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梦寅(1559-1623)，字应文，号於于堂，朝鲜全罗道兴阳县人，朝鲜朝中期著名汉文学家，在文学创作和理论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传世的诗歌、散文收入《於于集》、《於于野谈》。柳梦寅31岁中文科状元，曾任艺文检阅、关东亚使、弘文馆修撰、汉城左尹等官职。他自幼聪颖好学，涉猎广泛，饱读中国各代经典，不仅精通中国文化，还曾作为质正官、问安使、圣节使等于1592年、1595年、1609年三次出使中国，可以说与中国及中国文化有着不解之缘。他不仅用汉文创作了大量诗歌，还有一些对中国诗歌的仿拟、唱和之作。1609年，柳梦寅以圣节使兼谢恩使的身份来中国时，曾作有《燕京杂诗》二十首(次杜少陵《秦州杂诗》)[1]，表达了旅居北京时的思想和情感。
一
杜诗最晚应该在统一新罗(668—935)后期就传到了朝鲜，此时著名汉文诗人崔致远(857—？)已经在文章中提到杜甫《羌村三首》中“如今足斟酌”一句用《淮南子》典一事。因此，韩国大邱大学的全英兰教授认为“韩国有关杜诗之最早记录，见于高丽人李仁老 (1152-1220)《破闲集》”[2]这一观点并不准确。而且高丽初期、前期分别有“哀鸣来又去，有信一沙鸥”(张延佑(？—1016)《韩松亭》)和“大同江水何时尽，别泪年年添绿波”(郑知常(？—1135)《送人》)的诗句，不难看出受到了杜诗“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旅夜书怀》)、“天涯春色催迟暮，别泪遥添锦水波”(《奉寄高常侍》)的影响。这都可以证明杜诗在李仁老之前已经影响了高丽的诗歌创作。柳梦寅从小喜欢古文古诗，他说：“仆学古诗、古文……诗自先唐以上，止于李、杜、韩，下及于黄。”[3](《答南都宪季献书》)由此可知，杜甫是其所钟爱的诗人之一。
“次某某诗”即“次韵”，又称“步韵”，是“和诗”的一种，必须完全按照原诗次序使用原韵字。如杜甫的《秦州杂诗》第一首为：
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
迟回度陇怯，浩荡及关愁。
水落鱼龙夜，山空鸟鼠秋。
西征问烽火，心折此淹留。
柳梦寅次韵的第一首也用“游”、“愁”、“秋”、“留”为韵字：
匏系三韩老，萍浮万里游。
征尘过蓟远，旅馆滞燕愁。
月白摩山夕，风寒易水秋。
凭谁湔旧恨，遗迹至今留。
次韵诗要求和原诗相关，即以韵为主，而以意相从，但不能相同，能有所创新，力争与原作相匹敌，离开原作也是一首好诗。因此，次韵诗“最困人，如相殴而自萦手足。”[4]但是和诗中次韵却最多，主要因为文人们往往以此种方式暗暗比较才艺之高下。柳梦寅是一个满腹经纶、才华卓越同时也有些自负的文人，他认为自己的文学成就很高，并不逊色于中国的大家，只是因为生于偏邦，无知音赏识，如果在中国，自己也会是一位大名鼎鼎的文学家。所以他经常以各种方式与中国的大家相比较，如他曾经创作《拟古诗十九首》、《拟李白古诗五十九首》等，都有和原作一比高下的意愿。
二
因为原诗和次韵都作于客居他乡不称意之时，所以忧愁、悲凄是二者共同的情感基调。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秋，杜甫因政治上的不如意和关中大旱、战乱连年、生计艰难而辞去华州参军之职，在秦州生活了四个月，其间创作了《秦州杂诗》二十首，记录了自己当时的生活状况和思想情感。杜甫已经辞职，本应“无官一身轻”，在秦州过清静的平民生活。但此时，安史之乱还没有结束，他所在的秦州一带又经常遭吐蕃的侵犯，人民生活并不安定，据《旧唐书·吐蕃列传》记载：“乾元之后，吐蕃乘我间隙，日蹙边城，或为掳掠伤杀，或转死沟壑。数年之后，凤翔之西、邠州之北，尽蕃戎之境，湮没者数十州。”[5]原本就是多事之秋，又处多事之地，一向忧国忧民的杜甫根本无法平静地生活。所以感时伤乱和感叹身世就成为《秦州杂诗》的主要内容。如“城上胡笳奏，山边汉节归。防河赴沧海，奉诏发金微。士苦形骸黑，林疏鸟兽稀。那堪往来戍，恨解邺城围。”(六)“属国归何晚？楼兰斩未还。”(七)“警急烽常报，传闻檄屡飞。西戎外甥国，何得迕天威。”(十八)这几首诗就反映了战乱和兵士之苦，也表达了诗人对入侵者的恨怨之情。对自己的身世遭遇和颠沛流离，杜甫也多有感慨，如开篇就说：“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一)再如“清渭无情极，愁时独向东。”(二)“俯仰悲身世，溪风为飒然。”(十二)都表达了他的悲苦与无奈。
柳梦寅的《燕京杂诗》作于出使中国期间。在朝鲜人心中，中国是政治、文化大国，是他们的父母之邦。因此，能出使中国，展示才艺，以文会友一向是柳梦寅的愿望。他曾说：“如以青骡角巾，彷徉天下，繇冀兖、出青徐、历豫梁、掠荆杨，出入乎邹、鲁、洙、泗、濂、洛，复游乎燕赵之间，以与夫诗书礼乐之儒、忠信道德之士、伟俶傥博雅之流披心腹、倒肝胆、结义气，使天下之人皆知东国有人也，则虽死吾不恨矣。”[6](《送朴说之东说赴京序》)但到中国后，他发现情况完全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他们所住的玉河馆“废榻尘深尺，荒庭草没肩”[7](《入玉河馆》)在那里他们没有自由，“岌岌面土墙，重重下金钥。……远来礼乐乡，楚囚三秋客”[8](《出玉河馆》)“非有礼部文字，不许出，拘挛局迫如牢犴然。”“不然而拘幽局促，类圈中畜物。出则儿童侮慢之，居则吏胥挠屈之。”[9]在这种环境中所作的《次韵》，主要内容便是抒写旅居异国，不被重视的悲愤、孤寂和乡思。以下诗句就是这些情绪的表现：
朝罢回驯象，期门卧鼓鼙。(十一)
旅泊怀难畅，残棋月下围。(六)
多惭旧馆竖，衰飒我生哀。(八)
同行多卧病，孤坐一深堂。(十七)
愁伴乡关月，清宵敌岁长。(十七)
在中国期间，柳梦寅要严格遵守中国的各种安排，每次上朝回来便如驯服的大象一样老老实实呆在玉河馆中，时时感到孤寂和悲哀，以致经常夜不能寐，于是每每以下棋、孤坐、望月怀乡来打发时间。这对一个在本国有着极高政治地位的使臣来说的确是不堪忍受的，加之柳梦寅又极具文人的多情善感，这自然奠定了其次韵的忧愁、悲凄的情感基调。
杜甫虽不如意，却是个自由人，可以在秦州自由活动。柳梦寅则除了上朝或参加一些中国方面统一安排的活动外，不能随意出入。这就决定了二人诗歌选材范围的不同。杜甫既抒发内心感慨，又注意描写现实世界的自然景物，如第九首描写了一座驿亭及周围的景色：“今日明人眼，临池好驿亭。丛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九)驿亭坐落于水边，周围有竹有柳，景色优美，环境清幽。如此好景致还有东柯谷：“东柯好崖谷，不与众峰群。落日邀双鸟，晴天卷片云。野人矜绝险，水竹会平分。采药吾将老，儿童未遣闻。”(十六)如果说驿亭的美景能让诗人暂时缓解忧虑，那么东柯谷就是可以永久居住的好去处了。秦州的这两处景致让诗人的眼睛和心灵都得到了净化，所以描写出来也让人感到清新、自然。柳梦寅除了抒发内心感受以外，更多的是凭借自己的经验和丰富的文化积淀展开各种想象，把自己的目前处境、感受融入历史、文化之中，如“燕昭耻已雪，奇志厌人群。”(十六)“乐毅终难返，荆卿更不还。”(十五)他对现实世界的描写则局限于玉河馆以及北京的街道、建筑等人文景观。如描写秋夜的玉河馆：“殊方惊节晚，庭树已秋光。万语蛩侵榻，新花菊耀墙。”(十七)一旦有机会出去，诗人便会仔细观察，如“敬德街边过，金幢映万家。佳姬丽菩萨，良货富灯沙。菁赤大于碗，枣丹长胜瓜。风头来异馥，雕槛绽兰花。”(十三)“百丈圜丘耸，焚柴旧祭天。琉璃符彩射，椒桂异香传。”(十四)在诗中描绘了一派繁华、富丽堂皇的景象。
二者在艺术方面也有诸多的异同之处。
首先，原诗和次韵都运用了丰富的典故。杜甫是用典高手，黄生《杜诗说》云：“杜诗之所以集大成者，以其上自《骚》、《雅》，下迄齐梁，无不咀其英华，探其根本。加以五经三史，博综贯穿，如五都列肆，百货无所不陈，如大将用兵，所向无不如意。材之所取者博，而运以微茫窈渺之思；力之所自负者宏，而寓以沉郁顿挫之旨。”[10]杜甫善于用典且手法自然。《秦州杂诗》中就有不少典故，如杜甫在表达对国运的担忧时说：“属国归何晚？楼兰斩未还。”(七)“属国”即“典属国”，指唐朝使节，可能当时唐朝有出使吐蕃的使臣迟留未归。此处用了汉苏武从匈奴归国后任典属国的典故。“楼兰”句反用傅介子斩楼兰国王之事，说吐蕃侵扰的威胁并未解除。杜甫认为唐王朝此刻已摇摇欲坠，类似苏武归国、傅介子斩楼兰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故老思飞将，何时议筑坛？”(十九)用的是汉代飞将军李广的典故，表达了杜甫对人才的渴望以及对朝廷压抑人才的不满。在描写自己在秦州的隐逸生活时，杜甫又运用了阮籍和庞德公这两位隐士的典故：“阮籍行多兴，庞公隐不还。”(十五)阮籍是魏晋时半官半隐的名士，经常乘兴而游，庞德公曾拒绝刘表礼请，以采药终生。再如“闻道寻源使，从天此路回。”(八)用的是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的典故。“为报鸳行旧，鹪鹩在一枝。”(二十)化用了《庄子·逍遥游》“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句。二十首诗几乎首首用典，每个典故都将现实与历史恰当地联系起来，使古今情事融为一体，现实具有了历史的厚度，历史因现实而焕发了生机，诗句的表现力增强，诗歌的内涵因而更为丰富。
柳梦寅熟谙中国文化，在行动受到约束、交流受到限制的情况下，更愿意在诗文中引经据典以显示才学，表达自己内心的独特感受。在二十首次韵中，他用了大量的典故。如在感叹天朝不重人才、才华难以发挥时就用了多个典故：“死马凭谁买，取熊斯不难。金台苔色老，柴市叶声干。”(十九)“朝罢回驯象，期门卧鼓鼙。”(十一)“死马”句说的是燕昭王听取谋士郭隗的建议以重金买千里马的骨头，最终得到了三匹千里马，这暗喻对待人才的正确态度；“取熊”句用的是《孟子》舍生取义的典故；“金台”是说燕昭王筑高台、出厚币以招揽人才之事，台上苔色已老说明早已闲置不用，即朝廷已不再聘用贤才。“柴市”指文天祥就义之所，此处黄叶枯干、一片凄凉，说明已经很久没有文天祥这样的民族英雄了。“驯象”即驯养之象。《汉书·武帝纪》载：“元狩二年，南越献驯象。”颜师古注引应劭曰：“驯者，教能拜起周章，从人意也。”[11]驯养之物必须听从人的意愿而无自由。“鼓鼙”指作战用的大鼓和小鼓。“期门”为官名，汉武帝时置，掌执兵扈从护卫。《汉书·地理志下》：“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12]柳梦寅说自己朝拜回来如驯象那样被约束，服从别人的意志；又如鼓鼙，本应在战场上发挥重要作用，现在却在官署，其实是说人才未尽其用。柳梦寅连用多个典故重申了自己没有自由、不受重视、无法施展才华的苦闷和无奈。次韵中的典故不仅数量多，而且类型丰富，历史、人物、词语、地理等均有涉及。这些典故增加了诗歌的文化内涵，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但过于密集，使得诗歌少了活力和自然美，而且不容易解读，艺术性因而受到影响。
其次，原诗和次韵都有意象密集的特点。原诗以“山”“水”“云”“月”“风”“雨”“孤城”“边塞”“落木”“落日”“秋草”等自然意象为主，描写了边地阴冷荒凉，整体色调是灰暗的，如“边秋阴易久，不复辨晨光。”(十七)“塞云多断续，边日少光辉。”(十八)而整体氛围则是冷清的，如“苔藓山门古，丹青野殿空。”(二)“浮云连阵没，秋草遍山长。”(五)“萧萧古塞冷，漠漠秋云低。”(十一)这既是对地处偏僻又逢连年战乱的秦州的客观描绘，也是对诗人当时忧虑、愁苦情绪的正面衬托。
次韵则以“银烛”、“翠袖”、“雕鞍”、“新花”、“更漏”、“宫殿”、“庙宇”、“街道”、“金幢”、“佳姬”、“琉璃”等人文意象为主，描写了京城的繁华、富庶，如“金像安朱殿，璇题刷碧空。”(二)“日华红箔焕，风色彩幡斜。”(三)“谁家歌吹闹，楼上笑花颜。”(七)整体色调是绚烂的，整体氛围是热闹的。但此时此地的诗人却并不快乐。繁华、热闹不仅不属于他，却恰恰反衬了他的失落和孤寂，也让他远离现实，沉入历史或虚幻的想象。
原诗和次韵在色调和氛围上的不同除了意象使然，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二者用词的差异。两位诗人在选词上都很着力，力求最贴切地描绘出客观环境和主观感受。杜甫本是调色高手，喜欢用各种颜色词绘景描物，如“翠深开断壁，红远结飞楼。”(《晓望白帝城盐山》)“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绝句》)但在二十首《秦州杂诗》中明亮、艳丽的色彩词却只有“丛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九)处，而是更多选择了“悲”、“空”、“愁”、“寒”、“哀”、“孤”、“落”、“冷”等词语表达在特定环境中的特别感受。“这些偏冷偏暗的色调无疑折射出诗人心境的色泽”[13]也和所用意象及整体色调、氛围的感情色彩是一致的。柳梦寅次韵的选词风格则相反，他不仅运用了“笑”、“满”、“乐”、“繁”、“丽”、“富”等和杜诗相反的词语，还运用了“红”、“金”、“翠”、“紫”、“银”、“朱”等艳丽的色彩词营造了一个绚烂多彩的客观世界，即使在描写被囚玉河馆，同行者多染疾病，而自己于秋夜中独坐望月思乡时，也有“新花菊耀墙”(十七)这样的亮丽景色，这似乎与诗人当时的感情色彩相矛盾。但正如顾随所说：“平常人写凄凉多用暗淡颜色，不用鲜明颜色，能用鲜明的调子去写暗淡的情绪是以天地之心为心。———只有天地能以鲜明的调子写暗淡情绪，如秋色是红、是黄。以天地之心为心，自然小我扩大，自然能以鲜明色彩写凄凉。”[14]因此，柳梦寅的这种浓墨重彩恰恰和他的暗淡情绪形成巨大的反差，使表达效果更加强烈，也不失为一种巧妙的写法。
总体上看，原诗纯朴，次韵华丽；原诗一气呵成、浑然一体，次韵则有堆砌、罗列的痕迹；原诗多正面描写，次韵则多用反衬手法。比较而言，原诗自然、清新，次韵雕琢、富丽，高低上下自然分晓。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完全否定次韵，因为次韵要受到内容、体裁、韵脚的束缚，是一种很难的创作方式，况且当时不能自由活动的柳梦寅本人也受到题材的限制，能写到如此程度已经十分难得。
三
柳梦寅创作次韵并不完全是偶然之举，而是有着重要的基础，那就是在积极接受和批评的基础上，对杜诗的理解和吸收。除了上述二十首次韵以外，柳梦寅还以各种方式接受了杜诗。
首先是读杜诗，这是他接受杜诗的基础。柳梦寅的父亲就喜欢读杜诗、学杜诗。柳梦寅回忆说：“考有诗名，洪相国暹骚家哲匠，盛推之，称善学杜。”[15](《赠议政府领议政行司赡副正柳公神道碑铭并序》)他本人从幼年直到去世，几乎一生都在读杜诗，就在他晚年被罢黜后，也还是以读杜诗为慰藉。他说：“余之摈于朝适四载，初年读左氏，次年读杜诗著杜评，次年诵杜诗，抵今年不替。”[16](《题天柱山人钟英诗轴序》)又说：“梦寅处江湖，闲无事，前年读左氏，今年诵杜诗，此真临年者伴也，以此饯余生足矣。”[17](《奉月沙书》)长期的阅读让柳梦寅对杜诗颇为熟悉，当他听说中国隐士郑措大为自己的房屋取名“寒碧堂”时，有感而发，作了一篇《寒碧堂记》。文章开篇就解释了寒碧堂名字的意义和来历：“寒者何？竹也。碧者何？沙也。堂之名寒碧何？以其地有竹、沙也。竹沙之称寒碧何？取杜子‘竹寒沙碧浣花溪’者诗也。”[18]他还为不知此典者而感到遗憾，说：“吁！人徒知寒者寒、碧者碧，而不知‘寒碧’二字之出于诗，不足以识其趣也。”[19]
其次，是引用杜诗。柳梦寅在熟读杜诗的基础上，还能在写文章时信手拈来、适时引用，以充实文章内容或佐证自己的观点。如他在阐明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的道理时就引用了杜甫诗句：“杜子曰：‘乃知五岳外，别有他山尊。’安知中国之外，有高古之文章，不下于左马者乎？后生勉乎哉！”[20](《题汪道昆副墨》)在《游头流山录》中为了证明头流山就是“三神山”之一的方丈山，他也引用了杜诗及注释说：“杜诗有‘方丈三韩外’之句，注曰：‘在带方国之南。’今按龙城古号带方，则头流乃三神山之一。”[21]又如“杜子之诗曰：‘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22](《赠三藏庵上人慈洎序》)“杜子曰：‘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23](《与尹进士彬书》)
再次，是化用杜诗。柳梦寅能灵活地将杜诗化为养料以充实自己的创作。杜甫有名句曰：“读书破万卷”，柳梦寅在《漫兴三首(其二)》中化为“读破兵书三百卷”。柳梦寅在中国期间曾作有“万里经秋病更多”(《蓟门二首(其二)》)、“我辞故国动经年”(《送陈奏使韩应寅先归》)的诗句，分别化用了杜甫的“万里悲秋常做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登高》)和“一辞故国十经秋”(《解闷十二首(其三)》)之句。从柳梦寅的“数行边雁空成字，三月家书倍抵金”(《次阴浦夜雨排闷韵二首(其一)》)中我们又能隐约识辨出杜甫的“边秋一雁声”和“家书抵万金”之句。可见柳梦寅已经将杜甫的一些诗句吸收、消化并融入到自己的诗作之中，且少有拼接的痕迹，读来似曾相识又觉别有情韵。
柳梦寅同时也是一位批评家，在诗歌批评上颇有成就，在接受杜诗的同时，柳梦寅对杜甫及其诗歌也展开了有价值的批评。这些批评散见于《於于集》和稗说类文集《於于野谈》。另外，他在《题天柱山人钟英诗轴序》一文中提及“著杜评”，可惜著作未能流传。
首先，柳梦寅肯定杜甫的创作态度和诗歌成就。在《於于野谈》中有这样一段话：“万历丁酉戊戌间，中原发舟师防倭。天将陈璘等到泊南海，鳌城府院君李公候马。天将有一人于箧中出宝藏以锦楮十袭，次第开之，其中有一书乃杜子美手稿。‘倚江南树草堂前’者，诗也。句句字字皆点窜无完语，只‘东南飚风动地至’一句无点化处，其余皆浓墨以改之，其字体颇拙。子美着心辛苦，缘诗致瘦。可想以诗中之圣，必构草笔削，不敢等闲作一语，况后之人下此。且千百倍而欲随意挥洒者，虽快于一时，其于传后也何如？”[24]这段记载说明杜甫作诗不轻易定稿，而是反复斟酌、修改。柳梦寅赞许杜甫这种严谨的创作态度，认为这样作出来的诗才能流传久远。柳梦寅对杜甫秉笔直书的诗风也表示赞同，他说：“然而近读李杜诗，杜诗语多触讳，直斥李林甫曰：‘阴谋秉钧。’”[25](《答崔评事有海书》)李林甫权势极高，杜甫敢于直斥他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柳梦寅其实在肯定杜甫诗风的同时也赞许了他的人格。
关于杜诗成就，前人早有公论，如元稹在杜甫《墓志铭》中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26]柳梦寅则只把杜甫放在有唐一代诗人中评价，他说：“浩然高、应物雅、摩诘工、贾岛清、日休险、商隐奇，而杜子美统之。”[27](《游头流山录》)唐代是诗歌发展的顶峰，柳梦寅认为杜甫是顶峰上的顶峰，肯定了杜甫为诗歌的集大成者，这无疑是至高的评价。
其次，也指出了杜甫创作的不足。因为，任何大家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对杜甫的创作，前人也有指瑕，如王夫之认为杜诗“终觉于史有余，于诗不足。”[28]叶燮也曾指出杜诗有“累句”之病。柳梦寅根据杜诗的实际和自己的喜好也指出其不足之处，如《於于野谈》记载：“或问李杜优劣，答曰：‘李诗曰：“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杜诗曰：“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赋花柳一也，而李自然、杜雕琢，其优劣可立辨。’”[29]又说：“李杜事雕琢，一代扬虚誉。”[30](《拟李白古诗五十九首(其一)》)柳梦寅还觉得“太白、子美能诗而不能文”[31](《赠表训寺僧慧默序》)是一个遗憾。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却未免偏颇，因为比较来看，杜甫的散文的确不如诗歌，但也因为他的诗歌太出色，以致于掩盖了散文的成就。
可以说，柳梦寅对杜甫及其诗歌都有着比较全面的了解，通过积极学习、引用、化用杜诗以及对杜甫、杜诗的深入批评，为创作《燕京杂诗》二十首(次杜少陵秦州杂诗)做好了准备。由于特定的环境和创作方式的影响，柳梦寅的次韵虽然总体成就上较原诗打了折扣，但以亮色反衬悲情的独特手法以及诗歌中深刻丰富的文化内涵使其仍然具有很高的水平和欣赏价值。可以说，柳梦寅对杜甫、杜诗的理解和接受集中体现在《燕京杂诗》中，这组诗也称得上是中朝诗歌交流的一个典范。
注释：
[1][3][6][7][8][9][15][16][17][18][19][20][21][22][23][25][27][30][31][朝]柳梦寅《於于集》(韩国文集丛刊第63辑)，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1年。
[2][韩]全英兰《杜诗对高丽、朝鲜文坛之影响》，《杜甫研究学刊》2003年第1期。
[4]吴乔《答万季野诗问》，王士禛《诗问四种》，齐鲁书社1985年。
[5][26]刘昫《旧唐书》卷196，中华书局1975年5月。
[10]仇兆鳌《杜诗详注附编·诸家论杜》，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11][12]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6月。
[13]童强《论杜甫秦州诗的特点》，《杜甫研究学刊》1999年第1期。
[14]顾随《诗文丛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
[24][29][朝]柳梦寅《於于野谈》，[韩]赵锺业编《韩国诗话丛编》，韩国太学社1996年。
[28]王夫之《古诗评选》卷四，《船山全书》第十四册，岳麓书社1992年。
作者：曹春茹，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博士，10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