为贼所得；至德元〔二〕年，亡走，谒帝凤翔。”
　　诗又云：“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分门集注》卷十二：“洙曰：……按《新唐书》，至德二年，亡走凤翔上谒，授右〔左〕拾遗。而旧史以为甫谒帝彭原郡。至德，肃宗年号也。”
　　案：杜诗《述怀》邓注的价值，第一，引《新唐书·玄宗纪》、《杜甫传》，说明此诗历史背景。第二，两引《新唐书·杜甫传》，说明至德二年杜甫奔赴凤翔行在，然后附带说明《旧唐书·杜甫传》“以为甫谒帝彭原郡”，此种注释方式，是表示《新唐书》记载地点正确，而《旧唐书》误。换言之，邓注此是使用了显性化的历史考证方法，即公开给出同一史事不同文献的不同记载，并作出取舍。此实际即是司马光《通鉴考异》之方法。
　　《八哀诗·赠司空王公思礼》：“肃宗登宝位，塞望势敦迫。公时徒步至，请罪将厚责。际会清河公，闻道传玉册。天王跪拜毕，谠议果冰释。”《分门集注》卷二十二：“洙曰：思礼至行在，上责其不坚守，坐纛下，时将斩之，会房琯在蜀，奉太上皇册命至，谏上，以为可收后效，遂释之。”（《九家集注》卷十四同）
　　案：邓注此是以《旧唐书》卷一一一《房琯传》琯救王思礼之史料，注《八哀诗·王公思礼》之诗句。邓注以史证诗细致入微，由此可见。
　　《别房太尉墓》。《九家集注》卷二十五题下引洙曰：“阆州太守名房琯，字次律，河南人。常与严武等交接，贬邠州刺史。上元元年，为广汉刺史。宝应二年，拜刑部尚书，在路遇疾，广德六〔二〕年卒于阆州僧舍。年六十七也。按《唐书》，上皇入蜀，琯建议请分封诸王镇天下，其后贺兰进明以此谗之肃宗，琯坐是卒废，不专以陈涛之败也。司空图《房太尉汉中》诗曰：‘物望倾心久，匈渠破胆频。’注谓：‘禄山初见分镇诏书，抚膺叹曰：吾不得天下矣。’图博学多闻，尝谓〔位〕朝廷，且修史，其言必有自来。今《唐书》不载此语，惜哉，不为一白之也。”
　　案：《别房太尉墓》邓注前半，是据《旧唐书·房琯传》。后半略同于蔡宽夫《诗话》：“《唐书·房琯传》：‘上皇入蜀，琯建议请诸王分镇天下。其后贺兰进明以此谗之肃宗，琯坐是卒废不用，世多悯之。’予读司空图《房太尉汉中》诗云：‘物望倾心久，凶渠破胆频。’注谓：‘禄山初见分镇诏书，抚膺叹曰：吾不得天下矣。’非琯无能画此计者。盖以乘舆虽播迁，而诸子各分统天下兵柄，则人心固所系矣，未可以强弱争也。今《唐史》乃不载此语。图博学多闻，尝位朝廷，且修史，其言必有自来。……惜乎，史臣不能为一白之也。”33
　　房琯案关系肃宗朝政治得失，亦关系杜甫后半生命运，及后半部杜诗之理解。对于房琯的诬蔑不实之词，则由来已久，积重难返。《别房太尉墓》邓注，依据《旧唐书·房琯传》及司空图《房太尉汉中》诗注等文献材料，而为房琯雪冤，乃是卓有见地。此为后来《钱注杜诗》等著述进一步揭示房琯、杜甫冤案之历史真相34，开出先路。
　　《黄河二首》其一：“铁马长鸣不知数，胡人高鼻动成群。”《分门集注》卷十四：“洙曰：禄山之反，皆渔阳突骑及所养同罗，降奚、契丹曳罗河，并诱置诸蕃。皆胡骑也。”（《九家集注》卷十一同）
　　案：杜甫《黄河二首》是言吐蕃入寇，非言禄山之反，邓注此误，但是所引史料则颇有价值。此是引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天宝十载条“养同罗及降奚、契丹曳罗河（蕃人〔呼〕健儿为曳罗河）”。陈寅恪《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即据此条史料及其他文献，释证《哀王孙》“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之“朔方健儿”一词，“实指同罗部落而言”，“同罗部落本属于朔方军，安禄山诱害其酋长阿布思，袭取其兵卒，而此种兵卒，后遂成为安禄山所统军队之主力者也”35。然则邓注此条虽然有误，但其所用唐代史料则颇有价值。
　　
　　（四）揭示杜甫廷争、弃官、不赴诏之大义
　　廷争、弃官、不赴诏，是杜甫一生政治行为大关节目36，最能体现杜甫怎样作人。邓注于此，将以史证诗、发皇心曲融为一体，表彰杜甫独立自由之精神，道高于君之原则，卓有见地。在千家注杜中，贤于后来许多注家远矣。
　　《北征》：“顾惭恩私被，诏许归蓬壁。”《九家集注》卷三引洙曰：“时房琯得罪，甫上言琯罪细、不宜免，帝怒，诏三司推问，〔宰相张镐曰：‘甫若抵罪，绝言者路。’帝乃解。〕甫谢，因称琯宰相子，少自树立，有大臣体，帝不省录，诏放甫归鄜省家。”
　　案：至德二载杜甫疏救房琯，触怒肃宗，诏付三司推问，因宰相张镐相救而免，杜甫借奉谢放三司推问，再次进谏，肃宗则以墨制放逐杜甫回家探亲。《北征》作于此时，诗中实表达对肃宗斥贤拒谏的深沉忧虑和批评。
　　邓注此是引《新唐书》卷二百一《杜甫传》史文。史言杜甫借奉谢放三司推问的机会，再一次为房琯罢相提出谏争，而肃宗再一次拒谏斥贤；邓注引之，足见其对杜甫事迹有深刻的了解。
　　诗又云：“拜辞诣阙下，怵惕久未出，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九家集注》卷三引洙曰：“言谏免琯。”
　　案：不妨比较赵次公注：“甫既得往，而不忍轻去其君，尚恐君又有过举，而当谏诤之”（《九家集注》卷三）。比较之下，邓注一针见血，指出杜甫《北征》此是批评肃宗罢免房琯一案为斥贤拒谏政治失误，赵注则迂远不切当下实际。
　　《立秋后题》：“平生独往愿，惆怅年半百。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九家集注》卷四于上二句下引洙曰：“淮南王《庄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轻天下、细万物而独往。”下二句引洙曰：“《归去来词》：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陶渊明诗：谁谓形迹拘？”（《分门集注》卷二引“王洙曰”同）
　　案：乾元二年杜甫弃官华州司功参军前夕所作《立秋后题》，是自述弃官抗议肃宗政治失道之决心，表明独立自由之精神之重要作品。邓注以《庄子略要》“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轻天下、细万物而独往”，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及陶渊明《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谁谓形迹拘”之语，注释杜诗“平生独往愿”，及“何事拘形役”之句，是深得杜甫决心弃官之诗意。
　　黄鹤《补注杜诗》卷四：“以‘罢官亦由人’，知是乾元二年欲弃官时作。”明代王嗣奭《杜臆》云：“《通》云：按公《赠李白》诗‘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幽人》诗‘往与惠询辈，中年沧州期’，《昔游》诗‘妻子亦何人，丹砂负前诺’，皆‘平生独往’之愿也。余谓此诗，乃公转念以后一味有高蹈志矣。”37此诸家注皆是邓注之继承及发展，亦可见邓注之卓有见地。
　　《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不关轻绂冕，但是避风尘。”《分门集注》卷十八：“洙曰：冕，冠冕也；绂，朱绂也，俱是朝服。言此身之不仕，非轻禄仕也，不得志而已。”（黄鹤《补注杜诗》卷二十五同）
　　案：此条说已详上文。
　　《奉寄别马巴州》。《九家集注》卷二十五题下引洙曰：“公自注：时甫除京兆功曹，在东川。”
　　诗云：“勋业终归马伏波，功曹非复汉萧何。”《九家集注》卷二十五：“洙曰：马伏波，谓马巴州也。萧何，公自谓也。”
　　案：杜甫广德元年不赴诏，是因为代宗继承肃宗信任宦官、拒谏斥贤之恶例。此是杜甫晚年大事。邓注于此诗，不仅保存杜诗原注，表明杜甫不赴诏，而且注明杜甫不赴诏之心志，因此弥足珍贵。
　　《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廷争酬造化，朴直乞江湖。”《九家集注》卷三十三引洙曰：“王陵面折廷争。”
　　案：杜甫暮年回首往事，表示当年廷争、弃官，乃是上不负天（“造化”）、下不负自己之正直人性（“朴直”）。此是杜甫对自己一生政治行为大关节目的总结。而邓注引汉代“王陵面折廷争”以壮之，不仅切合杜诗，而且为之生色。
　　
　　（五）发皇杜诗心曲
　　邓注揭示杜甫思想境界与艺术境界，皆有第一等的贡献。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九家集注》卷二引洙曰：“《孟子》：庖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又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殍而不知发。”
　　案：邓注此条充分揭示出杜诗思想资源，是直接来源于孟子。可谓真知灼见。
　　《夏日叹》：“眇然贞观初，难与数子谐。”《九家集注》卷三引洙曰：“君子以为伤今思古之诗。”
　　《行次昭陵》：“直词宁戮辱，贤路不崎岖。”《九家集注》卷十七引洙曰：“太宗纳谏，容直言，如魏徵之切直，无所不至，而尝能容之；孙伏伽谏论元律，罪不当死，赐以兰陵公主园，直百万。其用人如马周之流，咸能尽其才。”
　　《述古三首》其一：“古时君臣合，可以物理推，贤人识定分，进退固其宜。”《九家集注》卷八引洙曰：“大臣以道事君，可则进，否则奉身以退。”
　　《咏怀二首》其一：“先王实罪己，愁痛正为兹。”《分门集注》卷十二：“洙曰：禹汤罪己、汉武哀痛之诏，皆先王之事也。”
　　案：《夏日叹》、《行次昭陵》二首杜诗，邓注揭示出诗意是用太宗贞观之治之从谏任贤，批评肃宗现实政治之拒谏斥贤。
　　《述古》及《咏怀》二首杜诗，邓注揭示出诗意是表示道高于君、大臣应当从道不从君，及君主有过应当改过自新。此皆是儒家政治思想大义。
　　此四首杜诗邓注，揭示出杜甫廷争、弃官、不赴诏的政治行为，是依据道高于君、从道不从君的儒家政治思想，深切杜甫诗意，足称杜诗功臣。亦足见宋人政治思想之自由灵活。此等政治见识，实为后世注家所望尘莫及。
　　《秋野五首》其二：“易识浮生理，难交［教］一物违。”《分门集注》卷二：“王洙曰：物不可违其性也。”
　　案：邓注此条，揭示杜甫诗意，是发挥“天命之谓性”、“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中庸》）、“各正性命”（《易传》）之儒家哲学。由此可见邓注能把握杜诗哲学内涵之深度。
　　《秋野五首》其三：“礼乐攻吾短，山林引兴长。”《分门集注》卷二：“王洙曰：嵇康《书》：侪类见宽，不攻其过。又云：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言[雠]。又云：有入山林而不返之论。[又云：]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也。”
　　案：杜诗此条，揭示杜甫诗意，是发挥嵇康崇尚自然即自由之道家哲学。由此可见邓注能把握杜诗哲学之丰富内涵。
　　《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旄头彗紫微，无复俎豆事。”《分门集注》卷六：“洙曰：旄头，胡星也。彗，彗星也。紫微帝宫也。胡星彗帝宫，喻禄山乱中原、陷长安也。世乱、俎豆之事不复讲，故云无复也。”
　　诗又云：“周室宜中兴，孔门未应弃。是以资雅才，涣然立新意。”《分门集注》卷六：“洙曰：周室，借周以喻唐也。言唐所以宜中兴，则孔门岂可弃乎？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百姓日用而不知者皆在是也。”
　　案：邓注此条，实际揭示出杜甫晚年首倡复兴儒学之思想38。
　　由上所述可见，邓注实际揭示出杜甫一生最根本的一系列思想活动，对认识作为思想家的杜甫之思想，有第一等的贡献。
　　《送贾阁老出汝州》：“西掖梧桐树，空留一院阴。”《分门集注》卷二十一：“洙曰：喻贾之德，犹足庇覆一院也。”
　　《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分门集注》卷八于上句下注：“洙曰：一重一掩，山也；有如吾肺腑然。”于下句注：“洙曰：与之同处，若兄弟也。”
　　《西山三首》其一：“转粟上青天。”《分门集注》卷十五：“洙曰：李白：蜀道〔之〕难难如上青天。”
　　案：以上三首杜诗邓注，解释杜诗比兴，拈出兴象之外之韵味，无不丝丝入扣。
　　《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其五：“侧身天地更怀古。”《分门集注》卷十九：“洙曰：侧身，言无所容也。”
　　《喜观即到伤题短篇二首》其一：“病中吾见弟，书到汝为人。”《分门集注》卷九：“洙曰：始为乱离所隔，则莫知生死也，及书到，方知其为人。”
　　案：以上二首杜诗邓注，解释杜诗特殊句法与诗意，皆餍心切理。
　　由上所述可见，邓注揭示杜甫诗歌艺术之造诣，亦有第一等的贡献。
　　
　　注释
　　1万曼《唐集叙录》“杜工部集”条：“忠臣既为当代学者，所注似不应谬误太甚，所以胡仔《渔隐丛话》前集卷九引《洪驹父诗话》云：‘世所行注老杜诗，云是王原叔，或云邓慎思，所注甚多疏略，非王、邓书也。’随后又举出一些‘殊可笑’的例子，这样看来，则所谓旧注，不止不是王洙所注，而且也不是邓忠臣所注了，晁公武云：‘有托名原叔者，其实非也。’却也未能举出注者之名。这个注本，除集注本引证外，今已不传，究竟谁作，无从考查。”（中华书局，1980年，页116。）
　　周采泉《杜集书录》内编卷十一《伪书之属》“注杜诗三十六卷”条：“此书全称应为《王内翰注杜工部集》，即世所传疑之‘洙注’。……《湖南通志》据吴激之说，迳以邓忠臣为注者，孤证似不足信。故以此列为伪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页638。）
　　案：近人对邓忠臣注杜诗将信将疑，以上两家可为代表，不必备举。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四元祐六年八月己亥条所载刘挚奏言“忠臣有学问，顷尝注杜诗”，两家似未曾寓目，以致有“孤证”之说。
　　关于所谓邓注“谬误太甚”，请参阅本文第三部分。
　　2梅新林《杜诗伪王注新考》，《杜甫研究学刊》，一九九五年第二期。
　　3宋王洙《杜工部集记》，宋王琪《杜工部集后记》，见影印宋本《杜工部集》（商务印书馆，1957年）。
　　4王国维《宋刊分类集注杜工部诗跋》：“此书所集诸家注，其名重者，率伪作也。……如王原叔仁宗时人，徵引新史犹有可说也，乃引沈存中《梦溪笔谈》，岂不可笑！”（《观堂别集》卷三，《王国维遗书》，上海：上海书店，1996年，第三册，页159。）王氏所举之例，盖指《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十四《古柏行》“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注引沈括语（出自《梦溪笔谈》卷二十三）。按原书句下注先引“洙曰”云云，隔一圆圈后，复引“苏曰”，其中始引“沈存中谓”云云。可见《分类集注》并未将沈括语系于“王洙注”，王国维以引书年之代证明注本之真伪的方法甚是，但此处举例有误。
　　5宋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卷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杜诗引得》本（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据嘉庆刻本排印），1985年，页296。以下引用此书，不再出注。
　　6宋黄希原注、黄鹤补注《补注杜诗》卷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1988年，第1069册，页363。以下引用此书，不再出注。
　　7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页277～278。
　　8郭绍虞《宋诗话考》，中华书局，1979年，页1。
　　9郭绍虞《宋诗话考》，中华书局，1979年，页4。
　　10以上所述，据清陆心源《宋史翼》卷二六《邓忠臣传》（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页276～277）；及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卷八七七邓忠臣小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5册，页10203）。
　　11以上所述，考详下文。
　　1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四，中华书局，1993年，第31册，页11078。
　　1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四，中华书局，1993年，第31册，页11079。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二十四集部五总集类《同文馆唱和诗十卷》条，述及邓忠臣时最先引用此条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第四册，页1562），但未论及其注杜诗一事。
　　14金元好问《中州集》，乙集，卷二，《祝太常简》，《四部丛刊》初编集部，上海涵芬楼景印武进董氏诵芬室景元刊本，上海书店，1989年，册328。
　　万曼《唐集叙录》最先引用此条材料（页113～114）。
　　关于吴激。《金史》卷一二五《吴激传》：“吴激，字彦高，建州人。父拭，宋进士，官终朝奉郎、知苏州。激，米芾之婿也。工诗能文，字画俊逸。……将宋命至金，以知名留不遣，命为翰林待制。……有《东山集》十卷行于世。东山，其自号也。”
　　15 《全宋诗》，卷一零一九，黄庭坚四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7册，页11632。
　　16 《全宋诗》，卷一一七九，张耒二五，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0册，页13307。张耒此诗第一首：“邓侯读书室，编简自相依。胝手焚膏写，疮肩满橐归。”言邓忠臣治学之刻苦，亦可参看。
　　17 《全宋诗》，卷一一六七，张耒一三，第20册，页13174。
　　18 《全宋诗》，卷一一七一，张耒一七，第20册，页13229。
　　19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玉池集》十二卷，邓忠臣撰条，页51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20宋杨仲良《皇朝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百二十一；清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页20～21，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7册。
　　21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全二册），中华书局，1960年，下册，页409。
　　22《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第1104册，页820，1988年。邓忠臣此文，收入宋吕祖谦《宋文鉴》卷一三五，题为《范忠宣公谥议》。
　　据《范忠宣公文集》卷首楼钥《范忠宣原集序》，南宋嘉定五年（1212），沈圻赴永州刺史任，范纯仁之从玄孙范之柔“以家藏本属之，既已刊就。”由此可知，《范忠宣公文集》当是由范纯仁之子孙编定，《范忠宣公谥议》附跋亦是由编者所撰写，其内容自信实可靠。此段序文据《四库全书》改定，册1104，页541。
　　23《皇朝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百二十一；清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二，页10，文物出版社， 1987年，第7册。
　　《皇朝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百二十一“邓忠臣”，“忠”原本作“志”，乃形近之误；清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二已据《皇朝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元丰四年六月壬申条、崇宁三年六月甲辰条，及《能改斋漫录》卷十四校正，今从之。
　　24 《皇朝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百二十二；清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四，页3～6，文物出版社， 1987年，第8册。
　　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一四四《宋二十二》著录静江府及融县所存《元祐党籍碑》，内容与此相
　　同。
　　25 《皇朝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百二十一；清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一，页7，文物出版社， 1987年，第7册。
　　26 《皇朝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百二十一，又百二十二；清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一，页9，文物出版社， 1987年，第7册。
　　27 洪业等编纂《杜诗引得》，上册，页1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28 《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四部丛刊》初编集部影宋本，上海书店，，1989年，册108，册109。以下引用此书，不再出注。
　　29 《宋本杜工部集》，《续古逸丛书》第四十七种，以绍兴初浙江翻刻二王本残本（宋刻卷一第三、四、五页，卷十七至二十及补遗；毛钞卷一第六页至卷九，卷十五、卷十六），绍兴三年建康府学吴若重刻二王本残本（宋刻卷十至十二；毛钞卷十三、卷十四），及北图藏清初钱会述古堂影宋钞本配页（卷首王洙《杜工部集记》第一、二页，卷一第一、二页，卷十二第二十一页后半页、卷十九第一、二页，补遗第七、八页）配合影印出版，商务印书馆，1957年；《续古逸丛书·集部》，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2001年。
　　30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中华书局，1979年，页94。
　　31清钱谦益《钱注杜诗》，卷一，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页43。
　　32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页251。
　　33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四《杜少陵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上册，页91～92。
　　据《宋史》卷三五六《蔡居厚传》，居厚字宽夫，大观（1107～1110）间人，时代略晚于邓忠臣（参看郭绍虞《宋诗话考》中卷，《蔡宽夫诗话》条，页135），则有可能是《蔡宽夫诗话》采用邓注。今文献不足，姑记于此，俟考。
　　34请参阅钱谦益《钱注杜诗》，卷一，《悲青坂》；卷二，《洗兵马》；卷十一，《建都二十韵》；卷十二，《有感五首》；卷二十，《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等篇之笺注、笺曰。以及本书《杜甫疏救房琯墨制放归鄜州考－兼论唐代的墨制 》。
　　35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页54～55。
　　36请参阅邓小军《杜甫与儒家的人性思想和政治思想》，《杜甫研究学刊》，一九九一年第一期；《杜甫在政治实践中的道德主体精神》，《江海学刊》，一九九三年第一期；收入邓小军《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页248～249，页261～270。
　　37《杜臆》此段文字，其中前面大部分，据点校本《杜臆》卷三《立秋后题》条（上海古籍出版社据上海图书馆所藏钞本点校，1983年，页84）；末二句，据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七《立秋后题》集评引林非闻所藏钞本《杜臆》（中华书局，1979年，第二册，页544）。《杜臆》点校本无仇氏所引末二句。仇氏所引《杜臆》，系林非闻藏钞本，见《杜诗详注》附编《诸家咏杜》王嗣奭《杜臆脱稿覆阅漫题》仇氏跋语（第五册，页2295）。
　　“《通》”，指明代张綖《杜诗通》。
　　38请参阅邓小军《杜甫：儒学复兴运动的先声》，《杜甫研究学刊》一九九零年第四期；收入《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页282～292。
　　

原载：《杜甫研究学刊》，2002年第2期；收入邓小军《诗史释证》，中华书局，200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