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第三编 魏晋南北朝文学

第三编 魏晋南北朝文学

绪论

     从魏晋开始，历经南北朝，包括唐代前期，是中国文学中古期的第一段。综 观这段文学，是以五七言古近体诗的兴盛为标志的。五古在魏晋南北朝进入高潮，七古和五七言近体在唐代前期臻于鼎盛。

     魏晋南北朝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 在这些变化中是最有意义的，正是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的变化和发展。这期间宫廷起着核心的作用，以宫廷为中心形成文学集团。集团内部的趋同性，使文学 在这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一种群体性的风格，另一段时间又呈现为另一种风格，从 而使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相当明显。文学集团内出现了一些杰出的作家，如曹植、阮籍、庾信，但成就最高的陶渊明却不属于任何集团，他以超然不群的面貌高踞 于众人之上。魏晋南北朝文学对两汉文学的继承与演化，在五言古诗和辞赋方面 痕迹最明显。文人在学习汉乐府的过程中将五言古诗推向高峰；抒情小赋的发展及其所采取的骈俪形式，使汉赋在新的条件下得到发展。

第一节 文学的自觉与文学批评的兴盛

     文学自觉的标志 从人物品评到文学品评从文体辨析到总集的编纂 文学理论体系的建立 新的文学思潮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相对于文学创作异常地繁荣，（魏）曹 ぶ《典论·论文》、（西晋）陆机《文赋》、（梁）刘勰《文心雕龙》、（梁）锺嵘《诗品》等论著以及（梁）萧统《文选》、（陈）徐陵《玉台新咏》等文学 总集的出现，形成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高峰。

     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兴盛是与文学的自觉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的自觉是一个相 当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是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的。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 类。汉朝人所谓文学指的是学术，特别是儒学，《史记·孝武本纪》：“而上向 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 这里所说的文学显然是指学术。到了南朝，文学有了新的独立于学术的地位，宋 文帝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宋）范晔《后汉书》单列《文苑 列传》，与《儒林列传》等并立，都是重要的标志。同时又有文笔之分，《文心雕龙·总术》：“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这代 表了一般的认识。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篇》对文笔之分有进一步的说明： “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渭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 摇荡。”萧绎所说的文笔之别已不限于有韵无韵，而强调了文之抒发感情以情动 人的特点，并且更广泛地注重语言的形式美。他所说的“文”已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了。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 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文体辨析可以上溯至《汉书·艺文 志》，至于《东观汉纪》以及蔡邕的《独断》、刘熙的《释名》等反映了早期的文体辨析的意识。更为明晰而自觉的文体辨析则始自曹丕的《典论·论文》，他 将文体分为四科，并指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 诔尚实”，“诗赋欲丽”。《文赋》进一步将文体分为十类，对每一类的特点也有所论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将诗和赋分成两类，并指出“诗缘情而绮靡， 赋体物而浏亮”的特点。（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就现存佚文看来，论 及１２种文体，对各种文体追溯其起源，考察其演变，并举出一些作品加以讨论，比曹丕和陆机又进了一步。（东晋）李充《翰林论》联系风格来辨析文体，是对 文体风格的进一步探讨。到了南朝，文体辨析更加深入系统了，（梁）任昉的 《文章缘起》分为８４题，虽不免琐碎，但由此可见文体辨析的细致程度。至于《文心雕龙》和《文选》对文体的区分既系统，对文体的讨论也很深入。《文心 雕龙》的上篇主要的篇幅就是讨论文体，共分３３大类。其《序志》说：“原始 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对每种文体都追溯其起源，叙述其演变，说明其名称的意义，并举例加以评论。《文选》是按文体编成的一 部文学总集，当然对文体有详细的辨析，这在下文还要讲到。如果对文学只有一 种混沌的概念而不能加以区分，还不能算是对文学有了自觉的认识，所以文体辨析是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文学之所 以成为文学，离不开审美的特性。所谓文学的自觉，最重要的或者说最终还是表 现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上面提到过，“诗赋欲丽”的“丽”，“诗缘情而绮靡”的“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浏亮”，便已经是审美的追求了。 到了南朝，四声的发现及其在诗歌中的运用，再加上对用事的对偶的讲究，证明 他们对语言的形式美有了更自觉的追求，这对中国文学包括诗歌、骈文、词和曲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而《文心雕龙》以大量篇幅论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 征，涉及情采、声律、丽辞、比兴、夸饰、练字等许多方面，更是文学自觉的标 志。

     汉代末年在察举制度下，士族中已经流行着乡党评议的风气，如许劭与从兄 许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此外，郭太也以关于鉴人而名闻天下。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以后，人物品 评的风气更加兴盛。（魏）刘卲（或作“劭”、“邵”）的《人物志》总结了鉴 察人物的理论和方法，特别重视人的材质，形成才性之学。（宋）刘义庆《世说新语》的《识鉴》、《赏誉》、《品藻》、《容止》等门，记载了许多品评人物 的生动事例。人物品评在汉末多带有预言成败的意味，偏重在识鉴人才、拔擢俊 彦，所以品评的重点在政治、道德方面。魏晋以后的人物品评有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在预言性和政治、道德的评议外，增加了许多审美的成分，为已经享名的人 物用形象的语言、比喻象征的手法加以品题。如《世说新语》中的这些品题： “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赏誉》）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赏誉》） “时人道阮思旷：‘骨气不及右军，简秀不如真长，韶润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渊 源，而兼有诸人之美。’”（《品藻》）“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容止》）《世说新语》中品题人物常见的审美概念有：清、神、 朗、率、达、雅、通、简、真、畅、俊、旷、远、高、深、虚、逸、超等，其中 最常见的是：真、深、朗三者。而用作比喻的又不乏自然物象，如：千丈松、松下风、玉树、玉山、云中白鹤、龙跃云津、凤鸣朝阳。人物审美的兴盛，对文艺 审美起了催化的作用。有的文学审美范畴来自人物审美，如“风骨”、“骨气”、 “风神”、“清虚”、“清通”、“高远”、“情致”、“才情”等。而人物流品的划分，也直接影响着文艺批评，锺嵘《诗品》、庾肩吾《书品》、谢赫《古 画品录》，就是明证。

     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建立了完整的体系。 《文心雕龙》共５０篇，包括总论５篇，文体论２０篇，创作论１９篇，批评论５篇，最后一篇《序志》是全书的自序。它的内容博大精深，主要的贡献在以下 两个方面：一、论述了文学发展的外部原因和内部规律。关于外部原因，它认为：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序》）将文学的变化与社会的风俗、政治的兴衰联系起来。关于内部规律，它总结为“通”和“变”（《通变》）， 也就是继承和创新两方面的交互作用。刘勰在《明诗》等篇中论述了一些文体在 历代的演变过程，《才略》则评论了历代的作家，这些论述已成为后人研究文学史的重要参考，至今仍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二、总结了许多宝贵的文学创作 经验，揭示了创作活动的奥秘，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作论。关于创作论， 陆机在《文赋》里就有深入的探讨了，特别是对驰骋想象，捕捉形象，发挥独创性，以达到“意称于物”这个过程，描述得相当精彩。在《文心雕龙》中创作论 这一部分是全书精粹，书中有许多精辟的概括，如“神思”、“体性”、“风骨”、 “定势”、“情采”、“隐秀”等，涉及形象思维、艺术想象、艺术风格、艺术构思等许多重要的问题，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总集的编纂是文体辨析的自然结果。萧统的《文选》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 李善注《文选》六十卷，选录了先秦到梁代共１３０人的作品，另有古乐府三首和《古诗十九首》，共七百馀篇。此书的编排方法是先将文体分为赋、诗、骚、 七、、诏、册、令、教、文等３７大类，然后在一些大类之下再按题材分为若干 小类，如赋又分为“京都”等许多小类。其中诗占了将近１３卷的篇幅，共３３４首，是各类中数量最多的。从萧统所选诗歌可以看出，他带有较大的宽容性， 他选诗最多的三位诗人是：陆机５２首、谢灵运４０首、江淹３１首，以今天的 眼光看来他们不一定是最优秀的。在标举第一流的诗人这方面，萧统的眼光并不是第一流的；但在推崇被忽视的优秀诗人（如陶渊明、鲍照）这方面，他却有极 高的眼光。陶渊明入选８首，鲍照入选１８首，他们在《文选》中得到这样高的 地位，说明萧统是一位很有文学眼光的选家。《文选》自唐代以来赢得文人的广泛重视，并逐渐形成“文选学”，它在文学史和文献学上的地位是值得重视的。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论著中，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文学 思潮，这就是努力将文学从学术中区分出来，进而探寻文学的特点、文学本身的分类、文学创作的规律，以及文学的价值。在汉代，儒家诗都占统治地位，强调 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诗歌被视为“经为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 俗”（《诗大序》）的工具。至于诗歌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魏晋以后，诗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整个文学思潮的方向也是脱离儒家所强调的 政治教化的需要，寻找文学自身独立存在的意义。这时提出了一些崭新的概念和 理论，如风骨、风韵、形象，以及言意关系、形神关系等，并且形成了重意象、重风骨、重气韵的审美思想。诗歌求言外之意，音乐求弦外之音，绘画求象外之 趣，各类文艺形式之间互相沟通的这种自觉的美学追求，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 代的到来。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就是在这种新的文艺思潮的影响下展开的，同时它 也为这种文艺思潮提供了赖以产生的实践依据。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服务于政治教化的要求减弱了，文学变成个人的行为，抒发个人的生活体 验和情感。赋，从汉代的大赋演化为魏晋南北朝的抒情小赋，便是很有代表性的 一个转变。五言古诗在汉末蓬勃兴起，文人的个人抒情之作《古诗十九首》被后人奉为圭臬。此后曹植、王粲、刘桢、阮籍、陆机、左思、陶渊明、谢灵运、鲍 照、谢朓、庾信，虽然选取的题材不同、风格不同，但走的都是个人抒情的道路， 他们的创作也都是个人行为。其中有些政治抒情诗，抒写政治生活中的愤懑不平，也并不带有政治教化的目的。至于梁陈宫体诗，虽然出自宫廷文人之手，也只是 供宫廷娱乐之用而已。诗人们努力的方向在于诗歌的形式美，即声律、对偶、用 事等语言的技巧，以及格律的完善。正是在这种趋势下，中国的古诗得以完善，新体诗得以形成，并为近体诗的出现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唐诗就是在此基础上 达到了高峰。

    

第二节 动乱中文人的命运与文人的风尚

     乱世与乱世文学 文人多遭杀戮的命运 药与酒：生死主题、求仙主题、 隐逸主题

     如果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称作乱世，也许并不过分。汉末的战乱，三国 的纷争，西晋统一不久发生的“八王之乱”，西晋的灭亡与晋室的东迁，接下来北方十六国的混战，南方东晋王敦、桓玄等人的作乱，北方北齐、北魏、北周等 朝代的一次次更迭带来的斗争，南方宋、齐、梁、陈几个朝代的更迭带来的争斗， 以及梁末的侯景之乱，再加上东晋、南朝的北伐，北朝的南攻，在三百多年里，几乎没有多少安宁的时候。战乱和分裂，成为这个时期的特征。战争使很多人丧 生，伴随着战乱而来的饥馑、瘟疫以及人口的大规模迁徙，不知又夺走了多少人 的生命。这种在状况在文学作品中可以得到印证，曹操的《蒿里行》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千里无鸡鸣”说出人烟的 荒凉，“生民百遗一”说出人口的锐减。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四说：“徘徊 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馀。”写到整个村庄的灭绝。

     魏晋南北朝文学是典型的乱世文学。作家们既要适应战乱，又要适应改朝换 代，一人前后属于两个朝代甚至三个朝代的情况很多见。敏感的作家们在战乱中最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 能为力，从而形成文学的悲剧性基调，以及作为悲剧性基调之补偿的放达，后者 往往表现为及时行乐或沉迷声色。

     这种悲剧性的基调又因文人的政治处境而带上了政治的色彩。许多文人莫名 其妙地卷入政治斗争而遭到杀戮，如孔融、杨修、祢衡、丁仪、丁廙、嵇康、陆机、陆云、张华、潘岳、石崇、欧阳建、孙拯、嵇绍、牵秀、郭璞、谢混、谢灵 运、范晔、袁淑、鲍照、吴迈远、袁粲、王融、谢朓等。还有一些死于西晋末年 的战乱之中，如杜育、挚虞、枣嵩、王浚、刘琨、卢谌等。

     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很自然地形成一些共同的主题，这就是生死主题、 游仙主题、隐逸主题。这些主题往往以药和酒为酵母引发开来，药和酒遂与这个时期的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生死主题主要是感慨人生的短促，死亡的不可避免，关于如何对待生、如何 迎接死的思考。在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中已有不少感叹生死的诗歌，《薤露》、《蒿里》之作，以及“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等诗句，可以说是这类主题的 直接源头。魏晋以后生死主题越发普遍了，曹丕的《又与吴质书》很真切地表现 了当时带有普遍性的想法：“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 良有以也。”他因疾疫造成众多亲故死亡而深感悲痛，由此想到少壮当努力成就 一番事业，又想秉烛夜游及时行乐。生与死是一个带有哲理意味的主题，如果结合人生的真实体验可以写得有血有肉，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 日苦多。”（曹操《短歌行》）“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死去何所道， 托体同山阿。”（陶渊明《拟挽歌辞》）“春草暮兮秋风惊，秋风罢兮春草生。绮罗毕兮池馆尽，琴瑟灭兮丘垄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江淹 《恨赋》）如果陷入纯哲学的议论又会很枯燥，如东晋的玄言诗。对待人生的态 度无非四种：一是提高生命的质量，及时勉励建功立业；二是增加生命的长度，服食求仙，这要借助药；三是增加生命的密度，及时行乐，这须借助酒。第四种 态度，就是陶渊明所采取的不以生死为念的顺应自然的态度。从陶诗看来，他不 再是一个自叹生命短促的渺小的生灵，他具有与“大化”合一的身份和超越生死的眼光，因此他的这类诗歌便有了新的面貌。

     游仙主题与生死主题关系很密切，主要是想象神仙的世界，表现对那个世界 的向往以及企求长生的愿望。《楚辞》中的《离骚》、《远游》已开了游仙主题的先河，不过那主要是一种政治的寄托。魏晋以后，游仙主题作为生死主题的补 充，企求长生的意思变得浓厚了。如曹操的《气出唱》、《精列》，曹植的《游 仙》、《升天行》、《仙人篇》，张华的《游仙诗》，何劭的《游仙诗》，已经构成一个游仙的系列。特别是郭璞的多首《游仙诗》，使游仙主题成为魏晋南北 朝文学中不可忽视的一个主题了。

     隐逸主题包括向往和歌咏隐逸生活的作品，也包括招隐诗、反招隐诗，形成 这个时期的一种特殊的文学景观。隐逸思想早在《庄子》书中就体现得很强烈了，隐逸主题可以追溯到《楚辞》中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汉代张衡的《归田赋》， 可以视为表现这类主题的早期作品。到了魏晋以后，沿袭《招隐士》的作品有左 思和陆机的《招隐诗》、王康琚的《反招隐诗》。沿袭《归田赋》的作品有潘岳的《闲居赋》。而陶渊明的大量描写隐逸生活和表现隐逸思想的作品，则使这类 主题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锺嵘《诗品》说他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至 于其他许多人的作品中，表达隐逸思想的地方就不胜枚举了。隐逸主题的兴起与魏晋以后士人中希企隐逸之风的兴盛有直接关系，而这种风气又与战乱的社会背 景和玄学的影响有关。

    

第三节 门阀制度与门阀观念下的文学创作

     士族与庶族的对立 寒士的不平 文学家庭 宗教与伦理

     早在东汉后期，士大夫中就出现了一些世家大族，他们累世公卿，专攻一经， 门生、故吏遍天下，在察举、征辟中得到优先，是一个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占据了特殊地位的阶层。士族的势力在曹操掌权时一度受到抑制，到了魏和西晋重 新兴起。魏文帝曹丕建立九品中正制，因为中正官把持在士族手中而形成“上品 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的局面。士族子弟经过中正品第入仕，形成世代相传的贵胄；而寒门庶族几乎失去了入仕的机会。进入东晋，士族 门阀的势力更加强盛，特别是一些高级士族控制了中央政权，形成“王与马，共 天下”（《晋书·王敦传》）的局面。这种门阀政治是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在东晋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到了南朝，士族势力衰微，遂又回到皇 权政治。

     门阀制度阻塞了寒士的仕进之路，一些才高的寒士自然心怀不平，士族和庶 族的对立成为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寒士的不平反映在文学创作中，也就成为这个时期文学的一个特色。其实寒士的不平早在战国时代的文学作品中就有所 反映了，《楚辞》宋玉《九辩》：“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算是他们最早 的呼喊。《古诗十九首》：“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坎坷长苦辛。”则反映了寒士希望改变其地位的要求。魏晋南 北朝时期，在门阀制度下，寒士的不平更为强烈，在诗中的呼喊之声也就更为高 亢。左思《咏史》其二：“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形象地反映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社会情况。其六写出自己这一介寒 士的高傲：“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其五最后 两句：“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则充分表现了寒士的气概。鲍照也将寒士的不平倾泻到诗中，如“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 躞垂羽翼”（《拟行路难》其六）。

     文学家族的大量出现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例如：三曹（曹操及其子曹丕、 曹植）；阮瑀及其子阮籍；嵇康及其子嵇绍、绍从子嵇含；三张（张载及其弟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两潘（潘岳及其从子潘尼）；傅玄及其 子傅咸；谢安及其孙谢混，谢混及其族子谢灵运、谢瞻、谢晦、谢曜，谢灵运及 其族弟谢惠连、其同族的谢朓；萧衍，其子萧纲、萧绎。文学家族的大量出现与门阀制度有直接的关系，文学乃至文化集中在少数世家大族手中，与政治的权力 一起世代相传。文学家族在魏晋两代尤盛，南朝以后逐渐减少，这与南朝门阀势 力的逐渐衰微的趋势是一致的。

     重视门第的风气在文学作品中还表现为对宗族关系和伦理观念的强调。在魏 晋南北朝的诗中，有一些追述或炫耀自己宗族门第的作品，在那些表现伦理关系或规诫子弟的诗中也往往带有追述先祖功德的内容，以及绍续家风、重振家业的 愿望和使命感，而且多用典雅的四言形式写成。例如：王粲《为潘文则作思亲诗》， 曹植《责躬》，潘岳《家风诗》，陆机《与弟清河云诗》，陆云《答兄平原诗》，左思《悼离赠妹诗》，潘尼《献长安君安仁诗》、《赠司空掾安仁诗》，谢混 《戒族子诗》，陶渊明《命子诗》、《赠长沙公诗》等。有趣的是进入南朝以后， 随着士族的没落，这类诗几乎不见了，谢灵运的《述祖德》五言诗二首算是例外。

    

第四节 玄学对文学的渗透

     摆脱两汉经学的束缚 自然与真 言意与形神 魏晋风流：颖悟旷达真率之 美 从玄言到理趣

     魏晋时期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的理论形态就是魏晋玄学。魏晋 玄学的形成和老庄思想有明显的关系，东晋以后又吸取了佛学的成分，步入新的阶段。这是一种思辨的哲学，对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维都进行了纯哲学的思考。 它和两汉的神学目的论、谶纬宿命论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魏晋玄学提供了 一种新的解释经籍的方法，对于打破汉代繁琐经学的统治也起了积极的作用。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是中国思想史的一大转折。

     玄学有几个重要的论题：崇有与贵无、名教与自然、言意之辨、形神之辨、 名理之辨。对文学和艺术有直接影响的是崇尚自然的一派、言不尽意的一派和得意忘言的一派。

     “自然”一词不见于《论语》、《孟子》，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其所谓 “自然”，不是近代所谓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自然界，而是一种状态，即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天然而然的。玄学家郭象在《庄子注》中对老庄的自然之义 有进一步的发挥。老庄认为有一个先天地万物而生的道，郭象则认为连这样一个 道也不存在，之所以有万物，万物之所以如此，并不是由道产生的，也不是道使然的，是它们自然地如此。而“我”也是自己而然的，不取决于任何什么，也不 依赖于任何什么，因而完全独立。只要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无所待，无所使， 自然而然，就可以进入自由自如的境界。“真”，也不见于《论语》和《孟子》，是道家特有的哲学范畴。老子把“真”视为道的精髓、修身的极致。《庄子》对 “真”有一个界定：“真者，精诚之至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 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禄禄而受变于俗，故不足。”（《渔父》）这就是说：“真”是一种至淳至诚的 精神境界，这境界是受之于天的，性分之内的，自然而然的。圣人不过是谨慎地 守住这个精神境界，不受外物的干扰而已。不受礼教约束的、没有世俗伪饰的、保持其天性的人，就是“真人”。这样看来，“真”和“自然”有相通的地方， 它们不仅属于抽象理念的范畴，又属于道德的范畴。玄学中崇尚自然的思想，其 影响所及就是进一步确立了以“自然”与“真”为上的审美理想。“自然”和 “真”，在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虽然还未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体 现着这种美的陶渊明的出现，以及嵇康、阮籍、锺嵘、刘勰、萧统等人关于“自 然”和“真”的论述，却对此后整个中国文学产生了极极深远的影响。嵇康和阮籍本身就是玄学家；陶渊明不仅是诗人也是哲人，他的思想和玄学有很深的关系。 陶渊明的作品是魏晋玄学渗入文学之中所结出的硕果。后人极力推崇陶渊明，并 把他的自然和真视为文学的极致，证明了玄学对文学产生的积极影响。

     言意之辩讨论的内容是言辞和意旨之间的关系，其中言不尽意论和得意忘言 论对文学创作和文学鉴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以荀粲为代表的言不尽意论，认为言可达意，但不能尽意，指出了言意之间的联系和差别，以及言辞在表达意旨时 的局限。以王弼为代表的得意忘言论，认为象的功用是存意，言的功用是明象， 只要得到象就不必拘守原来用以明象的言，只要得到意就不必拘守原来用以存意的象。如果不忘象就不能真正得到意，不忘言就不能真正得到象。要想真正得到 意必须忘象，要想真正得到象必须忘言。言不尽意论对创作论有所启发，得意忘 言论对鉴赏论有所启发。语言是人类伟大的创造，然而它同人类丰富的感情、心理相比，同大千世界相比，又是苍白无力的。文学创作欲求达意，最好的方法是： 既诉诸言内，又寄诸言外，充分运用语言的启发性和暗示性，以唤起读者的联想， 让他们自己去体味那字句之外隽永深长的情思和意趣，以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陆机在《文赋》中已经注意到文学创作中的言意关系：“恒患意不称物， 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此后，陶渊明《饮酒》其五说：“山气日 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刘勰《文心雕龙·神思》说： “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 意在咫尺而思隔山河。”“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至 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其微矣乎！” 锺嵘在《诗品》中每以滋味论诗，他说：“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心动，是诗之 至也。”滋味，固可求诸言内，更须求诸言外。言有尽而意无穷。这个道理对诗 人和读者都很重要。中国诗歌的艺术精髓说到底就在于此。而这正是受了魏晋玄学的启发而得到的。

     新的社会思潮改变着士大夫的人生追求、生活习尚和价值观念。儒家的道德 教条和仪礼规范已失去原有的约束力，一种符合人类本性的、返归自然的生活，成为新的追求目标。身外的功业荣名既然受到怀疑，便转而肯定自身的人格。身 后的一切既然那么渺茫，便抓紧即时的人生满足。他们以一种新的眼光看待世界， 以一种新的情趣体验人生，成为和汉儒不同的新的一代。

     这一代新人所追求的那种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就是魏晋风流。这是 “玄”的心灵世界的外观，也是那个乱世之下痛苦内心的折射。魏晋风流是在乱世的环境中对汉儒为人准则的一种否定，维系汉王朝统治的经学随着汉王朝的崩 溃而失去了昔日的控制力，在崇尚风流的魏晋士人看来，汉儒提倡的名教是人生 的执和障。而魏晋风流就是要破执除障，打开人生的新的窗户，还自我以本来的面目。构成魏晋风流的条件是玄心、洞见、妙赏、深情。魏晋风流表现在外的特 点则可以概括为：颖悟、旷达、真率。如果再加以概括，则可以说是追求艺术化 的人生，或者说是用自己的言行、诗文、艺术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这种艺术必须是自然的，是个人本性的自然流露。魏晋风流与文学有密切的关系。从表面看 来，阮籍、嵇康、王羲之、陶渊明等著名的文学家同时也是魏晋风流的代表人物， 他们的作品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魏晋风流的特点；《世说新语》这部著名的作品就是魏晋风流的故事集。从深层看来，魏晋风流下那种对人生艺术化的自觉追求， 那种对个性化的向往，那种自我表现的要求，那种无拘无束的氛围，正是文学成 长的良好气候。魏晋风流不仅对魏晋这两代文学产生影响，也对魏晋以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已成为一个美好的影像，映在后人的心里，不 断激发出文学的灵感。

     然而，魏晋玄学作为一种思辩性的哲学是不宜直接转化为文学的，一个直接 转化的例子就是占据了东晋诗坛达百年之久的玄言诗。严格地说玄言诗不算诗，因为那只是在诗的躯壳中放入玄理而已，没有诗之所以成为诗的最重要的东西。 可是，玄言诗毕竟沉淀了至少一种可贵的东西，那就是理趣。有的玄言诗不止是 抽象的说理，而是借助山水风景形成象喻，或者借着参悟山水风景印证老庄的道理，这样就有了理趣。王羲之等人的兰亭诗和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本是酝酿 于一次山水游赏的雅集，证明玄理和山水的融合已是必然趋势。不过在这些诗里 山水的描写并不多，理之趣也并不浓。此后陶渊明和他的邻里们的斜川之游，陶本人所留下的《游斜川》诗便是一首颇富理趣的山水诗了。而在陶渊明的其他许 多诗中，将玄理融入日常生活，或者说从日常生活中体悟出玄理，已成为他的艺 术特色。到了谢灵运手中，玄言的成分缩小为诗的尾巴，山水描写变成诗的主体，使玄言诗转向山水诗而获得新的生命。

     诗歌虽不宜成为玄理的枯燥注疏，但也需要理解以构成点睛之笔，这理趣被 宋代诗人发挥到极致。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来，玄言诗自有其不可完全抹杀的历史地位。

    

第五节 佛教与佛经翻译对文学的影响

     佛教的传入与佛经的大量翻译 文人与佛教 佛教对文学的影响：想象世界 的丰富 故事性的加强 四声的发现 词汇的扩大文学观念的多样化

     大约公元前六世纪到五世纪，释迦牟尼在古印度创建了佛教。“汉哀帝元寿 元年（公元前２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国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这是中国 佛教初传的历史坐标。大约东汉明帝永平八年（６５），传说明帝梦见金神，于 是遣使臣到天竺（今印巴次大陆一带）求法。永平十年（６７），史传天竺僧人竺法兰、迦叶摩腾以白马驮《四十二章经》及佛像到达洛阳，明帝以礼相迎。东 汉桓帝建和元年（１４７），大月氏僧支谶到洛阳弘佛，后译出《道品行经》等， 大乘佛教经典得以系统传入中国。建和二年（１４８）安息国僧人安世高到洛阳弘法，数年后译出《人本欲生经》等，小乘佛教经典得以系统传入中国。此后， 在汉末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大量译成中文，出现了支谦、康僧会、竺法护、 道安、鸠摩罗什、法显、佛陀跋陀罗、昙无谶、求那跋陀罗、菩提支流、真谛等众多的翻译家。其中竺法护共译佛经１５９部，鸠摩罗什共译佛经３５部，成绩 尤为卓著（据梁僧佑《出三藏记集》统计）。在北魏末共流通佛经４１５部，１ ９１９卷。这些佛经中有许多是印度或西域僧侣与汉人共同翻译的，在翻译过程中彼此切磋，不仅是思想的交流也是语言文字的交流。许多佛经的译本具有文学 性，如鸠摩罗什译《维摩诘经》、佛陀跋陀罗译《华严经》。除以上所举译经的 名僧外，慧远和达摩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影响也十分重大。

     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的大量翻译，在当时引起了震动，其震动所波及的文化领 域（思想、政治、经济、文学、绘画、建筑、音乐、风俗等）和阶层（从帝王到平民）极其广泛。仅从佛寺的修建情况，就可以看出佛教影响之大。今存的古寺 名刹中有许多是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如甘露寺、灵隐寺、云冈石窟、少林寺、 寒山寺等等。梁朝有寺２８４６座，僧尼八万二千七百馀人；仅建康（今南京）一地就有大寺七百馀座。北魏末，寺院约三万馀座，僧尼约二百馀万人（见唐法 琳《辩证论》卷三、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一二○）。北齐一朝，在僧官管辖下 的僧尼就有二百多万人，寺院四万馀座（见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八《法上传》）。这么多的古寺名刹、石窟摩崖，充分证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盛况。再从佛 教与政治的关系方面来看，南朝历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尤其笃信，曾四 次舍身入寺。东晋名僧慧远与许多权要都有来往。北朝虽然有禁佛事件，但总的看来历代帝王还是扶植佛教的。由此可以看出，佛教已经为魏晋南北朝文学营造 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

     文人与佛教的密切关系也值得注意。相传曹植曾为月氏人支谦详定所译《太 子瑞应本起经》。又游东阿鱼山，忽闻岩岫里有诵经声，清通深亮，即效而则之。 “今之梵唱，皆植依拟所造”，世称鱼山梵呗（《异苑》卷五）。谢安“寓居会 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 《晋书·谢安传》）。支遁（字道林）也是一位诗人，今存诗１８首。他与许询、孙绰、王羲之等都有交往。慧远在庐山与谢灵运、刘遗民、宗炳等许多文人有很 深的交往。谢灵运是一位笃信佛教并懂梵文的文学家，他受竺道生影响著《辨宗 论》，应慧远之请撰《佛影铭》，又撰《慧远法师诔》、《昙隆法师诔》、《维摩诘经中十譬赞》。（梁）慧皎《高僧传》卷七《慧睿传》载：“陈郡谢灵运笃 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咨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 叙》，条列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十四音训叙》是他参加佛经的 “改治”，向慧睿请教后所撰。张野也是“学兼华梵”（《莲社高贤传·张野传》）。 齐竟陵王萧子良于齐武帝永明五年（４８７）在建康召集文士、名僧讨论佛儒， 吟诗作文，并造经呗新声。这件事对沈约等人开创永明体诗歌无疑起了催化的作用，而沈约本人也是笃信佛教、精通内典的。著名的文学理论论著作《文心雕龙》 的作者刘勰曾“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馀年”（《梁书·刘勰传》）。编 撰《玉台新咏》的徐陵与智者大师交往密切。江总曾从法则受菩萨戒，后又曾栖止龙华寺。杨衒之所撰《洛阳伽蓝记》记述北魏洛阳佛寺，是这个时期重要的散 文作品。

     关于佛教对文学的影响，还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考察：

     一、想象世界的丰富。佛教传入以前中国传统的思想中只有今生此世，既无 前世也无来世，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庄子说：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庄子·大宗师》）佛教带来了三世 （前世、今世、来世）的观念，因果、轮回的观念，以及三界、五道的观念。这 样就把思维的时间和空间都扩大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的想象世界也扩大了。人活着不但要考虑今世，还要考虑前世尤其是来世，今世的善恶是因，种下了来世 的幸与不幸是果。用因果报应的观念解释人世间的许多现象，遂有了《幽明录》 （刘义庆）、《冥祥记》（王琰）、《冤魂志》（颜之推）等笔记小说。维摩与观音的形象在这时建立起来，并对后代的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很值得注意。

     二、故事性的加强。佛经中记载的大量故事，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并 且流传到民间，加强了中国文学的故事性。有的故事是直接来自佛经的，在这时的小说里改写为中国本土的故事，如（梁）吴均《续齐谐记》里所记“鹅笼书生” 的故事。有的是印证佛教思想的中国本土产生的故事，如上述《幽明录》等书中 大量的记载。南北朝时期，记载因果报应之类故事的小说大量出现，显然与佛教有关。唐代的俗讲与变文，导致了中国白话小说的产生，则更证明了佛教的深远 影响。

     三、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关于反切产生的年代历不有不同的说法，以 颜之推所谓汉末说最为可信：“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 （《颜氏家训·音辞》）这正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事。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 梵语的拼音法启发人们去分析汉语的声音结构，分析出汉语的声母和韵母，于是 产生了反切。而反切欲求准确，就自然会发展到对汉字声调的注意。四声的发现，据文献记载，始自南朝宋代的周颙。但北齐李季节在《音韵决疑序》中已经说到： “平上去入，出行闾里，沈约取以和声之，律吕相和。”则似乎在此前民间已有 四声之辨了。陈寅恪《四声三问》认为四声的发现与佛经的转读有关，虽然有学者质疑，其细节是否确切尚待进一步考证，但从大的文化背景看来，这两件事情 还是有一定联系的。

     四、词汇的扩大。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反映佛教概念的词语，也大量进入 汉语，使汉语词汇丰富起来。其中有的是用原有的汉字翻译佛教的概念，使之具有了新的意义，如“因缘”、“境界”等。有的是外来语的音译词，如“佛陀”、 “菩萨”、“沙门”、“菩提”等。

     五、文学观念的多样化。魏晋南北朝本是文学观念脱离儒家强调的政教中心 说，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与玄学有很大关系，而佛教中关于真与空的观念，关于心性的观念，关于境界的观念，关于象和象外的观念，以及关于形神的讨论， 也丰富了文学观念。

    

第六节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历程

     建安、正始文学 两晋文学 南北朝文学 魏晋南北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 的地位

     在中国文学史上，魏晋南北朝文学是从汉末建安开始的。建安是汉献帝的年 号（１９６～２２０），但这时政权实际上掌握在曹操手中，汉朝已经名存实亡。而且，正是在这二十几年间文学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出现了许多影响着后代的新 趋势和新因素。因此，以建安作为这个时期文学的开始是恰当的。关于魏晋南北 朝文学的终结，当然应以隋文帝统一中国（５８９）为标志。从公元１９６年到公元５８９年，魏晋南北朝文学共经历了３９３年。

     建安文学实际上包括了建安年间和魏朝前期的文学，这时的文坛以曹氏父子 为中心，在他们周围集中了王粲、刘桢等一批文学家。与两汉的儒生相比，这是在动乱中成长的一代新人。既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又有务实的精神、通脱的态 度和应变的能力；他们不再拘于儒学，表现出鲜明的个性。他们的创作反映了动 乱的时代。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浓郁的悲剧色彩，这些特点构成了“建安风骨”这一时代风格。“建安风骨”被后世的诗人们追慕 着，并成为反对淫靡柔弱诗风的一面旗帜。至于蜀国和吴国的文学则处于沉寂的 局面。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２４０～２４８），在文学史上习惯于正始文学泛指魏朝后期的文学。这时正是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掌握了大权，残暴地屠 杀异己，形成恐怖的政治局面。在哲学史上，正始是魏晋玄学的开创期，主要代 表人物是何晏和王弼。在文学史上，正始文学的主要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他们本身也是玄学家。他们对抗司马氏的残暴统治，崇尚自然反对名教，作品揭露了礼 教的虚伪，表现了政治重压下的苦闷与抗议。西晋武帝太康（２８０～２８９） 前后，文坛呈现繁荣的局面，锺嵘《诗品序》说：“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总的看来，太康诗 风以繁缛为特点，丧失了建安诗歌的那种风力，但在语言的运用上做了许多有益 的探索。左思的《咏史》诗，抗议门阀制度，抒发寒士的不平，与建安诗歌一脉相承。

     西晋灭亡以后，在南方经历了东晋、宋、齐、梁、陈这五个朝代，在北方经 历了十六国和北朝许多的变动，最后由北周平北齐，隋又取代北周并平定了南方的陈而统一全国。这中间经历了从公元３１７年到５８９年，共２７２年的分裂。 东晋南北朝文学就是在这样一个南北分裂、战乱频仍、朝代不断更迭的大背景下 发展的。其中有的朝代比较长，如东晋（３１７～４２０）历时１０３年；有的朝代很短，如齐代（４７９～５０２）只有２３年。

     西晋末年，在士族清谈玄理的风气下，产生了玄言诗，东晋玄佛合流，更助 长了它的发展，以至玄言寺占据东晋诗坛达百年之久。宋初由玄言诗转向山水诗，谢灵运是第一个大力写作山水诗的人。山水诗的出现扩大了诗歌题材，丰富了诗 的表现技巧，是中国诗史上的一大进步。在晋宋易代之际，出现了一位伟大的诗 人陶渊明。他在日常生活中发掘出诗意，并开创了田园诗这个新的诗歌园地。他将汉魏古朴的诗风带入更纯熟的境地，并将“自然”提升为美的至境。他是整个 魏晋南北朝时期成就最高的，也是对后来的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人物。晋 宋之间文学发生了重要的转折，此后更追求艺术形式的华美。

     宋代的鲍照在七言乐府上所做出的突破，南北朝民歌给诗坛带来的清新气息， 也都具有重要意义。齐梁两代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其一是诗体发生了重大变革，周颙发现汉语的四声，沈约将四声的知识运用到诗歌的声律上，并与谢 朓、王融共同创立了“永明体”。他们试图建立比较严格的、声调和谐的诗歌格 律，并且在词藻、用事、对偶等方面做了许多新的探索。这就为唐朝近体诗的形成做了必要的准备，“永明体”从而成为从古体诗向近体诗过渡的一种重要形式。 其二是在皇帝和太子周围聚集了一批文人，形成三个文学集团，分别以南齐竟陵 王萧子良，梁代萧衍、萧统，和梁代萧纲为中心。创作活动的群体参与，容易导致取材和风格的趋同性，也可以在互相切磋中提高艺术技巧。梁陈两代，浮靡轻 艳的宫体诗成为诗歌创作的主流，它主要是以艳丽的词句表现宫廷生活，多有咏 物的题材，女性也像宫廷的其他器物一样成为吟咏的对象。这种创作风气一直延续到初唐，到“四杰”和陈子昂手中才有了根本的改变。

     南北的对峙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南北文风的不同，南方清绮，北方质 朴。这在南北朝民歌中表现得很清楚。但南北对峙并没有断绝南北的文化交流，文人的来往，文献的传播，都有记载可寻。北朝的诗歌模仿南朝的痕迹相当明显。 梁代末年，庾信的北上促进了南北文风的交流，而他也成为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 者。北朝散文不乏佳作，如《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和《颜氏家训》。北魏末年与北齐时期文学的成就，已引起南朝文人的注意。北方文化对南方文学也有 影响，特别是在音乐和佛学这两方面尤为明显。隋朝统一中国后，南北文化的交 流继续扩大深入，到了盛唐终于出现了一个文学的新高峰。

     在中国文学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酝酿着新变的时期，许多新的文学现象 孕育着、萌生着、成长着，透露出新的生机。一种活泼的、开拓的、富于创造力的文学冲动，使文坛出现一幕接一幕新的景观，魏晋南北朝文学的魅力就在于此。 这种新变总的看来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文学进入自觉的阶段，文学创作趋于个 性化；玄学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为文学创作带来新的因素；语言形式美的发现及其在文学上的运用。就文体的发展看来：五言古诗继承汉乐府的传统，增强了诗 人的个性，得到长足的发展并达到鼎盛；一种诗化的散文即骈文的兴盛，成为这 个时期重要的文学现象，中国文学增添了一种新的、抒情性很强的、可以充分发挥汉语语言形式美的文体；在汉代盛极一时的大赋，演变而为抒情小赋，并因骈 文的兴盛而增加了骈俪的成分，骈文、骈赋在梁陈两代进入高峰；七言古诗在这 时确立起来，并取得可喜的成就；南北朝民歌的新鲜气息，刺激着诗人进行新的尝试，再加上其他因素，到了唐代绝句便繁荣起来；小说在这时已初具规模，奠 定了中国小说的基础，并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以３９３年的 时间酝酿这些新变，虽然显得长了一些，但和汉代大约四百年文学的收获相比，不能不说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成就是相当可观的。如果没有这段酝酿，就没有唐诗 的高潮，也就没有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了。

 

 

第一章 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

     建安时代，“三曹”、“七子”并世而出，为中国诗歌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并确立了“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的典范。曹操古直悲凉，曹丕便娟婉约，曹植文采气骨兼备。曹氏父子的创作，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徒诗的转变，为五言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王粲、刘桢等“七子”竞逞才藻，各造新诗，都有鲜明的文学个性。

     正始时期司马氏专权，政治险恶，作家陷于极度苦闷之中。阮籍的《咏怀》组诗，用比兴的手法，隐晦曲折地抒发感慨、批判现实，形成了与建安文学不同的风貌。

第一节 曹操与曹丕

     学习汉乐府结出的硕果 曹操的文坛领袖地位 曹丕与七言诗

     曹操是汉末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出身微贱，少时任侠放荡，好权术，喜“刑名之学”，为人简易无威重。年轻时曾被当时名士许劭评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孙盛《异同杂语》）。曾随袁绍伐董卓，后迎献帝迁都许昌，自任大将军和丞相，“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

     曹操多才多艺，对书法、音乐、围棋都相当精通。于戎马倥偬之馀，不废吟咏，创作了不少出色的诗歌。王沈《魏书》说他“文武并施，御军三十馀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他曾收罗人才，对几乎失传的汉代音乐、歌舞进行了整理。曹操的诗，现存二十馀首，都是乐府诗，其内容和写作方法都与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的精神一脉相承。其中一部分诗反映了汉末战乱的现实和人民遭受的苦难，如《蒿里行》写的是初平元年（１９０）关东义军联合讨伐董卓的历史事件：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诗歌如实地描写了义军由聚而散的情形，对袁绍等将领各怀私心、畏葸不前之态进行了揭露和批评。诗末六句对长期的战乱给社会和百姓造成的灾难、痛苦，深表关怀和同情。其中也体现了曹操作为杰出的政治家欲整治国家、统一疆土的胸怀和抱负。这些诗歌，由于反映现实深刻真实，因而被后人称为“汉末实录” （锺惺《古诗归》卷七）

     曹操乐府较多描写他本人的政治主张和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前者如《度关山》，提出“立君牧民，为之轨则”，主张以法治理国家；同时还提倡要省刑薄赋，贵尚节俭。如《对酒》描绘了他理想中太平盛世的图景：“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人耄耋，皆得以寿终。恩德广及草木昆虫。”后者如《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充分表达了诗人求贤若渴的心情以及统一天下的壮志。

     《步出夏门行·观沧海》是我国现存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写出了大海孕大含深、动荡不安的性格：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诗歌以雄健的笔力，生动饱满地描绘了沧海的形象。大海那吞吐日月、含孕群星的气魄，也正是诗人博大襟怀的影写。

     曹操诗是学习汉乐府结出的硕果。他采用乐府古题写时事，比如汉乐府的《薤露》和《蒿里》本是挽歌，曹操却用来描写当时的社会现实。又如《陌上桑》本写罗敷的故事，曹操改为写求仙；《秋胡行》本写秋胡戏妻，曹操用来抒发欲乘时努力，早成就霸业而前路坎坷、时势艰难的感慨。他的诗继承汉乐府的传统，既反映现实，又有很深的感慨，语言古朴率真，所以胡应麟说曹操《短歌行》等诗是“汉人乐府本色尚存”（《诗薮》内编卷一）。他的诗于悲凉之中多有跌宕慷慨之气，锺嵘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陈祚明评其诗 “跌宕悲凉，独致超绝”（《采菽堂古诗选》卷五）；冯班评其为“慷慨悲凉” （《钝吟杂录》）。如其《步出夏门行·龟虽寿》：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接连用“神龟”、“腾蛇”和“老骥”三个比喻，从正反两面引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主题，情怀慷慨，真气回荡。宋敖器之《诗评》说：“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是对曹操诗歌风格的确切评价。就艺术形式而言，曹操的四言诗也为已经板滞僵化了的四言诗体注入了活力。

     曹操是建安文坛的领袖，他不仅以自己的创作开风气之先，影响了一代诗风，而且还以其对文学的倡导，为建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贡献。诚如曹植《与杨德祖书》所说：“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曹植的话丝毫没有夸大，“建安七子”中，刘桢、阮瑀、应瑒、陈琳、徐干、王粲，都是建安年间先后归附曹操的。其馀如女诗人蔡琰、书法家梁鹄、音乐家杜夔、李坚，学者邯郸淳、仲长统，诗人繁钦等，也都为曹操所用。曹操将天下英才悉集帐下，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文学才华的机会。这些文人以饱满的热情，创作出许多优秀作品，与曹氏父子共同开创了“建安文学”的繁荣局面。

     曹丕，字子桓，曹操次子。于公元２２０年代汉自立，是为魏文帝。现存诗给四十首，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宴游诗，如写夜游铜雀园的《芙蓉池作诗》，纪游玄武池的《于玄武陂作诗》等。这些诗多写游赏之乐，模山范水比较细致，文词富丽，常用对偶，在我国山水诗的发展史上有一定地位。第二类是抒情言志之作。如《黎阳作诗》三首，写曹军南征之事，既描写行军的艰苦，更突出了“救民涂炭”和志在“靖乱”的决心。《煌煌京洛行》则举出古人成改的各种事例，供后人借鉴，与他《典论》中的某些篇章用意相同。第三类写征人思妇的相思离别及思乡之情，体现了曹丕诗的水平。如《于清河县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代刘勋妻王氏杂诗》、《杂诗》二首等。最著名的作品是《燕歌行》其一：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鹄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此诗写一女子在不眠的秋夜思念淹留他乡的丈夫，情思委曲，深婉感人。《燕歌行》是我国现存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诗，对后代歌行体诗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清人沈德潜说：“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古诗源》卷五）曹丕的新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曹操是乱世英雄，所抒之情大都与历史命运感和平定天下的抱负有关，曹丕却更努力于个人情感的表达。他敏感而多情，在众宾欢坐的宴会上，他会突然体会到“乐极哀情来，寥亮摧肝心”（《善哉行》）；而琴瑟满堂，女娥长歌时，他又会因“为乐常苦迟”（《大墙上蒿行》）而心悲；同样，日暖花开，谷水潺湲的自然景物，给他带来的却是“月盈则冲，华不再繁”（《凡霞蔽日行》）的忧虑。他著名的作品《杂诗》，采用了《古诗十九首》的题材，然而他那“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的体验，甚至超过了汉末游子自身的切肤之痛。他对人生中凄凉情感的体验，是超出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的。二是文人化艺术表现手法的使用与艺术风格的形成，这主要表现在语言的工丽绮练和艺术形式的创造上。曹丕善于选用清词丽句，配以谐和的音韵，表达他纤丽的情思。在艺术形式上，曹丕也勇于创新，他虽然仅存四十馀首诗，却是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诸体具备。其中长篇杂言歌行《大墙上蒿行》，长达７５句，三百六十馀字，三字至九字句都有，极尽纵横开阖之能事。王夫之说：“长句长篇，斯为开山第一祖。鲍照、李白，领此宗风，遂为乐府狮象。”（《船山古诗评选》卷一）。

     曹丕留守邺城时，常与文士们相聚宴游，诗酒竞豪。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中回忆当时的盛况说：“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曹丕与这些文人诗酒唱和，开创了文人雅集的先河，已具备了文人集团的性质。

第二节 曹植

     政治悲剧与诗歌才华的展现 骨气奇高、辞采华茂五言诗的发展 后世诗人 的认同

     曹植，字子建，曹丕弟。生于乱世，幼年即随曹操四方征战。他自称“生乎乱，长乎军”（《陈审举表》），在时代的熏陶和曹操的影响下，树立雄心，以 “戮力上国，流惠下民”（《与杨德祖书》）自期。曹植天资聪颖，才思敏捷，深得曹操赏爱，几乎被立为太子。但他恃才傲物，任性而行，不自雕励，终于失宠。建安二十五年（２２０），曹操病逝，曹丕继任魏王后，诛杀曹植心腹丁仪、丁廙兄弟。曹植位为藩侯，实同囚徒，汲汲无欢，终于在忧愤中死去。曹植最后一任徙封陈王，卒后谥为“思”，故后人又称之为陈思王。在政治上，曹植是一位悲剧人物，然而政治上的悲剧客观上促成了他在诗歌创作上的卓越成就。

     曹植的创作以建安二十五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曹植前期诗歌主要是歌唱他的理想和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对前途充满信心。如《白马篇》：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此诗赞赏幽并游侠儿的高超武艺和爱国精神，寄托了诗人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和憧憬。他的《薤露行》则以“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和“孔氏删诗书，王业粲已分。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自许，表现出他对政治与文学两方面的高度自信。

     曹植后期诗歌，主要是表达由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愤。其内容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对自己和朋友遭遇迫害的愤懑。如《野田黄雀行》：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如同天真的童话，诗中以鹞和罗网代表恶势力，黄雀象征受害者，少年则代表曹植的理想。写出了恶势力的强大，朋友的无辜受害以及自己的无能为力。诗以幻想结束，表达了作者愿望。而这方面的典型作品则是《赠白马王彪》，诗序云：“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到洛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后有司以二王归藩，道路宜异宿止，意每恨之。盖以大别在数日，是用自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全诗共分七章，以感情活动为线索，集中抒发了诗人数年来屡受迫害而积压在心头的愤慨。诗中痛斥小人挑拨曹丕与他们的手足之情，对任城王的暴卒，表示深切地悼念。这首诗在抒情中穿插以叙事、写景，将诗人后期备受迫害的感受凝聚起来，鲜明感人，是文学史上有名的长篇抒情诗。

     第二类用思妇、弃妇托寓身世，表白心迹。如《浮萍篇》、《美女篇》、《七哀诗》、《种葛篇》、《杂诗》（“西北有织妇”、“南国有佳人”）等。这类诗歌或叹盛年无偶，或自述无辜被弃，其主旨在于抒发自己的失意。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六十三评《美妇篇》云：“美女者，以喻君子。言君子有美行，愿得明君而事之。若不遇时，虽见征求，终不屈也。”《七哀诗》也很有代表性：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馀哀。借问叹者谁？言是宕子妻。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杯。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

     刘履评此诗曰：“子建与文帝同母骨肉，今乃浮沉异势，不相亲与，故特以孤妾自喻，而切切哀虑之也。”（《选诗补注》卷二）此诗命意曲折，感情凄婉，含蓄蕴藉，意味深长。

     第三类是述志诗。曹植用世之心，在黄初以后屡屡诉诸诗赋，《杂诗》（ “仆夫早严驾”）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诗中说：“仆夫早严驾，吾行将远游。远游欲何之，吴国为我仇。将骋万里途，东路安足由。”表示愿为伐吴效力，但报国无门：“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诗末说： “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充满慷慨之音。

     第四类是游仙诗。曹植在现实世界中处处碰壁，深感时常流逝，功业无成，幻想在神仙世界中得到解脱，于是写下了许多游仙诗，如《仙人篇》、《五游咏》、《游仙诗》、《远游篇》、《升天行》等。诗中所描绘的神仙境界，皆明净、高洁，实际上是诗人理想世界的象征。如《远游篇》：

     远游临四海，俯仰观洪波。大鱼若曲陵，乘浪相经过。灵鳌戴方丈，神岳俨嵯峨。仙人翔其隅，玉女戏其阿。琼蕊可疗机，仰首吸朝霞。昆仑本吾宅，中州非我家。将归谒东父，一举超流沙。鼓翼舞时风，长啸激情歌。金石固易敝，日月同光华。齐年与天地，万乘安足多。

     曹植对神仙之事一直持否定态度，其《辨道论》即说“不信之矣”；《赠白马王彪》也说：“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可见曹植的游仙诗，实际上是其忧生之心、忧患之词。

     曹植的诗确如钟嵘《诗品》所说：“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他既不同于曹操的古直悲凉，又不同于曹丕的便娟婉约，而能兼有父兄之长，达到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成为当时诗坛最杰出的代表。

     曹植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他现存诗歌九十馀首，其中有六十多首是五言诗。他的诗歌，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窈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这一切都通过他凝聚在五言诗的创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

     曹植对诗歌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后人给予他极高的评价。钟嵘《诗品》说：“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谢灵运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宋无名氏《释常谈》卷中引）张戒《岁寒堂诗话》说：“韩退之之文，曹子建、杜子美之诗，后世所以莫能及也。”曹植五言诗对后世诗坛影响很大，诚如胡应鳞指出的那样：子建“《虾旦篇》、太冲《咏史》所自出也；《远游篇》，景纯《游仙》所自出也；‘南国有佳人’等篇，嗣宗诸作之祖； ‘公子敬爱客’等篇，士衡群制之宗。诸子皆六朝巨擘，无能出其范围。”（《诗薮》内编卷二）

     曹植的诗歌受到后人的推崇，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由于文采富艳，二是因为他对五言诗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三是他不幸的身世引起后世文人的认同。作为失意文人的典型，其坎坷的命运，使无数文人深表同情。刘勰说“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文心雕龙·才略》），也含有这个意思。古代不少诗人皆以王佐之才自命，却大都身世沦落，而以诗词名世，他们的命运与曹植相似，所以对曹植多有一种认同感。

第三节 王粲、刘桢及蔡琰

     “七子之冠冕”王粲 仗气爱奇的刘桢 蔡琰与《悲愤诗》

     曹丕《典论·论文》称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为“七子”。七子中孔融年辈较长，且在建安十三年（２０８）被杀，因此实际上只有六人参加了邺下时期的文学活动。其中王粲、刘桢的成就最突出，钟荣《诗品》列之于上品。

     王粲，字仲宣，今存诗２３首。他于建安十三年归顺曹操，此前的作品或纪汉末战乱，或写其流落荆州时的羁旅之情和壮志难酬的感慨，代表诗作是《七哀诗》三首，尤以第一首最为著名：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此诗写诗人在初平三年（１９２）董卓部将李傕、郭汜作乱长安时避难荆州途中的所见所闻。“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概括了战乱后生灵涂炭的惨象；“路有饥妇人”六句，具体地描写一位饥妇人抛弃亲生骨肉的场面，揭露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清代吴淇评比此诗说：“盖人当乱离之际，一切皆轻，最难割者骨肉，而慈母于幼子尤甚。写其重者，他可知矣。”（《六朝选诗定论》卷六）沈德潜说此诗为“杜少陵《无家别》、《垂老别》诸篇之祖”（《古诗源》卷五），足见其影响之大。《七哀诗》其二写山川景物之荒凉、飞禽走兽之有家可归，反衬自己滞留他乡的痛苦，也十分真切感人。归曹后，王粲比较重要的作品是《从军诗》五首，主要描写诗人几次随曹操出征的感受。诗歌再现了汉末战乱后农村田园荒芜、满目疮痍的景象；歌颂了曹操的英明神武；同时也表达了自己追随曹操为国效力的意愿。

     王粲还有一些在邺下时期与曹丕、曹植兄弟及其他文人唱和的作品，如《公宴诗》等。这些作品虽然是“怜风月、狎池苑”之作，但在诗歌题材的开拓、诗歌技巧的探索等方面，都有积极的意义。

     王粲的诗感情深沉，慷慨悲壮。谢灵运说他：“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自伤情多。”（《拟魏太子邺中集·王粲诗序》）“自伤”是王粲的感情特征，贵公子的出身，遭乱流寓的遭遇，使他格外地感物兴怀、忧世悲己。这是他写诗的出发点，他的作品虽有对百姓的同情和伸展抱负的愿望，但这些都是从个人身世的感伤中展开的。因此“发愀怆之词”（钟嵘《诗品》上）便成为他的主要特点，却难免“悲而不壮”（刘熙载《艺概·诗概》）。王粲的诗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刘勰许为“七子之冠冕”（《文心雕龙·才略》）；方东树评之为 “苍凉悲慨，才力豪健，陈思而下，一人而已”（《昭昧詹言》卷二）。他的诗对后世也颇有影响，钟嵘《诗品》说潘岳、张协、张华、刘琨、卢谌等著名诗人皆源出于他，连魏文帝曹丕也“颇有仲宣之体”。

     刘桢，字公干，存诗二十馀首。在当时甚有诗名，曹丕即称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又与吴质书》）。他性格豪迈，狂放不羁。其诗一如其人，刘勰说：“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文心雕龙·体性》）钟嵘说他： “仗气爱奇，动多振绝。贞骨凌霜，高风跨俗。”（《诗品》上）

     刘桢的诗一类是赠答诗，一类是游乐诗。

     他的赠答诗中，最著名的是《赠人弟》三首。这三首诗分别用蘋藻、松树、凤凰比喻坚贞高洁的性格，既是对其从弟的赞美，也是诗人的自我写照。刘履说： “初言蘋藻可充荐羞之用，次言松柏能持节操之坚，而末章复以仪凤期之，则其望愈深而言愈重也。”（《选诗补注》卷二）其中第二首最佳：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写得豪迈凌厉，颇有“挺立自持”（陆时雍《诗镜总论》）、“高风跨俗” 的气概。与王粲不同，刘桢的风格是“壮而不密”（曹丕《典论·论文》）。同样面对动乱的社会，遭遇坎坷的人生，他更多地是表现个人愤慨不平的情感，因此他的作品中总是充盈着慷慨磊落之气。正如他自己所说，风霜逼迫愈严，愈能体现松柏坚贞挺拔的本性。这种精神和气骨造就了刘桢诗歌俊逸而奇丽的风格。此外，刘桢的《赠徐干》诗，哀叹命运多舛，抒发愤懑与不平；《赠五官中郎将》四首，着重表现他与曹丕之间深厚的友谊，情词真切而又十分得体，也都是比较著名的作品。

     刘桢的游乐诗包括《公宴诗》、《斗鸡诗》、《射鸢诗》等。《公宴诗》用华丽诗笔尽情写山水之美与游赏之乐。《斗鸡诗》是写斗鸡娱乐的作品，并无深意，但他能以极其精练的语言，传达出斗鸡之神采，同样体现了作者豪迈不羁的性格：“利爪探玉除，瞋目含火光。长翘惊风起，劲翮正敷张，轻举奋勾喙，电击复还翔。”

     刘桢的诗纯以气势取胜，无论是抒情还是咏物，无论是写山水还是状禽鸟，都显示出其目无千古、踔厉奋发的气概，元好问《论诗绝句》说：“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就是欣赏他这种壮气。

     蔡琰，字文姬，蔡邕之女。董卓之乱中，被掳至南匈奴，嫁左贤王，生二子，后被曹操用金璧赎归，重嫁董祀。其诗今存三首，其中五言体的《悲愤诗》较可信。此诗长达５４０字，共分三段，第一段写董卓作乱，自己被俘，以及俘虏们所受的虐待。以叙事为主，夹以抒情。第二段写胡地生活及被赎归时与儿子分别时的苦况，第三段写回乡后的生活，这两段是以抒情为主，夹以叙事。其中第二段写得最为沉痛：

     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观者皆歔欷，行路亦呜咽。

     这首诗重点描写自己亲身经历的惨绝人寰的遭遇，从中可以看出汉末战乱中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不幸命运。诗人通过细节描写，具体生动地表现各种场面和人物的内心活动，使人如临其境，如见其人。《悲愤诗》深受汉乐府叙事诗的影响，可以和《孔雀东南飞》比美，杜甫的《北征》等诗显然受到它的影响。

     另外，“建安七子”中陈琳、阮瑀、徐干等人，也都有一些比较著名的作品。陈琳和阮瑀虽以章表书记见称于时，但诗歌创作亦较突出。如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假托秦代筑长城之事，描写繁重的徭役给广大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颇具现实意义。

     饮马长城窿，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待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 “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

     全篇以对话的方式写成，语言质朴，感情深挚，格调苍劲而悲凉，十分接近乐府民歌的风格。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描写一孤儿遭受后母虐待的情状，从侧面反映出汉末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

     驾也北郭门，马樊不肯驰。下车步踟蹰，仰折枯杨枝。顾闻丘林中，噭々有悲啼。借问啼者出：“何为乃如斯？”“亲母舍我殁，后母憎孤儿。饥寒无衣食，举动鞭捶施。骨消肌肉尽，体若枯树皮。藏我空室中，父还不能知。上冢察故处，存亡永别离。亲母何可见，泪下声正嘶。弃我于此间，穷厄岂有赀！”传告后代人，以此为明规。

     其风格与汉乐府民歌《孤儿行》颇为接近。徐干诗今存４首，都是五言诗。其中《室思诗》为拟思妇词，共分六章，描写思妇忧愁苦闷的心绪，文辞凄厉深婉，感情哀怨缠绵，堪称佳作。而“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二句，尤为后人推重。另一首《情诗》在情调与风格上也都与此诗相似。徐干的《答刘桢诗》，表现他与刘桢的诚笃友情：

     与子别无几，所经未一旬。我思一何笃，其愁如三春。虽路在咫尺，难涉如九关。陶陶朱夏德，草木昌且繁。

     诗语高简浑朴，颇能反映建安时人通脱真率的精神面貌。

    

第四节 建安诗歌的时代特征

     政治理想的高扬 人生短暂的哀叹 强烈的个性表现

     浓郁的悲剧色彩

     东汉末年的动乱，即使建安文人饱受乱离之苦，也激起他们的政治热情，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天下为己任，其政治理想最具代表性，对同时代的文人有很大影响。曹丕博通经史百家，又善骑射，好击剑，颇有“救民涂炭”之志。曹植怀抱“戮力上国，流惠下民” 的壮志，而不甘以文士自居。王粲、陈琳、徐干、阮瑀、刘桢等人，都有卓荦不凡的气质。王粲的《从军诗》自抒壮志云：“服身事干戈，岂得念所私。”“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国疾。”陈琳《诗》云：“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刘桢《赠从弟》其三则曰：“何时当来仪，将须圣明君。”建安文人政治热情的普遍高扬，造成了当时诗歌“雅好慷慨”、“志深笔长”、“梗概多气”（《文心雕龙·时序》）的特点。“慷慨”一词，为建安诗人所习用，如曹操《短歌行》：“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曹丕《于谯作诗》： “慷慨时激扬。”陈琳《诗》：“慷慨咏坟经。”吴质《思慕诗》：“慷慨自俛仰，庶几烈丈夫。”曹植《薤露行》：“慷慨独不群”；《野田黄雀行》： “秦筝何慷慨”；《赠徐干诗》：“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情诗》： “慷慨对嘉宾，凄怆内伤悲”；《弃妇诗》：“慷慨有馀音，要妙悲且清”等。还有“悲风”这个意象，在建安诗歌中也常出现，如曹操《苦寒行》：“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阮瑀《诗》：“临川多悲风。”曹丕《燕歌行》二首其二： “悲风凄厉秋气寒。”曹植《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杂诗》：“高台多悲风”，“江介多悲风”，“弦急悲风发”；《赠丁仪王粲》：“悲风鸣我侧”等。建安诗歌这种悲凉慷慨的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人生苦短的哀叹，是建安诗歌的另一个主题。当时社会动乱，生灵涂炭，疾疫游行，人多短寿。如曹丕享年４０岁，曹植享年４１岁，王粲、徐干、应瑒、刘桢、陈琳皆死于建安二十一、二年的疾疫，孔融、杨修、丁仪、丁廙先后被曹操、曹丕所杀。这种情况对文人刺激很大。面对短促而又多艰的人生，建安诗人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单纯的哀叹，如：“天地无期竟，民生甚局促” （刘桢《诗》）；“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徐干《室思诗》）；“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阮瑀《七哀诗》）；“常恐时岁尽，魂魄忽高飞”（阮瑀《诗》）。第二种是慨叹岁月短促、功名未立，却仍努力追求。曹操的《短歌行》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又如曹植的《赠徐干》：“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灿以繁。志士营世业，小人亦不闲。”第三类是努力突破天命的限制，在有生之年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这在曹操的《龟虽寿》等诗中得到充分体现。后两种思想体现了建安诗人积极的人生观，对后世有志之士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建安时代是文学开始走向自觉的时代，也是诗人创作个性高扬的时代。傅玄上晋武帝疏说：“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 建安诗人多高自标置，以文才武略自负，在进行诗歌创作时，便不肯踵武前贤或效法同辈，而是另辟蹊径，努力展现自己独特的风貌。如曹操诗古直悲凉，气韵沉雄；曹丕便娟婉约，有文士气；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钟嵘《诗品》）；王粲和刘桢的诗：“仲宣躁竞，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在诗体的运用上，也各具匠心。曹操的四言诗独擅一时；曹丕的《燕歌行》二首被誉为七言之祖；曹植、王粲、刘桢、蔡琰则以五言诗名世。在诗歌语言方面，曹操、阮瑀、陈琳诸人较为朴质，曹丕、王粲等人则较秀美；曹植既有风骨，又富文采，成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代表。鲜明的个性色彩，是建安诗歌独具魅力的标志。

     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建安诗歌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其诗“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慆荡，辞不离于哀思” （刘勰《文心雕龙·乐府》），曹操诗“悲凉”（钟嵘《诗品》），曹植诗“颇有忧生之嗟”（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平原侯植诗序》），王粲诗“发愀怆之词”（钟嵘《诗品》），刘桢诗“感慨深至”（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建安诗人处于时代与个人双重悲剧的交汇点上，都敢于正视苦难的社会与人生，勉励自己及他人惜时如金，及早建功立业，赢得不朽的名声。

     以上所举各点，就是“建安风骨”这一美学范畴的内涵。

    

第五节 阮籍、嵇康与正始诗歌

     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 阮籍《咏怀》：政治抒情组诗的出现 苦闷与旷达 渊永的滋味与隐约曲折的风格 稽康与应璩的诗

     曹魏后期，政局混乱，曹芳、曹髦等皇帝既荒淫无度又昏庸无能，司马懿父子掌握朝政，废曹芳、弑曹髦大肆诛杀异己。此时文人的命运与建安时大不相同。拥曹的何晏、夏侯玄等人被杀。嵇康拒绝与司马氏合作，亦惨遭杀害。阮籍本有济世志，但不满于司马氏的统治，故以酣饮和故作旷达来逃避迫害，最后郁郁以终。山涛本来与阮籍、嵇康等人为友。同在“竹林七贤”之列，后来投靠司马氏。正始时期的诗人，政治理想落潮，普遍出现危机感和幻灭感。此时的诗歌也与建安诗坛风貌迥异，反映民生疾苦和抒发豪情壮志的作品减少了，抒写个人忧愤的诗歌增多了，故阮籍诗“颇多感慨之词”（钟嵘《诗品》）和“忧生之嗟”（李善《文选注》），嵇康诗亦“多抒感愤”（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八）。由于正始玄风的影响，诗歌逐渐与玄理结合，诗风由建安时的慷慨悲壮变为词旨渊永、寄托遥深。因而正始诗歌也体现出其独特的艺术风貌，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说：“以时而论，则有……正始体。”注云：“魏年号，嵇、阮诸公之诗。”

     阮籍的代表作是《咏怀诗》八十二首。这些诗非一时一地所作，是其政治感慨的记录。这些诗抒感慨，发议论，写理想，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阮籍的《咏怀诗》充满苦闷、孤独的情绪，其诗或者写时光飞逝、人生无常，如：“悬车在西南，羲和将欲倾。流光耀四海，忽忽至夕冥。朝为咸池晖，濛汜受其荣。”（其十八）“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 （其三十二）或者写树木花草由繁华转为憔悴，比喻世事的反复，如：“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记。” （其三）“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辉光。悦怿若九春，磬折似秋霜。”（其十二） “清露为凝霜，华草成蒿莱。”（其五十）“不见日夕华，翩翩飞路旁。”（其五十三）或者写鸟兽虫鱼对自身命运之无奈，如孤鸟、寒鸟、孤鸿、离兽等意象经常出现在诗中，特别是春生秋死的蟋蟀、蟪蛄，成为诗人反复歌咏的对象（如其十四、其二十四、其七十一）。或者直接慨叹人生的各种深创巨痛，如少年之忽成丑老（如其四、其五、其六十五），功名富贵之难保（如其十三、其五十三、其五十九），以女色事人之不可靠（如其二十、其二十七、其三十）。由于从自然到人事都充满苦难，阮籍心中的苦闷难以排遣。《咏怀诗》其一说：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此末尾两句可视为全部《咏怀诗》。清人方东树说：“此是八十一首发端，不过总言所以咏怀不能已于言之故。”（《昭昧詹言》卷三）又如其十七：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

     这首诗写独坐无人，出门无人，登高无人，所见仅为孤鸟、离兽，栖惶无主之情溢于纸上。在这种局面之中，诗人进而感到壮志、理想都成了泡影。

     《咏怀诗》其十九以佳人喻理想，写诗人心虽悦之而无由交接，表现了理想不能实现的痛苦。其八十命意亦相似，只是又多了一层生命短促之悲。其七十九写凤凰的悲剧，凤凰立身高洁，志向远大，但羽翼为秋风所伤，已无法飞翔， “但恨处非位，怆恨使心伤”，简直是阮籍的自况。《咏怀诗》中迁逝之悲、祸福无常之感触目皆是，正体现了他忧愤深广的情怀。阮籍诗中悲哀、凄怆、涕下、咨嗟、辛酸、蹉跎、忧伤、愤懑、怨尤、悲悼等词语十分常见，充分反映了他极度苦闷的心情。

     面对污浊的社会与短暂的人生，阮籍无法找到真正的出路，只好故作旷达，在生活中，他做出许多惊世骇俗的事情；在诗歌中，他也为自己设计了精神的出路，这就是游仙和隐居。阮籍的《咏怀诗》有不少篇章写游仙和隐居，有些则是仙隐结合。他在诗中常常赞美巢由、夷齐、邵平、四皓等隐士，而讽刺苏秦、李斯等人因贪利禄而导致杀身之祸。阮籍赞美神仙隐逸，只是排遣苦闷的一种方式，他其实是颇有济世之志的。《晋书》本传说他：“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所以他在写愤懑与出世之情的同时，也表现出对时局的关注和自己的怀抱。如《咏怀诗》其三十一，批评曹魏政权荒淫腐朽，指出其必定灭亡的命运：

     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夹林非吾有，朱官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

     有的诗则揭露礼法之士的虚伪，如其六十七：

     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常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

     有的诗则抒发自己的壮志，如其三十九：

     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

     阮籍诗的风格隐约曲折，“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钟嵘《诗品》），这主要是由其时代与身世决定的。他同情曹魏，不满于司马氏，但身仕乱朝，常恐遭祸，故处世极为谨慎，“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晋书·阮籍传》）。作诗亦不敢直言，常常借比兴、象征的手法来表达感情、寄托怀抱。或借古讽今，或借游仙讽刺世俗，或借写美人香草寓写怀抱。李善《文选注》分析这种情况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但就诗歌精神而言，阮籍的《咏怀诗》与建安风骨仍是一脉相承的，如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黄初以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内骨。”

     嵇康的诗，现存五十馀首。有四言、五言、七言和杂言，而以四言成就较高。何焯《文选评》曰：“四言不为《风》、《雅》所羁，直写胸中语，此叔夜高于潘、陆也。”他的四言诗是继曹操之后一批成功之作。嵇康的诗，以表现其追求自然、高蹈独立、厌弃功名富贵的人生观为主要内容。其中《幽愤诗》自述平生的遭遇和理想抱负，对自己无辜受冤表示极大愤慨。诗末说：“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常吟，颐性养寿。”表示对自由生活的向往。这首诗词锋爽利，语气清峻，可与其《与山巨源绝交书》合读。其四言《赠秀才入军》诗共十八章，内容是想象其兄嵇喜在军中的生活，但那洒脱的情趣却是属于嵇康的。如第九章：

     良马既闲，丽服有晖。左揽繁弱，右接忘归。风驰电逝，蹑景追飞。凌厉中原，顾盼生姿。

     想象其兄日后在军中的戎马骑射生活，形象鲜明，灵动生姿。与曹植《白马篇》相比，既有游侠儿的英武豪侠气概，又多了一种洒脱神情。又如第十四章：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想象其兄在行军休息时游猎弹琴、神情悠然的高超境界，也表现了自己的寂寞怀念之情。语言自然天成，形象而又传神。“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是嵇康理想人格的写照，也是向来为人称道的妙句。其馀如《游仙诗》、《答二郭》三首、《述志诗》二首等，多写其鄙弃世俗、回归自然、高蹈隐逸之志。

     嵇康诗的风格，刘勰《文心雕龙》评为：“嵇志清峻。”（《明诗》）又说： “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体性》）突出了嵇康诗风与其人格性情之间的密切关系。稽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自称“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他的诗亦如此。钟嵘《诗品》评其诗为“峻切”，也是相同的意思。

     应璩是建安诗人应瑒之弟，以《百一诗》闻名后世，其内容相当广泛，主旨是对曹爽的规劝。态度平和，正是儒家所提倡的温柔敦厚的风人之旨。语言质朴，以言事与说理见长，形象则有所不足。

 

 

第二章 两晋诗坛

    

     两晋诗坛上承建安、正始，下启南朝，呈现出一种过渡的状态。西晋与东晋又各有特点，西晋诗坛以陆机、潘岳为代表，讲究形式，描写繁复，辞采华丽，诗风繁缛。左思的《咏史》诗，喊出了寒士的不平，在当时独树一帜。郭璞的《游仙诗》借游仙写其坎壈之怀，文采富艳。东晋诗坛被玄风笼罩，以王羲之、孙绰、许询为代表的玄言诗人，作品缺少诗意，“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虽在当时被视为正宗，却无生命力。东晋末年的伟大诗人陶渊明，开创了描写田园生活的风气，成为魏晋古朴诗风的集大成者。

    

第一节 陆机、潘岳与太康诗风

     政治旋涡中诗人们的浮沉 逞才成为创作的目标 繁缛：太康诗风的特征

     陆机、潘岳是西晋诗坛的代表，所谓太康诗风就是指以陆、潘为代表的西晋诗风。

     晋武帝司马炎代魏之后不久，天下重归于一统。当时“民和俗静，家给人足” （《晋书·武帝纪》），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比三国纷争时有较大发展。士人们重新燃起从政热情，愿为新朝效力，陆机、陆云自吴入洛，就是一个例证。原曹魏政权中的文人，转投司马氏政权者，为数更多。统治集团为巩固政权的需要，也尽力拉拢文人。但由于西晋王室内部矛盾十分复杂，文人们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中几经浮沉，演出了一幕幕人生的悲剧。

     张华因为支持武帝伐吴得到封赏，确立了他此后在朝中的重要地位。陆机兄弟太康间入洛阳，经张华延誉，得到任用。后来，张华被武帝岳父权臣杨骏所忌，不得参与朝政。惠帝时，贾谧专权，当时文人多投其门下，潘岳、石崇、左思、陆机陆云、刘琨诸人皆在其中，有“二十四友”之称。潘岳与石崇争事贾谧，构陷愍怀太子，尤为人诟病。此后，政治矛盾日趋白热化，战争一触即发。对于这种情形，诗人们虽有所认识，却未能急流勇退。张华晚年，其子劝其退位，不从，说要“静以待之，以候天命”（《晋书·张华传》）。潘岳得势时，其母劝他要 “知足”，“而岳终不能改”（《晋书·潘岳传》）。顾荣、戴若思看到天下将乱，劝陆机还吴，陆机不从（《晋书·陆机传》）。这种处世态度，导致了诗人们在“八王之乱”中多被杀戮的悲剧命运。永康元年（３００）赵王司马伦废贾后，诛贾谧，拉拢张华参与其事，张华拒绝，被杀。潘岳、石崇、欧阳建等人亦于同年为赵王伦所害。太安二年（３０３）司马颖等起兵讨长沙王司马乂，陆机率２０万大军为前锋，兵败受谗，被司马颖杀害。“八王之乱”本无是非可言，陆、潘等诗人为之丧命，是混乱年代造成的悲剧，也是他们热衷功名的成果。

     西晋诗人多以才华自负，他们努力驰骋文思，以展现自己的才华。陆机《文赋》说“辞程才以效伎”，著文要“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为了逞才，他们对当时最能表现才华的辞赋都十分重视，辞赋创作既为他们带来巨大的声誉，又使他们在艺术技巧方面得到很好的训练。而他们的文才，也的确十分突出。

     由于时代的原因，潘、陆诸人不可能唱出建安诗歌的慷慨之音，也不会写出阮籍那种寄托遥深的作品，他们的努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拟古，二是追求形式的技巧的进步，并表现出繁缛的诗风。

     摹拟《诗经》、汉乐府和《古诗》，成为当时的风气。陆机的《赠冯文罴迁斥丘令寺》八章、《与弟清河云诗》十章，潘岳的《关中诗》十六章、《北芒送别王世胄诗》五章等，均为四言体的名篇，这些诗学习《诗经》，但文辞趋向华美。在《乐府诗集》的《相和歌辞》中，大多数曲调都有陆机的拟作。其中陆机的其他乐府诗也往往成为后来拟作同题乐府诗的样本。陆机的《拟古诗》十二首，基本上都是拟《古诗十九首》的，在内容上皆沿袭原题，格调上变朴素为文雅，显示出诗歌文人化的倾向，其总体水平不及原作。然而陆机有时能够拟得维妙维肖，有些地方还另有特色，已属难能可贵，所以钟嵘《诗品序》将陆机拟古也列为“五言之警策”。

     在诗歌技巧方面，陆机、潘岳诸人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形成了与汉魏古诗不同的艺术风貌：繁缛。正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所说：“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其实，陆机在《文赋》中已经强调了这一点：“或藻思绮合，清丽芊眠。炳若缛绣，凄若繁弦。” 这几句话正好可以用来评价他自己的诗风。“繁缛”，本指繁密而华茂，后用以比喻文采过人。分而言之，繁，指描写繁复、详尽，不避繁琐。缛，指色彩华丽。《说文》曰：“缛，繁彩也。”《晋书·夏侯湛潘岳张载传论》说：夏侯湛“时标丽藻”，“缛彩雕焕”；“机文喻海，韫蓬山而育芜；岳藻如江，濯美锦而增绚”；“岳实含章，藻思抑扬”；“尼标雅性，夙闻词令”；“载、协飞芳，棣华增映”。指出潘、陆、夏侯湛、张载、张协等人诗歌繁缛的特征。

     与汉魏古诗相比，太康诗风“繁缛”的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语言由朴素古直趋向华丽藻饰

     陆机的《拟古诗》，可以为华丽藻饰的代表。试举《古诗·西北有高楼》与陆拟作比较如下：

     △古诗·西北有高楼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馀哀。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

     △拟西北有高楼陆机

     高楼一何峻，迢迢峻而安。绮窗出尘冥，飞陛蹑云端。佳人抚琴瑟，纤手清且闲。芳气随风结，哀响馥若兰。玉容谁能顾，倾城在一弹。伫立望日昃，踯躅再三叹。不怨伫立久，但愿歌者欢。思驾归鸿羽，比翼双飞翰。

     这两首诗内容相同，每两句所描绘的具体情景相似，结构也一致。可是风格有朴素与华丽之别。陆机、潘岳其他的诗作，以及张华的《情诗》、《轻薄篇》、《美女篇》等，与此类似。

     二、描写由简单趋向繁复

     试以《猛虎行》为例，《猛虎行》古辞为：“饥不从猛虎食，暮不从野雀栖。野雀安无巢，游子为谁骄。”魏文帝、明帝的拟作也很简单（见《乐府诗集》卷三十一），陆机的拟作大大地丰富了原作的内容，文辞委婉曲折，而以繁复取胜：

     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阴。恶木岂无枝，志士多苦心。整驾肃时命，杖策将远寻。饥食猛虎窟，寒栖野雀林。日归功未建，时往岁载阴。崇云临岸骇，鸣条随风吟。静言幽谷底，长啸高山岑。急弦无懦响，亮节难为音。人生诚未易，曷云开此衿？眷我耿介怀，俯仰愧古今。

     这首诗写自己在外行役的经历，虽然壮志难酬，仍不改“耿介”之怀。情、理结合自然，描写景物细致而生动，是陆诗中的上乘之作。

     又如潘岳的代表作《悼亡诗》三首，其一写丧妻后的悲痛之情：

     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私怀谁克从，淹留亦何益。黾勉恭朝命，回心反初役。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帏屏无仿佛，翰墨有馀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怅恍如或存，回惶忡惊惕。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春风缘隟来，晨霤承檐滴。寝息何时忘，沉忧日盈积。庶几有时衰，庄缶犹可击。

     诗中叙亡妻葬后，自己准备赴任时的所见所感，笔触细腻，低徊哀婉。其二、其三虽然描写的具体情景有所变化，但总的意思与第一首相近，显得重复。所以，清人陈祚明说：“安仁情深之子，每一涉笔，淋漓倾注，宛转侧折，旁写曲诉，刺刺不能自休。夫诗以道情，未有情深而语不佳者；所嫌笔端繁冗，不能裁节，有逊乐府古诗含蕴不尽之妙耳。”（《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

     三、句式由散行趋向骈偶

     例如陆机的名作《赴洛道中作诗》二首：

     总辔登长路，呜咽辞密亲。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行行遂已远，野途旷无人。山泽纷纡馀，林薄杳阡眠。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哀风中夜流，孤兽更我前。悲情触物感，沉思郁缠绵。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

     远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广。振策陟崇丘，安辔遵平莽。夕息抱影寐，朝徂衔思往。顿辔倚嵩岩，侧听悲风响。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

     这两首诗写自己被召入洛时留恋家乡之情和前途未卜的忧虑。除首尾之外，几乎都是偶句。其骈偶化的程度不但为汉诗所未见，而且也大大超过了曹植、王粲的诗作。另如陆机的《招隐》诗、《悲哉行》及一些拟古诗也多偶句。潘岳的《金谷集作诗》、《河阳县作诗》二首、《在怀县作诗》二首以及张协的《杂诗》等，也大量运用偶句。陆、潘诸人为了加强诗歌铺陈排比的描写功能，将辞赋的句式用于诗歌，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法。他们诗中山水描写的成分大量增加，排偶之句主要用于描写山姿水态，为谢灵运、谢朓诸人的山水诗起了先导的作用。

     总之，追求华辞丽藻、描写繁复详尽及大量运用排偶，是太康诗风“繁缛” 特征的主要表现。从文学发展的规律来看，由质朴到华丽，由简单到繁复，是必然的趋势。正如萧统所说：“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文选序》）陆、潘发展了曹植“辞采华茂”的一面，对中国诗歌的发展是有贡献的，对南朝山水诗的发展及声律、对仗技巧的成熟，有促进的作用。

    

第二节 左思与刘琨

     咏史诗的渊源与特征 寒士的不平与抗争 典以怨的诗风与建安风骨的再现 刘琨的诗

     左思曾以《三都赋》名震京都，但奠定其文学地位的，却是其《咏史》诗八首。

     以“咏史”为诗题，始于东汉的班固。班固的《咏史》诗，直书史实，钟嵘评为“质木无文”（《诗品序》）。曹魏时，王粲、阮瑀有《咏史诗》，曹植有《三良诗》，与左思同时的张协也有《咏史》诗。

     左思的咏史诗，既受前人的影响，又有一定创新。明代胡应麟说：“太冲《咏史》，景纯《游仙》，皆晋人杰作。《咏史》之名，起自孟坚，但指一事。魏杜挚《赠毋丘俭》，叠用八古人名，堆垛寡变。太冲题实因班，体亦本社，而造语奇伟，创格新特，错综震荡，逸气千云，遂为古今绝唱。”（《诗薮》外编卷二）对咏史诗的流变及左思《咏史诗》的价值，概括得相当准确。清人何焯则认为左思的《咏史》诗是变体：“咏史者不过美其事而咏叹之，隐括本传，不加藻饰，此正体也。太冲多自摅胸臆，乃又其变。”（《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从咏史诗的发展先后顺序来看，以“隐括本传”者为正体，以“自抒胸臆”者为 “变体”，并不为错，然而左思之“变体”，成就远远超过了前人的正体。

     左思《咏史》诗的内容主要是寒士之不平及对士族的蔑视与抗争。西晋时，士族把持朝政，庶族寒士很难进入政权中心，“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左思出身寒微，虽然为文“辞藻壮丽”，却无进身之阶。大约在左思２０岁时，其妹左棻因才名被晋武帝纳为美人，左思全家迁往洛阳，不久，他被任命为秘书郎。但毕竟出身寒门，终不被重用。在门阀制度的重压下，他壮志难酬，写了《咏史》八首以抒怀。其中有的表达对门阀制度的不满及对豪右的蔑视；有的肯定寒士自身的价值；有的慨叹寒士生活的困顿。如其二：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世胄占据高位，寒士屈沉下僚，这是门阀制度造成的，并且由来已久。第七首慨叹主父偃、朱买臣、陈平、司马相如四位贤才的厄运。这些人都有大才，又都出身寒微，作者写他们未遇时，有穷困致死、身填沟壑之忧；感叹：“英雄有迍邅，由来自古昔。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这是对古代门阀制度的控诉。

     《咏史》其四前半极写王侯贵族的豪奢生活，后半写辞赋家扬雄生前之寂寞及死后的不朽声誉，以反衬贵族之速朽。其六云：

     荆轲饮燕市，酒酣气举震。哀歌和渐离，谓若傍无人。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

     诗中赞扬了荆轲、高渐离等卑贱者慷慨高歌、睥睨四海的精神，表达了对豪门权贵的蔑视。作于平吴之前的第一首云：“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自信可为国立功，但其终极目标却是“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第三首借着赞扬段干木和鲁仲连，肯定寒士能为国排忧解难，又不图封赏，歌颂他们视功名富贵如浮云的态度。最能表现左思气概的是第五首：

     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自非攀龙客，何为欻来游？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

     这首诗先写宫延和王侯第宅之豪华，接下来用“自非攀龙客，何为欻来游” 将前面的渲染一笔抹倒，对功名富贵表示了极度的鄙弃。他说自己只愿作一位像许由那样的高士。此诗末尾“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二句，是这组诗中的最强音。

     钟嵘《诗品》置左思于上品，评其诗曰：“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他的诗多引史实，故曰“典”。借古讽今，对现实政治持批评态度，故曰 “怨”。而借古讽今又能做到深刻恰当，故曰“精切”。他的诗能起到讽谕作用，故曰“得讽谕之致”。钟嵘《诗品》还说左思的诗“出于公干”，公干即建安诗人刘桢。在论及陶渊明时则说“又协左思风力，”“风力”与“风骨”义近。钟嵘标举“左思风力”，含有左思再现了建安风骨的意思，这是很有道理的。

     左思的《咏史》八首，开创了咏史诗借咏史以咏怀的新路，成为后世诗人效法的范例，这是他对中国诗歌史的独特贡献，所以前人评云：“创成一体，垂式千秋。”（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

     刘琨早年生活豪纵，且慕老、庄，后来参加卫国斗争，思想感情发生变化，闻鸡起舞的故事，最能见其性格。《扶风歌》是刘琨的代表作之一。永嘉元年（３０７）他任并州刺史，募兵千馀人，历尽艰辛才到达任所晋阳，诗写途中经历和激愤、忧虑之情：

     朝发广莫门，暮宿丹水山。左手弯繁弱，右手挥龙渊。顾瞻望宫阙，俯仰御飞轩。据鞍长叹息，泪下如流泉。系马长松下，发鞍高岳头。烈烈悲风起，泠泠涧水流。挥手长相谢，哽咽不能言。浮云为我结，归鸟为我旋。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慷慨穷林中，抱膝独摧藏。麋鹿游我前，猿猴戏我侧。资粮既乏尽，薇蕨安可食。揽辔命徒侣，吟啸绝岩中。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穷。惟昔李骞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弃置勿复陈，重陈令心伤。

     刘琨被段匹磾拘时写了《答卢谌》和《重赠卢谌》，是刘琨的绝命诗。《晋书·刘琨传》说二诗“托意非常，摅畅出愤”，后一首感慨尤深。

     刘琨的诗感情深厚，风格雄峻，亦与建安风骨一脉相承。

第三节 郭璞的游仙诗

     游仙诗溯源 乖远玄宗与坎壈咏怀 文采富艳寄手高远

     诗歌以“游仙”名篇始于曹植，但以游仙为题材则可上溯到战国时期。清人朱乾《乐府正义》卷十二将早期的游仙诗分为两类：“游仙诸诗嫌九州之局促，思假道于天衢，大抵骚人才士不得志于时，藉此以写胸中之牢落，故君子有取焉。若始皇使博士为《仙真人诗》，游行天下，令乐人歌之，乃其惑也，后人尤而效之，惑之惑也。诗虽工，何取哉？”朱乾认为前一类游仙诗出于屈原之《远游》，《远游》中“悲时俗之迫厄兮，将轻举而远游”二句是此类诗之主旨。后一类起于秦代，《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六年，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原诗已佚，其内容当不出求仙访药、追求长生之类。继承前一类的有曹植的《五游诗》、《远游篇》、《仙人篇》、《游仙诗》等，写游仙不过是抒其愤世之情。继承后一类的有汉乐府《吟叹曲·王子乔》、《董逃行》、《长歌行》等，都以求仙为主旨。

     郭璞的游仙诗，今存１９首，其中有９首为残篇。钟嵘《诗品》说郭璞的《游仙诗》“辞多慷慨，乖远玄宗”，“坎壈咏怀”，这是很确切的评价。但是，由于当时玄言诗盛行，其《游仙诗》又多写隐逸生活，所以许多评论家将其诗与玄言诗联系起来，这种说法其实并不符合郭璞的为人和创作实际。玄言以老庄为思想基础，老庄主张无为、逍遥。老庄的隐逸，是一种自我保全、超世绝俗的生活方式。郭璞不然，《晋书·郭璞传》说他“好经术”，其立身行事始终接近儒家。《晋书》所载他的一些奏疏，持论皆以儒家经典为本。他身处西晋末年的战乱，虽屈沉下僚，却始终留意仕进。他因“才高位卑，乃著《客傲》”（《晋书 ·郭璞传》）。所以他的《游仙诗》写隐居高蹈，乃是仕宦失意的反映，而非如道家之鄙弃仕途；他所抒发的不是庄子的那种逍遥精神，而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他的游仙是其仕途偃蹇、壮志难酬时的精神寄托，是抒发其苦闷情怀的一咱特殊方式。

     《游仙诗》的第一、二首，集中写其隐逸之情，如其一：

     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遁栖。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临源挹清波，陵冈掇丹荑。灵溪可潜盘，安事登云梯？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时则保龙见，退以触藩羝。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

     此诗写仕宦之求不如高蹈隐逸，山林之乐胜于求仙。隐居高蹈，可以保持品德完好和自身的自由；退回尘世，则会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最能显示其“坎壈” 之怀的是第五首：

     逸翮思拂霄，迅足羡远游。清源无增澜，安得运吞舟？珪璋虽特达，明月难暗投。潜颖怨青阳，陵苕哀素秋。悲来恻丹心，零泪缘缨流。

     《游仙诗》也有几首是写神仙世界的，但多别有怀抱，如第三含有讽刺权贵势要之意；第六首寓有警诫统治者灾祸将至之意。正如陈祚明所说：郭璞“《游仙》”之作，明属寄托之词，如以‘列仙之趣’求之，非其本旨矣”（《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二）。

     西晋后期至东晋初年，诗道不振，孙楚、潘尼、曹摅、枣腆诸人之诗，玄理渐多，平淡寡味，故钟嵘说其“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品序》）。而郭璞《游仙诗》则以文采富丽见称于时。王隐《晋书》说郭璞“文藻粲丽”（《世说新语·文学》刘注引）；刘勰《文心雕龙·才略》曰：“景纯艳逸，……仙诗亦飘飘而凌云矣。”钟嵘《诗品》评郭璞“始变永嘉平淡之体”。“平淡”，即淡乎寡味，郭璞的诗与这类作品相反，无论是写隐逸还是写神仙，都无枯燥的说理，而是以华美的文字，将隐士境界、神仙境界及山川风物都写得十分美好，具有形象性，这在当时是高出侪辈、独领风骚的，故刘勰说其“足冠中兴”，钟嵘评为 “中兴第一”。

     郭璞借游仙写其坎壈之怀，继承了《诗》、《骚》的比兴寄托传统。朱自清说：“后世的比体诗可以说有四大类。咏史，游仙，艳情，咏物。”“游仙之作以仙比俗，郭璞是创始的人。”（《诗言志辨·比兴·赋比兴通释》）的确，郭璞以游仙写失意之悲，与左思借咏史抒牢骚不平，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四节 王羲之与兰亭唱和

     《兰亭集序》与兰亭诗 兰亭诗的文题及审美价值文人雅集诗酒唱和及其对 后代的影响

     王羲之是东晋著名文士，为人率直、洒脱。他虽出身高门，却淡薄宦情，好隐居，与清谈名士交游，以山水吟咏为乐。《东晋·王羲之传》说他：“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至。会嵇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王羲之与朋友们倘佯于会稽的明山秀水之间，诗酒风流，逍遥度日。其中最有名的一次聚会，便是晋穆帝永和九年（３５３）三月三日的兰亭之会。聚会的起因源于“修禊”这一习俗。古人于三月上旬巳日，在东流水洗濯，祓除不祥。后来发展为暮春之初在水边宴饮嬉游，祓除不祥的意义反而退居其次，兰亭之会就是如此。此次聚会名流荟萃，规模宏大，与会者多达四十馀人。聚会的目的主要是欣赏山水，饮酒赋诗。为了增加趣味，采取流觞赋诗的方法，流觞所至，即席赋诗。作诗的规矩当是每人作四、五言诗各一首。此次聚会，王羲之、谢安、孙绰等１１人成四、五言诗各一首；郗昙等１５人各成诗一首；谢瑰、卞迪等１６人诗不成，罚酒三巨觥。共成诗３７首，编为《兰亭集》。

     兰亭之会在后世享有盛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王羲之写了一篇《兰亭集序》。其文曰：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故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此序的前半记述这次盛会概况，写山水之美，饮酒吟咏之乐，后半由眼前之乐想到人生短促，以感慨作结，令人遐思无限。

     兰亭诗的内容，或抒写山水游赏之乐，表现山水审美的情趣；或由山水直接抒发玄理。写游赏的乐趣，包括山水之美、饮酒之乐、临流赋诗之雅兴，其中心内容是在美好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中得到的审美愉悦。如王羲之：“欣此暮春，和气载柔。咏彼舞雩，异世同流。”“虽无丝与竹，玄泉有清声。虽无啸与歌，咏言有馀馨。”孙统：“时禽吟长涧，万籁吹连峰。”还有一些诗是写在山水陶冶中忘记忧愁。如王玄之：“松竹挺岩崖，幽涧激情流。萧散肆情志，酣畅豁滞忧。” 王徽之：“散怀山水，萧然忘羁。”王蕴之：“散豁情志畅，尘缨忽已捐。”这一部分内容，大致相当于王羲之《兰亭集序》前半部分的意思。在山水游览中体认玄理的作品，如王羲之：“仰望碧天际，俯磐绿水滨。寥朗无厓观，寓目理自陈。……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这是从山水游赏中体悟到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力量。谢安：“万殊混一理，安复觉彭殇。”则是抒发万物浑一、不辨彭殇的玄理。

     兰亭诗无论是写山水还是写玄理，艺术水平都不高，但标志着诗人已开始留意山水审美，并从山水中体悟玄理。这种尝试预示着山水诗将要兴起。兰亭雅集对中国文人生活情趣有重大影响，同时对诗歌流派的形成也有推动作用。

第五节 孙绰、许询与玄言诗

     东晋文人的心态 玄释合流 心隐与适意：因循自然与玄理的阐发

     玄言诗兴盛于东晋，一方面是魏晋玄学及清谈之风兴盛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东晋政局及由此而形成的士人心态有关。

     公元３１８年，司马睿在建康即帝位，建立了东晋王朝。此时北方五胡交战，兵连祸结，并时时觊觎江南。东晋王朝建立之初，曾数次北伐，均告失败。北方既不可恢复，江南又山清水秀，南渡士人就在此安居下来。起源于中朝的清谈之风，也被过江诸人带至东晋，并且风气日炽。是否善于谈玄，成为分别士人雅俗的标准。东晋历史上两位最重要的宰辅王导和谢安，皆善玄谈，处理朝政也务在清静。“时王导辅政，主幼时艰，务存大纲，不拘细目”（《晋书·庾亮传》）； “为政务在清静”（《晋书·王导传》）。谢安“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纲”（《晋书·谢安传》）。这种心态对东晋文人影响很大。玄言诗的兴盛，便是在这种心态下老庄玄理与山水之美相混合的产物。

     东晋玄言诗的代表人物是孙绰和许询。对此，《续晋阳秋》、《宋书·谢灵运传论》、钟嵘《诗品》皆有一致的看法。东晋玄言诗的发展，与佛教的游行大有关系，故玄释合流，成为东晋孙、许等人玄言诗的重要特点。玄释合流，在当时相当普遍，如王导、谢安、简文帝、孙绰、许询、王羲之、殷浩等人与名僧支道林、竺法深、释道安、竺法汰等过从甚密，佛学与玄学受到同样的尊重。名士如孙绰、许询皆精通佛理，名僧支遁等又深于老庄之学，玄佛互相渗透。《世说新语·文学》记载支遁在瓦官寺讲《小品》，竺法深、孙绰等皆共听。又载： “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即后来的简文帝）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另外，名士孙绰曾作《道贤论》，以“竹林七贤”配七位名僧。孙绰那篇自诩为“掷地作金石声”的《游天台山赋》，即将玄言与佛理融合为一，如“散以象外之说，畅以无生之篇。悟遣有之不尽，觉涉无之有间。泯色空以合迹，忽即有而得玄。释二名之同出，消一无于三幡”。亦玄亦佛，老释参用。

     玄释合流，给东晋玄言诗人的思想和生活带来很大影响。思想上，支遁注《逍遥游》之新义，为众人所接受。东晋士人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又处于较为安定富足的生活环境中，没有采取老庄以至阮籍、嵇康那样鄙弃功名、追求自然的生活方式，而是追求“心隐”，无论在朝在野，只求适意而已。以幽雅从容的风度，过着风流潇洒的生活当时方内名士与方外高僧无不追求这种生活方式，而这一生活的主体，便是山水、清谈和诗酒风流。东晋玄言诗便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发展的。

     东晋玄言诗的特点，钟嵘《诗品序》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从现存玄言诗来看的确淡乎寡味，缺乏形象。玄言诗人虽多与名僧交往，但玄释合流，主要体现在思想和生活方式上，在现存的玄言诗中，没有多少佛学的痕迹，即使在名僧支遁的诗中，也是以抒发老庄玄理为主。玄言诗中也有形象性较强的作品，大都借山水以抒情，试以孙绰《秋日诗》为例：

     萧瑟仲秋月，飂戾风云高。山居感时变，远客兴长谣。疏林积凉风，虚岫结凝霜。湛露洒庭林，密叶辞荣条。抚菌悲先落，攀松羡后凋。垂纶在林野，交情远市朝。澹然古怀心，濠上岂伊遥。

     此诗写仲秋时分万木萧条的景物和作者的感慨。“抚菌”句用《庄子·逍遥游》“朝菌不知晦朔”语义，写悲秋之感，寓人生短促之意。“攀松”句用《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语义，写自己的节操志向。“垂纶”二句直抒厌弃市朝之情。末二句用《庄子·秋水》的典故，说自己这种逍遥林野的生活，跟庄子的濠上之游没有什么区别。

     支遁的《咏怀诗》五首也是典型的玄言诗，第一、二首直叙老庄哲理，语言枯燥，内容玄虚；后三首有游仙诗的意味，形象与玄理也未能统一。第四首中所说“近非域中客，远非世外臣”，正是东晋士人“心隐”生活的绝妙写照。

     释道安的弟子慧远及其道友、文友，开始以佛理入诗，如慧远的《庐山东林杂诗》，在写山水游乐的同时，抒发佛理。刘程之、王乔之、张野各有一首《奉和慧远游庐山诗》。其馀如张翼有《赠沙门竺法頵》三首、《答庾僧渊诗》，王齐之有《念佛三昧诗》四首，或咏佛理，或写佛境，也受到玄言诗的影响。

     东晋玄言诗本身的艺术价值并不高，但它对后世的影响却相当深远，如谢灵运的山水诗，白居易诸人的说理诗，宋明理学家之诗，都或多或少受其熏染。玄言诗在东晋百年间占据主导地位，毕竟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环。玄言诗为诗歌说理所积累的正反面经验值得注意。

 

 

第三章 陶渊明

     东晋建立后一百年间，诗坛几乎被玄言诗占据着。从建安、正始、太康以来诗歌艺术正常发展的脉络中断了，玄言成分的过度膨胀，使诗歌偏离了艺术，变成老庄思想的枯燥注疏。陶渊明的出现，才使诗歌艺术的脉络重新接上，并且增添了许多新的充满生机的因素。陶诗沿袭魏晋诗歌的古朴作风而进入更纯熟的境地，像一座里程碑标志着古朴的歌诗所能达到的高度。陶渊明又是一位创新的先锋。他成功地将“自然”提升为一种美的至境；将玄言诗注疏老庄所表达的玄理，改为日常生活中的哲理；使诗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并开创了田园诗这种新的题材。他的清高耿介、洒脱恬淡、质仆真率、淳厚善良，他对人生所作的哲学思考，连同他的作品一起，为后世的士大夫筑了一个“巢”，一个精神的家园。一方面可以掩护他们与虚伪、丑恶划清界限，另一方面也可使他们得以休息和逃避。他们对陶渊明的强烈认同感，使陶渊明成为一个永不令人生厌的话题。

第一节 陶渊明的人生道路与思想性格

     以辞彭泽令为界的前期与后期 仕与隐的选择 贫与富的交战 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 魏晋风流的代表

     陶渊明（３６５？～４２７），又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人。

     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十分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晋朝的大司马；祖父做过太守，父亲大概官职更低一些而且在陶渊明幼年就去世了。在重视门阀的社会里，陶家的地位无法与王、谢等士族相比，但又不同于寒门。陶侃出身寒微，被讥为“小人”，又被视为有篡位野心之人。可以想见，他的后人在政治上的处境是相当尴尬的。

     陶渊明在柴桑的农村里度过少年时代，“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便是那时生活的写照。他常说因家贫而不得不出仕谋生，这固然是实情，但也不能排除一般士人具有的那种想要建功立业的动机。“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就透露了这一消息。陶渊明２９岁曾任江州祭酒，不久即辞职。后来江州召为主簿，他未就任。

     晋安帝隆安二年（３９８），陶渊明到江陵，入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当时桓玄掌握着长江中上游的军政大权，野心勃勃图谋篡晋。陶渊明便又产生了归隐的想法，在隆安五年（４０１）所写的《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说：“诗书敦素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这年冬因母孟氏卒，便回寻阳居丧了。此后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安帝元兴元年（４０２），桓玄以讨尚书令司马元显为名，举兵东下攻入京师。元兴二年（４０３）桓玄篡位，改国号曰楚。元兴三年（４０４）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入建康，任镇军将军，掌握了国家大权，给晋王朝带来一线希望。于是陶渊明又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在赴任途中写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他的心情矛盾，一方面觉得时机到来了，希望有所作为：“时来苟冥会，婉辔憩通衢。”另一方面又眷恋着田园的生活：“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这时刘裕正集中力量讨伐桓玄及其残馀势力，陶渊明在刘裕幕中恐难有所作为。到了第二年即安帝义熙元年（４０５），他便改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这年八月又请求改任彭泽县令，在官八十馀日，十一月就辞官归隐了。这次辞去县令的直接原因，据《宋书》本传记载：“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而他辞官时所作的《归去来兮辞》说出了更深刻的原因：“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彻底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于是坚决地辞官隐居了。

     辞彭泽令，是陶渊明一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线。此前，他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隐居时想出仕，出仕时要归隐，心情很矛盾。此后他坚定了隐居的决心，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仍不平静：“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他在诗里一再描写隐居的快乐，表示隐居的决心，如“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其九）； “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饮酒》其四）。这固然是他真实的感受，但也可以视为他坚定自己决心的一种方法。在后期他并非没有再度出仕的机会，但是他拒绝了。晋朝末年曾征他为著作佐郎，不就。刘裕篡晋建立宋朝，他更厌倦了政治，在《述酒》诗里隐晦地表达了他对此事的想法。到了晚年他贫病交加， “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萧统《陶渊明传》）宋文帝元嘉四年去世前写了一篇《自祭文》，文章最后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 这成为他的绝笔。死后，朋友们给他以谥号曰“靖节先生”。他的好友颜延之为他写了诔文，这篇诔文是研究陶渊明的重要资料。《宋书》、《晋书》、《南史》都有他的传记。

     陶渊明的作品，在他生前流传不广。（梁）萧统加以搜集整理，编了《陶渊明集》，并为之写序、作传。萧统所编陶集虽然已经佚失，但此后的陶集，如已佚的北齐阳休之本、北宋宋庠本、北宋僧思悦本，以及今存的一些宋代刻本：如汲古阁藏十卷本、曾集刻本，都是在此基础上重编而成的。陶渊明的作品今存诗１２１首，赋、文、赞、述等１２篇，另有一些作品的真伪还不能肯定。

     陶渊明熟谙儒家学说，诗文中引用儒家经典很多，仅《论语》就有３７处。他有儒家的入世精神，也像儒家那样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但不拘守儒家经典的章句，显得通脱而不拘泥。他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五柳先生传》）这与汉儒的态度很不相同。他赞扬孔子，但又有点将孔子道家化的倾向。他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在诗文中有７０篇用了《老》、《庄》的典故，共７７处之多；魏晋玄学对他也有影响。但人并不沉溺于老庄和玄谈，他是一个很实际的、脚踏实地的人，做县吏就有劝农之举，做隐士又坚持力耕，与虚谈废务浮文妨要的玄学家很不同。他住在庐山脚下，距离慧远的东林寺很近，他的朋友刘遗民与慧远关系密切；陶渊明的诗中偶尔也可见到类似佛教的词语，但他决非佛教徒，并且与慧远保持着距离。佛教是对人生的一种参悟，陶渊明参悟人生而与佛教暗合的情形是有的，但他是从现实的人生中寻找乐趣，不相信来世，这与佛教迥异。在不惧怕死亡这一点上，他和一些高僧虽然近似，但思想底蕴仍有很大的差异。他是抱着“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形影神》）的态度对等死亡，与佛教之间向往极乐世界大相径庭。他所思考的都是有关宇宙、历史、人生的重大问题，如什么才是真实的？历史上的贤良为什么往往没有好的结果？人生的价值何在？怎样的生活才完美？如何对待死亡？等等。他的思想既融会了儒道两家的思想，又来自个人的生活实践，具有独特的视点、方式和结论；而思考的结论又付诸实践身体力行。

     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是陶渊明思考人生得出的两个主要结论，也是他人生的两大支柱。

     “安贫乐道”是陶渊明的为人准则。他所谓“道”，偏重于个人的品德节操方面，体现了儒家思想。如“匪道曷依，匪善奚敦”（《荣木》）。“好爵吾不萦，厚馈吾不酬。……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其四）。他特别推崇颜回、黔娄、袁安、荣启期等安贫乐道的贫士，要像他们那样努力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决不为追求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他并不一般地鄙视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他希望建功立业，又要功成身退，像疏广对疏受所说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他也考虑贫富的问题，安贫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常发生矛盾，但是他能用“道”来求得平衡：“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其五）而那些安贫乐道的古代贤人，也就成为他的榜样：“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 （《咏贫士》其二）他的晚年很贫穷，到了捱饿的程度，但是并没有丧失其为人的准则。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的更深刻的哲学思考。“自然”一词不见于《论语》、《孟子》，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老庄所谓“自然”不同于近代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种状态，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间万物皆按其本来的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无须任何外在的条件和力量。人应当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抱朴而含真。陶渊明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所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说明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受不了绳墨的约束。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表达了返回自然得到自由的喜悦。在《形影神》里，他让“神”辨自然以释“形”、“影”之苦。“形”指代人企求长生的愿望，“影”指代人求善立名的愿望，“神”以自然的之义化解它们的苦恼。形影神三者，还分别代表了陶渊明自身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者的对话反映了他人生的冲突与调和。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以及由此引导出来的顺化、养真的思想，已形成比较完整而一贯的哲学。

     总之，陶渊明的思想可以这样概括：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陶渊明看到了社会的腐朽，但没有力量支改变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但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复归。这在他自己也许能部分地达到，特别是在他所创造的诗境里，但作为医治社会的药方却是无效的。

     陶渊明是魏晋风流的一位代表。魏晋风流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人格美，或者说是他们所追求的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诗文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以世俗的眼光看来，陶渊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来，他的一生却是很艺术的。他的《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时运》等作品，都是其艺术化人生的写照。他求为彭泽县令和辞去彭泽县令的过程，对江州刺史王弘的态度，抚弄无弦琴的故事，取头上葛巾漉酒的趣闻，也是其艺术化人生的表现。而酒，则是其人生艺术化的一种媒介。陶渊明可以说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

第二节 陶渊明的田园诗及其他

     陶诗题材的分类 中国文学的新题材：田园诗 咏怀诗与咏史诗对前 人的继承发展 行役诗中表现的苦闷 赠答诗中表现的深情

     陶诗的题材主要可以分为五类：田园诗、咏怀诗、咏史诗行役诗、赠答诗。

     田园诗和山水诗往往并称，但这是两类不同的题材。田园诗会写到农村的风景，但其主体是写农村的生活、农夫和农耕。山水诗则主要是写自然风景，写诗人主体对山水客体的审美，往往和行旅联系在一起。陶渊明的诗严格地讲只有《游斜川》一首是山水诗，他写得多的是田园诗。田园诗是他为中国文学增添的一种新的题材，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为内容，并真切地写出躬耕之甘苦，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人。

     他的田园诗有的是通过描写田园景物的恬美、田园生活的简朴，表现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或春游、或登高、或酌酒、或读书、或与朋友谈心，或与家人团聚，或盥濯于檐下，或采菊于东篱，以及在南风下张开翅膀的新苗、日见茁壮的桑麻，无不化为美妙的诗歌。如“山涤馀霭，宇暖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 （《时运》）。写山村的早晨，晨雾渐渐消失，南风使新苗长上了翅膀。“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其一）。写邻居和自己一起谈史论文的情形，那种真率的交往令人羡慕。再如《归园田居》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守拙与适俗，园田与尘网，两相对比之下，诗人归田后感到无比愉悦。南野、草屋、榆柳、桃李、远村、近烟、鸡鸣、狗吠，眼之所见耳之所闻无不惬意，这一切经过陶渊明点化也都诗意盎然了。“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一远一近，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以动写静，简直达到了化境。

     他的田园诗有的着重写躬耕的生活体验，这是其田园诗最有特点的部分，也是最为可贵的部分。《诗经》中有农事诗，那是农夫们一边劳动一边唱的歌。至于士大夫亲身参加农耕，并用诗写出农耕体验的，陶渊明是第一位。陶渊明之后的田园诗真正写自己劳动生活的也不多见。《归园田居》其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是一个从仕归隐田园从事躬耕者的切实感受，带月荷锄、夕露沾衣，实景实情生动逼真。而在农耕生活的描写背后，隐然含有农耕与为官两种生活的对比，以及对理想人生的追求。《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写出人生的理念：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陶渊明认为，衣食是人生之道的开端，不劳动什么都谈不到。诗里写到劳动的艰辛，写到一天劳动之后回家休息时得到的快慰，都很真切。“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写出农民普遍的感受。“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写出一个从仕途归隐躬耕的士人的特殊感受。

     他有些田园诗是写自己的穷困和农村的凋敝。如《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归园田居》其四：“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途。”通过这些诗可以隐约地看到，在战乱和灾害之中农村的面貌。

     咏怀诗和咏史诗内容有相近之处，咏史也是咏怀，不过是借史实为媒介而已。他的咏怀诗有些是以组诗的形式写成的，如《饮酒》、《拟古》、《杂诗》。他的咏史诗所咏的对象偏重于古代的人物，如“三良”、“二疏”、荆轲，以及《咏贫士》所写的古代贫士；《读山海经》也可归入这一类。这些咏怀、咏史之作，明显地继承了阮籍、左思诗歌的传统，又有陶渊明自己的特点。这就是围绕着出仕与归隐这个中心，表现自己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品格。其中有对自己生平的回顾，如《饮酒》其十九；有对社会的抨击，如《饮酒》其二十。不乏惋惜也不乏激愤，如《咏荆轲》。从《杂诗》其二可以看出，陶渊明的忧愤是深而且广的：

     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余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这首诗写一个不眠的秋夜，用环境的清冷衬托出自己心情的孤独，又以时光的流逝引出有志未骋的悲凄，是陶渊明咏怀诗中的代表作。

     陶渊明的行役诗都是他宦游期间的作品，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悲叹行役的辛苦，表达对仕宦的厌倦，反复诉说对田园的思念和归隐的决心。悲叹行役的辛苦原是此前行役诗共同的内容，后两者则是陶渊明所特有的，而且越到后来这两种情绪就越强烈。那种失去自由的无奈之感，成为这类诗的基调。试看以下例句：“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乙已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

     陶渊明的赠答诗颇能见其对友人的敦厚之情。赠答是古已有之的传统题材，传为苏李赠答的诗歌以叙离情见长，曹植的《赠白马王彪》以抒幽愤著名，刘桢的《赠从弟》表现了高洁的品格，嵇康的《赠秀才入军》展示了洒脱的情趣。陶渊明的赠答诗又有他自己的特点：以其真挚的感情、家常的内容、隽永的意味、既不火热也不冷淡的语调，为自己塑造了一位仁厚长者的形象。如：“霭霭停云，濛濛时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静寄东轩，春醪独抚。良朋悠邈，搔首延伫。” （《停云》）“飘飘西来风，悠悠东去云。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因。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与殷晋安别》）《答庞参军》是其赠答诗中最深沉的一首：

     相知何必旧，倾盖定前言。有客赏我趣，每每顾林园。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我实幽居士，无复东西缘。物新人帷旧，弱毫多所宣。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

     诗里有欢聚的回顾，有离别的伤感，也有殷勤的叮咛，语重而情深。

     在以上五类题材之外，陶渊明还有一些以发挥哲理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如《形影神》、《连雨独饮》，《拟挽歌辞》也可以归入这一类。这类诗可以视为玄言诗，但与东晋流行的玄言诗有所不同，并非“柱下之旨归，漆园之义疏”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而是将生活中的体验提炼到哲学的高度。魏晋人注重门阀，陶诗中有的写到宗族关系或对儿子加以训诫，如《命子》、《责子》、《赠长沙公》等，可见陶渊明也还是重视家族的荣誉和门第的。

第三节 陶诗艺术及其渊源

     自然：陶诗的总体艺术特征 日常生活的诗化 情景事理的浑融 平淡中见 警策，朴素中见绮丽 陶诗的艺术渊源

     自然，不仅是陶渊明的人生旨趣，也是其诗歌的总体艺术特征。他作诗不存祈誉之心，生活中有了感触就诉诸笔墨，既无矫情也不矫饰。他说：“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五柳先生传》）又说：“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饮酒序》）由此可见他的创作态度。陶诗的声吻和节奏，舒缓而沉稳，给人以蔼如之感。陶诗多用内省式的话语，坦诚地记录了他内心细微的波澜，没有夺人的气势，没有雄辩的力量，也没有轩昂的气象，却如春雨一样慢慢地渗透到读者的心中。他的诗不追求强烈的刺激，没有浓重的色彩，没有曲折的结构，纯是自然流露，一片神行。但因其人格清高超逸，生活体验真切深刻，所以只要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就有感染力。正如宋人黄彻所说： “渊明所以不可及者，盖无心于非誉、巧拙之间也。”（《溪诗话》卷五）

     陶诗的一大特点也是他的一种开创，就是将日常生活诗化，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重要的意义和久而弥淳的诗味。在他以前，屈原、曹操、曹植、阮籍、陆机等等都着重于关乎国家政治的题材，陶渊明着重写普普通通的生活，用家常话写家常事，写得诗意盎然。

     具体地说，陶诗的艺术物色可以概括为：

     一、情、景、事、理的浑融。陶渊明描写景物并不追求物象的形似，叙事也不追求情节的曲折，而是透过人人可见之物，普普通通之事，表达高于世人之情，写出人所未必能够悟出之理。陶诗重在写心，写那种与景物融而为一的、对人生了悟明彻的心境。他无意于模山范水，也不在乎什么似与不似，只是写出他自己胸中的一片天地。陶诗发乎事，源乎景，缘乎情，而以理为统摄。在南风下张开翅膀的新苗，伴随他锄草归来的月亮，依依升起的炊烟，不嫌他门庭荒芜重返旧巢的春燕，在中夏贮满了清阴的堂前林，床上的清琴，壶中的浊酒，以及在他笔下常常出现的青松、秋菊、孤云、飞鸟，都已不是寻常的事物，它们既是客观的又是体现了诗人主观感情与个性的，既是具象的又是理念的。且看《饮酒》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前四句讲了“心”与“地”也就是主观精神与客观环境之间的关系，只要 “心远”，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不会受尘俗喧嚣的干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偶一举首，心与山悠然相会，自身仿佛与南山融为一体了。那日夕的山气、归还的飞鸟，在自己心里构成一片美妙的风景，其中蕴藏着人生的真谛。这种心与境的瞬间感应，以及通向无限的愉悦，是不可落于言筌的。正如《古学千金谱》所说：“篱有菊则采之，采过则已，吾心无菊。忽悠然而见南山，日夕而见山气之佳，以悦鸟性，与之往还。山花人鸟，偶然相对，一片化机，天真自具。既无名象，不落言诠，其谁辨之。”《拟挽歌辞》其三也是情景事理四者浑融的佳作：

     荒草何莽莽，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

     正嶕峣。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这首诗先写亲友为自己送葬的情事，“荒草”、“白杨”烘托出悲凉的气氛。然后说人皆有死，谁也不能避免，而一个人的死去对活着的人来说并无太大的影响，不必过于执着。最后两句以理语作结，统摄了全诗。死亡是人的一大困惑，这个困惑被陶渊明勘破了。

     陶诗中的“理”不是抽象的哲学说教，而是在生活中亲自体验到的，其中包涵着生活的情趣。陶诗表现了他对宇宙、历史和人生的认识，是探求其奥秘和意义的结晶，而这一切又是用格言一样既有情趣又有理趣的语言表现的，取得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如：“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杂诗》其一）“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杂诗》其二）“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其一）“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饮酒》其十四）“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四）“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饮酒》其八）这些诗句言浅意深，富有启示性。清人潘德舆说陶渊明“任举一境一物，皆能曲肖神理” （《养一斋诗话》），是中肯之论。

     二、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见绮丽。前人往往用“平淡朴素”概括陶诗的风格，然而陶诗不仅仅是平淡，陶诗的好处是在平淡中见警策；陶诗不仅仅是朴素，陶诗的好处是在朴素中见绮丽。陶诗所描写的对象，往往是最平常的事物，如村舍、鸡犬、豆苗、桑麻、穷巷、荆扉，而且一切如实说来，没有什么奇特之处。然而一经诗人笔触，往往出现警策。陶诗很少用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只是白描，朴朴素素。如：“种豆南山下”，“今日天气佳”，“青松在东园”， “秋菊有佳色”，“悲风爱静夜”，“春秋多佳日”，都是明白如话。然而，平淡之中可见绮丽。又如《拟古》其三：

     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从横舒。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

     春天来了，燕子双双回到自己的草庐。一年来自己的门庭日见荒芜，但仍然坚持着贫穷的隐居生活。有些朋友并不理解自己的态度，一再劝说出仕。可是燕子却翩翩而来，丝毫也不嫌弃它们的旧巢以及自己这个贫士。似乎燕子在问诗人：我的心是坚定的，你的心也像我一样坚定吗？这首诗好像一个美丽的童话，浅显平淡却有奇趣。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例如：“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读山海经》其一）“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两个“亦”字，物我情融，耐人寻味。又如：“山涧清且浅，可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归园田居》其五）一条山涧、一只鸡、一根荆薪，这些平平常常的事物一经诗人点化便有了生活情趣，显示出他对邻人的亲切，以及农村淳朴的风俗。“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 （《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平淡的十个字便写出了雪的轻柔之美。关于陶诗的这个特点，苏轼概括为“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与苏辙书》），十分精辟。

     陶诗的语言不是未经锤炼的，只是不露痕迹，显得平淡自然。正如元好问所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论诗绝句》）例如：“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其一）“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其二）“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和郭主簿》其一）“待”字、 “掷”字、“贮”字，这三个动词都是常见的，看似平淡却很精彩，不可更易。

     关于陶诗的艺术渊源，锺嵘《诗品》曰：“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 其后多有反对此说的，今人则多表示赞同。从今存应璩诗以及关于应璩的传记资料看来，他与陶渊明很不一样，与其说陶诗源于应璩，不如说源于汉、魏、晋诸贤，应璩一人不足以笼罩他。如果一定要说得具体些，可以说陶诗源于《古诗》，又绍阮籍之遗音而协左思之风力。魏晋诗歌在他那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第四节 陶渊明的散文与辞赋

     《五柳先生传》中的自我形象 《归去来兮辞》与文学中的回归主题 《桃 花源记》的理想模式

     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有赖于他的散文和辞赋的，实不下于他的诗歌。特别是《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和《归去来兮辞》，这三篇最见其性情和思想，也最著名。

     《五柳先生传》只有一百二十多字的本文和四十多字的赞语，却为自己留下一篇神情毕现的传记。《晋书·陶潜传》曰：“潜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在陶渊明之前，司马迁写过《自序》，王充写过《自纪》，但那分别是《史记》和《论衡》的自序，带有自传性质而已。阮籍写过《大人先生传》，虽然借着大人先生表现了自己的志趣，但并不是自传。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取正史纪传体的形式，但不重在叙述生平事迹，而重在表现生活情趣，带有自叙情怀的特点，这种写法是陶渊明的首创。此后，王绩的《五斗先生传》、白居易的《醉吟先生传》都是深受其影响的。《五柳先生传》在一百多字的篇幅中，以极其简洁的笔墨表达了不同流俗的性格，清楚地划出一条与世俗的界限，从而塑造了一个清高洒脱、怡然自得、安贫乐道的隐士形象。五柳先生遂成为寄托中国古代士大夫理想的人物形象。

     《归去来兮辞》是一篇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宣言。文中所写归途的情景，抵家后与家人团聚的情景，来年春天耕种的情景，都是想象之辞，于逼真的想象中更可看出诗人对自由的向往。文中不乏华彩的段落，跌荡的节奏，舒畅的声吻，将诗人欣喜欲狂的情状呈现于读者面前。对于后人来说，一切的回归，一切的解放，都可以借着这篇文章来抒发，因此它也就有了永恒的生命力。欧阳修说： “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元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五引）虽未必是严谨的评论，但此文之高妙实在是难以伦比的。

     《桃花源记》的故事和其他仙境故事有相似之处，描写了一个美好的世外仙界。不过应当强调的是，陶渊明所提供的理想模式有其特殊之处：在那里生活着的其实是普普通通的人，一群避难的人，而不是神仙，只是比世人多保留了天性的真淳而已；他们的和平、宁静、幸福，都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取得的。古代的许多仙话，描绘的是长生和财宝，桃花源里既没有长生也没有财宝，只有一片农耕的景象。陶渊明归隐之初想到的还只是个人的进退清浊，写《桃花源记》时已经不限于个人，而想到整个社会的出路和广大人民的幸福。陶渊明迈出这一步与多年的躬耕和贫困的生活体验有关。虽然桃花源只是空想，但能提出这个空想是十分可贵的。

第五节 陶渊明的典型意义

     诗人陶渊明的被发现 士大夫的精神家园 不为五斗米折腰 酒与菊

     陶渊明在当时只以隐士著称，他的文学创作没有得到高度的评价，这是因为他平淡自然的风格与当时崇尚的华丽文风不合。萧统是第一位发现陶渊明文学价值的人，既推崇其人格也推崇其文学。到了宋朝，特别是经过苏轼、朱熹的弘扬，以及汤汉对其作品的诠释，陶渊明才真正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这地位一直保持到今天，并获得了世界的声誉。

     陶渊明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许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以后，或厌倦了官场的时候，往往回归到陶渊明，从他身上寻找新的人生价值，并借以安慰自己。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莫不如此。于是，不为五斗米折腰也就成了中国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座堡垒，用以保护自己出处选择的自由。而平淡自然也就成了他们心目中高尚的艺术境地。

     由于陶渊明的吟咏，酒和菊已成为他的象征。古代文人爱酒的不少，但能识酒中之深味的，从饮酒中体悟人生真谛的，陶渊明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酒和陶渊明的生活及其文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阮籍饮酒有以醉逃祸和借酒浇愁的意味，陶渊明则是追求酒所助成的物我两忘的境界。陶渊明写菊其实并不多，一共六处，但因“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两句诗太著名了，菊便成了他的化身，成了中国文学里象征着高情远致的意象。在酒和菊之外，象征陶渊明的还有 “孤云”：“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暖暖空中灭，何时见馀晖。”（《咏贫士》其一）陶渊明生前是孤独的，他的诗歌是一个孤独者的自白。他生命的光辉在他死后才逐渐放射出来，“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梦李白》其二），杜甫的这两句诗用在陶渊明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

 

 

第四章 南北朝民歌

     由于南北朝长期处于对峙的局面，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方面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南北朝民歌也呈现出不同的情调与风格。南朝民歌清丽缠绵，更多地反映了人民真挚纯洁的爱情生活；北朝民歌粗犷豪放，广泛地反映了北方动乱不安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生活风习。南朝民歌中的抒情长诗《西洲曲》和北朝民歌中的叙事长诗《木兰诗》，分别代表着南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

    

第一节 南朝民歌与吴、楚风情

     吴歌与西曲 水乡景物与市井气息 女性的吟唱 清丽缠绵的情调 修辞特 点 《西洲曲》

     南朝民歌大部分保存在（宋）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清商曲辞》里。主要有吴歌和西曲两类。吴歌共３２６首，西曲共１４２首。《乐府诗集》卷四十四引《晋书·乐志》说：“吴歌杂曲，并出江南。东晋已来，稍有增广。其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吴声歌曲起于此也。”又卷四十七引《古今乐录》说：“按西曲歌出于荆（今湖北省江陵县）、郢（今江陵县附近）、樊（今湖北省襄樊市）、邓（今河南邓县）之间，而其声节送和与吴歌亦异，故依其方俗而谓之西曲云。”可见这些民歌本来是徒歌，由乐府机构采集以后才入乐的；吴歌与西曲虽同属南朝民歌，但由于产生在不同的地区，所以在音乐的声节和歌唱方式上也有所差异。从时间上来说，吴歌产生于东晋及刘宋的居多，西曲于宋、齐、梁、陈的居多。清商曲辞中还有神弦歌一类，共１８首，是民间祀神的乐章。清商曲辞外，在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中，也保存有少量南朝民歌。

     现存南朝民歌的内容比较狭窄，绝大多数是情歌。《乐府诗集》卷六十一引《宋书·乐志》说：“自晋迁江左，下逮隋、唐，德泽浸微，风化不竞，去圣逾远，繁音日滋。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哀淫靡曼之辞，迭作并起，流而忘反，以至陵夷。原其所由，盖不能制雅乐以相变，大抵多溺于郑、卫，由是新声炽而雅音废矣。”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南朝和汉代一样设有乐府机构，负责采集民歌配乐演唱。现存南朝民歌就是由这些乐府机构采集而保存下来的。汉代统治者采集民歌尚有“观风俗，知薄厚”（《汉书·艺文志》）的目的，而南朝统治者采集民歌则完全是为了满足其纵情声色的需要。《南齐书·萧惠基传》载：“自宋大明以来，声伎所尚，多郑卫淫俗。雅乐正声，鲜有好者。” 汉魏之世的雅乐，至西晋之乱已渐散亡。及宋武帝平关中，曾将散落在北方的雅乐带回江南。但这些雅乐的曲、辞皆已陈旧而无生气，不能满足统治者的享乐需要。而此时在南方民间已经产生了大量的新声歌曲，于是统治者便以自己的好尚进行采集、润色与拟作。尤其是民间那些发于男女恋情的歌唱，更适合于统治者的生活情调，当然也就更能得到他们的青睐。

     宋后废帝时户口不满百万，而“太乐雅郑，元徽时校试，千有馀人”（《南齐书·崔祖思传》）；齐高帝“幸华林宴集，使各效伎艺：褚彦回弹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弹琴，沈文季歌《子夜来》，张敬儿舞”（《南史·王俭传》）；齐武帝“后宫万馀人，宫内不容，太乐、景第、暴室皆满，犹以为未足”（《南史 ·豫章文献王嶷传》），又亲“制《估客乐》，使太乐令刘瑶管弦被之”（《通曲·乐典》）；齐东昏酷爱俗乐，为了满足他自己的嗜欲，“下扬、南徐二州桥桁塘埭丁，计功为直，敛取见钱，供太乐主衣杂费”（《南齐书·东昏纪》）； “普通末，（梁）武帝自算择后宫《吴声》、《西曲》女妓各一部，并华少，赉（徐）勉，因此颇好声酒”（《南史·徐勉传》）；此外，梁武帝萧衍、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等，更有大量的充满艳情色彩的拟作。正是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其风流被于社会世俗，故艳俗之情愈炽，而此类民歌亦愈发达。

     南朝民歌中多清丽缠绵的情歌，与江南幽美的自然环境和充裕的经济条件也有着直接的关系。

     南朝民歌产生于长江中下游地区，那里山青水秀，鸟语花香。本自多情的青年男女，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免油然生发出怀春之情，正如民歌中所唱的那样：

     初阳正二月，草木郁青青。蹑屐步前园，时物感人情。（《读曲歌》）

     朱光照绿苑，丹华粲罗星。那能闺中绣，独无怀春情？（《子夜四时歌·春歌》）

     长江流域物产丰盛，商业发达。而最为富庶的地区又首推荆扬二州。李延寿在《南史·循吏传》的序论中描写宋、齐盛世之时说：“方内晏安，氓庶蕃息， ……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永明继运，……十许年中，百姓无犬吠之惊，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渌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非适。”南朝民歌，大部分就是城市中的产物。它们多半出自商贾、妓女、船户和一般市民之口，主要反映城市中下层居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

     现存的吴声歌中，以《子夜歌》（凡４２首）、《子夜四时歌》（凡７５首）、《华山畿》（凡２５首）和《读曲歌》（凡８９首）最为重要。吴声歌曲多为女性的吟唱，其内容或表现对于爱情的渴望，如：

     始欲识郎时，两心望如一。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子夜歌》）

     或表现既得爱情的欢乐，如：

     打杀长鸣鸡，弹去乌臼鸟，愿得连冥不复曙，一年都一晓。（《读曲歌》）

     或表现相思的痛苦，如：

     寒鸟依高树，枯林鸣悲风。为欢憔悴尽，那得好颜容？（《子夜四时歌·冬歌》）

     或表现坚贞不渝的爱情，如：

     渊冰厚三尺，素雪覆千里。我心如松柏，君情复何似？（《子夜四时歌·冬歌》）

     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生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华山畿》）

     或表现对于负心男子的怨恨，如：

     常虑有贰意，欢今果不齐。枯鱼就浊水，长与清流乖。（《子夜歌》）

     或表现婚姻不自由的苦闷，如：

     非欢独慊慊，侬意亦驱驱。双灯俱时尽，奈许两无由。（《读曲歌》）

     这些作品，以清新浅近的语言，表现真挚细腻的感情，风格艳丽柔弱、哀怨缠绵，真实地再现了江南女子在爱情问题上的复杂心态，并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西曲产生于长江中游和汉水两岸的城市，以江陵为中心。由于地区的差别和歌者的身份不同，它多写水边船上旅客商妇的离别之情，所反映的生活面比吴歌稍广，而且更多地表现了劳动人民的爱情生活，其突出的特点是结合劳动来描写爱情。因此在情调上与吴歌的闺阁气息有所不同，风格也较为开朗明快。如：

     布帆百馀幅，环环在江津。执手双泪落，何时见欢还？（《石城乐》）

     闻欢下扬州，相送楚山头。探手抱腰看，江水断不流。（《莫愁乐》）

     一幕幕离别场景，一曲曲送别哀歌，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那呵滩》中两首男女对唱的情歌，尤为感人：

     离欢下扬州，相送江津湾。愿得篙橹折，交郎到头还。

     篙折当更觅，橹折当更安。各自是官人，那得到头还。

     女子的歌唱，传达出真切的情思和天真的愿望；男子的对答，则表现出身不由己的遗憾和悲哀。《拔蒲》二首清新而含蓄：

     青蒲衔紫茸，长叶复从风。与君同舟去，拔蒲五湖中。

     朝发桂兰渚，昼息桑榆下。与君同拔蒲，竟日不成把。

     清新幽美的环境，清脆婉转的歌喉，洋溢着一种轻松、和谐的气氛。末二句与《诗经·周南·卷耳》中“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的诗句有异曲同工之妙。

     南朝民歌的形式特点，是体制小巧，大多为五言四句，语言清新自然，正如《大子夜歌》所说“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不知歌谣妙，声势出口心”。清妙的歌谣随口唱来，不雕饰，不做作，便将内心深处细腻缠绵的情感真切地表现出来。大量运用双关语，是南朝民歌尤其是吴歌的显著特点。双关语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同音异字的，如：以“藕”双关“偶”，以“莲”双关“怜”，以 “丝”双关“思”，以“碑”双关“悲”，以“篱”双关“离”等；另一类是同音同字的，如：以布匹之“匹”双关匹偶之“匹”，以药名或曲名之“散”双关取散之“散”，以关门之“关”双关关念之“关”，以黄连之“苦”双关相思之 “苦”等。这些巧妙的双关语的运用，不仅使得语言更加活泼，而且在表情达意上也更加含蓄委婉。

     除吴歌和西曲之外，在《杂曲歌辞》中还有一篇抒情长诗《西洲曲》：

     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单衫杏子红，双鬓鸦雏色。西洲在何处？两桨桥头渡。日暮伯劳飞，风吹乌臼树。树下即门前，门中露翠钿。开门郎不至，出门采红莲。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见，尽日栏杆头。栏杆十二曲，垂手明如玉。卷帘天自高，海水摇空绿。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

     这首民歌可能经过文人的加工润色，内容是写一个青年女子的相思之情，中间穿插着不同季节的景物变化和女主人公的活动、服饰及仪容的点染描绘，一层深过一层地展示人物内心的情思，将那种无尽的相思表现得极为细腻缠绵而又委婉含蓄。全诗基本上是四句一换韵，又运用了连珠格的修辞法，从而形成了回环婉转的旋律，这种特殊的声韵之美，造成一种似断似续的效果，这同诗中续续相生的情景结合在一起，声情摇曳，馀味无穷。所以沈德潜说此诗：“续续相生，连跗接萼，摇曳无穷，情味愈出。”（《古诗源》卷十二）这首诗是南朝民歌中艺术性最高的一篇。

    

第二节 北朝民歌与北朝各民族的风习

     北方的景色与以鲜卑为主的各民族风习 社会题材的多方面表现 直率朴素刚健豪放 《木兰诗》

     北朝民歌大部分保存在《乐府诗集·横吹曲辞》的《梁鼓角横吹曲》中，此外在《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中也有一小部分，共７０首左右。《乐府诗集》卷二十一云：

     横吹曲，其始亦谓之鼓吹，马上奏之，盖军中之乐也。北狄诸国，皆马上作乐，故自汉已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其后分为二部，有萧笳者为鼓吹，用之朝会、道路，亦以给赐。汉武帝时，南越七郡，皆给鼓吹是也。有鼓角者为横吹，用之军中，马上所奏者是也。

     可见“横吹曲”，原是在马上演奏的一种军乐，因演奏的乐器有鼓有号角，所以叫“鼓角横吹曲”。北朝民歌多半是北魏以后的作品，随着南北文化的交流，北方的歌曲陆续传到南方，齐、梁以后也常用于宫中娱乐，并由梁代的乐府机关保留下来，所以叫“梁鼓角横吹曲”。

     北朝民歌原来大都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歌唱，如《折杨柳歌辞》说：“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便是证明，其中又以鲜卑语的歌辞居多。这些歌辞后来被翻译成汉语，如《敕勒歌》，“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故其句长短不齐” （《乐府诗集》卷八十六《杂歌谣辞》引《乐府广题》）。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北人直接用汉语创作的，有些则是经过了南方乐工的加工润色，同时也不能排除其中还杂有少数北方汉人的作品。所以北朝民歌是北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硕果。

     北朝民歌的数量虽不多，但内容却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鲜卑族为主的北方各民族跟南方人民的生活环境有所不同，再加上北方民族特殊的风俗习惯和性格气质，因此北朝民歌的情调和风格，就跟南朝民歌有了显著的差别。

     《北史·魏本纪一·魏先世》载：“魏之先出自黄帝轩辕氏，黄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结绳而已。” 尽管他们后来逐渐南侵，且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但他们的生活环境和习俗仍旧不同于南方。因此在北朝民歌中，表现北方的景色和风俗，最富有地方色彩。史载北齐时代斛律金（４８８～５６７）所唱的《敕勒歌》，反映北方的游牧生活，出色地描绘了北国草原的辽阔壮美：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短短２７字，将苍茫浩瀚的草原风光描绘了出来，境界恢宏博大、雄浑壮阔，可谓千古绝唱。“敕勒”，也是当时少数民族的名称，又称高车。《北史·高车传》说：魏太武帝征服高车后，“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乘高车，逐水草，畜牧蕃息，数年之后，渐知粒食，岁致献贡。由是国家马及牛、羊遂至于贱，毡皮委积。”诗中所描绘的正是这番景象。又如：“放马大泽中，草好马著膘”（《企喻歌辞》）；“放马两泉泽，忘不着连羁”（《折杨柳歌辞》）；“上马不捉鞭，反折杨柳枝。蹀坐吹长笛，愁杀行客儿”（《折杨柳歌辞》）；“孟阳三四月，移铺逐阴凉”（《琅琊王歌辞》），也都反映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从中可以想见那辽阔的原野和丰泽的水草，牧民们赶着马群，过着迁徙不定而又悠游自足的生活。《陇头歌辞》形象地描绘出北方旅人艰苦的生活：

     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

     朝发欣城，暮宿陇头。寒不能语，舌卷入喉。

     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

     行人的孤独飘零，山路的险峻难行，北地的刺骨严寒，以及思念家乡的悲痛情绪，无不跃然纸上。

     北方民族以畜牧为业，善于骑射，他们锻炼出了雄健强悍的体魄、粗犷豪迈的个性和豪侠尚武的精神：

     男儿欲作健，结伴不须多。鹞子经天飞，群雀两向波。（《企喻歌辞》）

     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必跋黄尘下，然后别雄雌。（《折杨柳歌辞》）

     新买五尺刀，悬著中梁柱。一日三摩挲，剧于十五女。（《琅琊王歌辞》）

     不仅男儿具有这种英雄豪侠的行为举止，甚至女子也不让须眉，木兰即是其中的典型。又如《魏书·李安世传》所载《李波小妹歌》：“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也同样反映出豪侠尚武的精神。

     频繁的战争是北朝社会一个严重而突出的问题，因而北朝民歌中反映战争的诗也较多。如《企喻歌辞》中的后三首，《紫骝马歌辞》中的第三首，《慕容垂歌辞》三首，《隔谷歌》二首，以及《陇上歌》（《杂歌谣辞三》）等，均属此类题材的作品。《陇上歌》对战争的描写较为具体：

     陇上壮士有陈安，躯干虽小腹中宽，爱养将士同心肝。聂骢父马铁锻鞍，七尺大刀奋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盘，十荡十决无当前。战始三交失蛇矛，弃我聂骢窜岩幽，为我外援而悬头。西流之水东流河，一去不还奈子何！

     战争必然给人民带来无限深重的灾难：“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尸丧狭谷中，白骨无人收。”（《企喻歌辞》）“兄在城中弟在外，弓无弦，箭无括，食粮乏尽若为活！救我来！救我来！”（《隔谷歌》）这些发自内心的悲吟与呼号，真实地反映出当时广大人民悲剧的命运。

     北朝民歌中，还有不少反映羁旅行役和流亡生活的怀土思乡之作，如上文所举《陇头歌辞》和《折杨柳歌辞》即是。又如：

     琅琊复琅琊，琅琊大道王。鹿鸣思长草，愁人思故乡。（《琅琊王歌辞》）

     高高山头树，风吹叶落去。一去数千里，何当还故处？（《紫骝马歌辞》）

     深刻地反映出他们颠沛流离的苦况和思念家乡的心情。还有些民歌则反映了穷苦人民饥寒交迫的生活以及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如：“雨雪霏霏雀劳利，长嘴饱满短嘴饥。”（《雀劳利歌辞》）“快马常苦瘦，剿儿常苦贫。黄禾起赢马，有钱始作人。”（《幽州马客吟歌辞》）其中充满劳苦之人的愤激与不平。其语言之朴素无华，情调之坦率爽朗，风格之刚健豪放，均与南朝民歌形成鲜明的对比。

     北朝民歌中有不少反映爱情与婚姻题材的作品，这些歌曲坦率直截，与南朝情歌缠绵婉转的情调是大不相同的。如：

     侧侧力力，念君无极。枕郎左臂，随郎转侧。（《地驱乐歌辞》）

     腹中愁不乐，愿作郎马鞭。出入擐郎臂，蹀坐郎膝边。（《折杨柳歌辞》）

     至于“月明光光星欲堕，欲来不来早语我”（《地驱乐歌》）；“天生男女共一处，愿得两个成翁妪”（《捉搦歌》），则更为大胆泼辣。反映婚姻问题的，多半是女子希望早嫁，如：“老女不嫁，蹋地唤天”（《地驱乐歌辞》）；“小时怜母大怜婿，何不早嫁论家计”（《捉搦歌》）；“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 （《折杨柳歌辞》）“阿婆许嫁女，今年无消息”（《折杨柳歌辞》）。这些歌唱直率而朴素，毫无忸怩羞涩之态，与南朝民歌相比，也同样有直与曲、刚与柔之别。

     《梁鼓角横吹曲》中的长篇叙事诗《木兰诗》，是北朝民歌中最为杰出的作品。关于此诗的作者及产生的时代问题，自北宋以来即众说纷纭。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陈释智匠《古今乐录》已著录此诗，故其产生时代不会晚于陈代。此诗最初当为北朝民间传唱之诗，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可能经过隋唐文人的润色加工。

     《木兰诗》成功地塑造了木兰这个不朽的艺术形象。木兰是一个闺中少女，又是一个金戈铁马的巾帼英雄，在祖国需要的时候，她挺身而出，代父从军，女扮男装，驰骋沙场十多年，立下汗马功劳；胜利归来之后，又谢绝官职，返回家园，表现出淳朴与高洁的情操。她爱亲人，也爱祖国，把对亲人和对祖国的爱融合到了一起。木兰的形象，是人民理想的化身，她集中了中华民族勤劳、善良、机智、勇敢、刚毅和淳朴的优秀品质，这是一个深深紥根在中国北方广大土地上的有血有肉、有人情味的英雄形象，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尤其可贵。

     《木兰诗》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很有特点：

     首先，是描写有繁有简，剪裁精当而结构严谨。作者根据人物刻划的需要，在广阔的生活背景下展示木兰的形象。从时间上说，长达十多年之久；从地域来说，从家乡，到战场，从朝廷，到故乡，空间十分广阔。如此丰富的内容，本来很费笔墨，但诗歌处理得很好。突出出征前、征途中、战场上和归来后几个场面，描写有详有略。其详处运墨如泼，如出征前备置鞍马的铺排描写，便烘托出一种跃跃欲试的精神和忙忙碌碌的气氛；征途中也同样是不惜笔墨，表现木兰温柔、善良的心性和对父母的拳拳深情；归来后的一大段描写，更是铺排特甚、不厌其详，从而制造出一种热烈而欢乐的气氛，充满浓郁的人情味和生活气息；而战场上的描写，则以“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数语一带而过，可谓惜墨如金，然而战场上的肃杀气氛、将士们的浴血奋战以及木兰的英风豪气，无不涵盖其中。

     其次，通过人物的行动和气氛的烘托来刻划人物的心理、性格，将叙事与抒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是一首叙事诗，但抒情的成分却很浓重。作者虽然没有正面写木兰的相貌和武艺，也没有写她的思想、性格与情感，然而这一切都十分传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此外，诗中复沓、排比、对偶、问答的句式；叠字、比喻、夸张的运用；或叙事、或摹声、或写景，如百川归海，均服务于木兰形象的塑造。其中既有朴素自然的口语，又有对仗工整、精妙绝伦的律句。虽然可能经过后世文人的加工润色，但全诗生动活泼，清新刚健，仍不失民歌本色，不愧是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优秀诗篇。

 

 

第五章 谢灵运、鲍照与诗风的转变

    

     南朝是中国诗史上诗运转关的重要时期。清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说： “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一转关也。”与魏晋诗人不同，南朝诗人更崇尚声色，追求艺术形式的完善与华美。梁萧子显所说“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南齐书·文学传论》），就是这种追求新变趋势的理论总结。谢灵运所开创的山水诗，把自然界的美景引进诗中，使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他的创作，不仅把诗歌从“淡乎寡味”的玄理中解放了出来，而且加强了诗歌的艺术技巧和表现力，并影响了一代诗风。鲍照的乐府诗，唱出了广大寒士的心声，他在诗歌艺术上的探索与创新也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第一节 谢灵运所开启的新风与山水诗的兴盛

     从山水中寻找人生的哲理与趣味 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 从写意到摹象 从启示性到写实性 谢灵运的山水诗及其地位山水诗在南朝的兴盛

     山水诗的出现，不仅使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为中国诗歌增加了一种题材，而且开启了南朝一代新的诗歌风貌。继陶渊明的田园诗之后，山水诗标志着人与自然进一步的沟通与和谐，标志着一种新的自然审美观念和审美趣味的产生。

     早在《诗经》和《楚辞》的时代，诗中就出现了山水景物，但那往往只是作为生活的衬景或比兴的媒介，而不是作为一种独立的审美对象。到了汉末建安时期，曹操的《观沧海》才算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西晋左思的《招隐诗》和郭璞的游仙诗都写到山水的清音和美貌。这类诗虽然数量不多，但它们毕竟在客观上为后来的山水诗提供了艺术经验。山水诗如同游仙诗和玄言诗一样，与魏晋之后隐逸之风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中国士大夫的传统观念中，山水隐逸总是与社会仕途对立的。孔子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 述而》）的观念，对后来士大夫的影响相当深刻。自汉代以来，遁迹岩穴即被视为一种清高，同时也是通向仕途的捷径。到了魏晋，由于社会动乱、政治黑暗，隐逸之风大炽。士大夫阶层大都以山林为乐土，他们往往把自己理想的生活和山水之美结合起来。因此山水描写的成分在诗里就逐渐多了起来。晋宋时代，尤其是南渡之后，江南的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士族地主阶层的物质生活条件更加优越，他们大造别墅，在秀美的山水之间过着登临吟啸的悠闲生活。而作为生活环境的山水景物，也就很自然地反映在诗中。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山水诗的产生，与当时盛行的玄学和玄言诗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的玄学把儒家提倡的“名教”与老庄提倡的“自然”结合在一起，引导士大夫从山水中寻求人生的哲理与趣味。真正的玄言家，是很懂得“山水以形媚道”（宗炳《画山水序》语，见《历代名画记》卷六）之理的。因此在玄学发展的过程中，山水审美的意识也渐增。借山水体玄，成为当时一种普遍的风气。在玄言诗里，也常常寓玄理于山水之中，或借山水以抒情，因而出现了不少描写自然山水的佳句，可以说玄言诗本身就孕育了山水诗。晋宋之际，随着自然山水审美意识的不断浓厚，山水绘画及理论也应运而生。这对于山水诗的产生，无疑也有着促进的作用。此外，五言诗的成熟以及江南民歌中描写自然景物的艺术经验，也为山水诗的产生做好了文学上的准备。

     在山水诗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杨方、李颙、庾阐、殷仲文和谢混等人，都曾有过一定的贡献。但真正大力创作山水诗，并在当时及对产生巨大影响的，则是谢灵运。

     谢灵运出身于士族大地主家庭，才学出众，很早就受到族叔谢混的赏识，与从兄谢瞻、谢晦等皆为谢氏家庭中一时之秀。他本来在政治上很有抱负，但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正是晋宋易代、政局混乱、社会动荡的时期。宋初刘裕采取压抑士族的政策，谢灵运也由公爵降为侯爵，在政治上一直不得意，这自然使他心怀愤恨。《宋书》本传说他“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少帝即位，权在大臣，灵运构扇异同，非毁执政”。故自出任永嘉太守之后，无论是在任还是隐居，他总是纵情山水，肆意遨游，且“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一方面以此举对抗当政，发泄不满，同时也在山水清音之中得到心灵的慰藉。与此相关，好佛的谢灵运早就有师事慧远的愿望，他的思想也深受慧远的影响。他在《辨宗论》里就主张“去物累而顿悟”，其《游名山志序》说：“夫衣食，生之所资；山水，性之所适。今滞所资之累，拥其所适之性耳。……岂以名利之场，贤于清旷之域耶！”只有倘佯于山水之间，才能体道适性，舍却世俗之物累。

     谢灵运的山水诗，大部分是他任永嘉太守以后所写。这些诗，以富丽精工的语言，生动细致地描绘了永嘉、会稽、彭蠡湖等地的自然景色。其主要特点是鲜丽清新，如《南史·颜延之传》载：“延之尝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此外，汤惠休说“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采镂金”（锺嵘《诗品》卷中引）；锺嵘说谢诗 “名章迥句，处处间起；典丽新声，络绎奔会”（《诗品》卷上）；萧纲也说 “谢客吐语天拔，出于自然”（《与湘东王书》）。一方面，与颜诗的“铺锦列绣”、“雕缋满眼”相比，谢诗显得“自然”；另一方面，当人们读厌了那些 “淡乎寡味”的玄言诗，而一接触到谢诗中那些山姿水态与典丽新声时，自然会感到鲜丽清新、自然可爱。关于谢诗的“自然”，唐释皎然在《诗式》卷一《不用事第一格》中说：谢诗的“自然”，既不同于李陵、苏武那种“天与真性，发言自高，未有作用”的自然，也不同于曹植等人那种“语与兴驱，势逐情起，不由作意，气格自高”的自然，而是“为文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所谓“作用”，就是经营安排、琢磨锻炼。以此而能达于自然，这正是谢诗胜人之处，也是他开启新诗风的关键所在。王世贞说：谢灵运诗“至秾丽之极而反若平淡，琢磨之极而更似天然，则非馀子所可及也”（《读书后》卷三）。

     沈德潜还曾将谢诗与陶诗作过比较：“陶诗合下自然，不可及处，在真在厚。谢诗经营而反于自然，不可及处，在新在俊。陶诗胜人在不排，谢诗胜人正在排。” （《说诗晬语》卷上）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看，魏晋和南朝属于两个不同的阶段：魏晋诗歌上承汉诗，总的诗风是古朴的；南朝诗歌则一变魏晋的古朴，开始追求声色。而诗歌艺术的这种转变，就是从陶谢的差异开始的。陶渊明是魏晋古朴诗歌的集大成者，谢灵运却另辟蹊径，开创了南朝的一代新风。具体说来，从陶到谢，诗歌艺术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从写意到摹象。

     在谢灵运之前，中国诗歌以写意为主，摹写物象只占从属的地位。陶渊明就是一位写意的能手。他的生活是诗化的，感情也是诗化的，写诗不过是自然的流露。因此他无意于模山范水，只是写与景物融合为一的心境。谢灵运则不同，山姿水态在他的诗中占据了主要的地位，“极貌以写物”（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和“尚巧似”（锺嵘《诗品》上）成为其主要的艺术追求。他尽量捕捉山水景物的客观美，不肯放过寓目的每一个细节，并不遗馀力地勾勒描绘，力图把它们一一真实地再现出来。如其《入彭蠡湖口》：

     客游倦水宿，风潮难具论。洲岛骤回合，圻岸屡崩奔。乘月听哀狖，浥露馥芳荪。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千念集日夜，万感盈朝昏。攀崖照石镜，牵叶入松门。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灵物吝珍怪，异人秘精魂。金膏灭明光，水碧辍流温。徒作千里曲，弦绝念弥敦。

     对自然景物的观察与体验十分细致，刻划也相当精妙，描摹动态的“回合”、 “崩奔”、月下哀狖的悲鸣之声、“绿野秀”与“白云屯”那鲜丽的色彩搭配，无不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其《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一诗，于山水景物的描摹更加细致入微：

     朝旦发阳崖，景落憩阴峰。舍舟眺迥渚，停策倚茂松。侧径既窈窕，环洲亦玲珑。俯视乔木杪，仰聆大壑灇。石横水分流，林密蹊绝踪。解作竟何感，升长皆丰容。初篁苞绿箨，新蒲含紫茸。海鸥戏春岸，天鸡弄和风。抚化心无厌，览物眷弥重。不惜去人远，但恨莫与同。孤游非情叹，赏废理谁通？

     开阔的洲渚，茂密的松林，蜿蜓的蹊径，淙淙的流水，嫩绿的初篁，鲜紫的新蒲，自娱的群鸟，像是把景物公解成一个又一个镜头，向读者展示眼前的一切。诗中所描绘的景物，的确是清新自然的，然其刻划描摹之功，不经过一番苦心琢磨和精心锤炼是达不到的。

     谢灵运的那些垂范后世的佳句，无不显示着高超的描摹技巧，如：“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过始宁墅》）；“晓霜枫叶丹，夕曛岚气阴”（《晚出西射堂》）；“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登江中孤屿》）；“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入彭蠡湖口》）；“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残红被径隧，初绿杂浅深”（《读书斋》）；“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 “密林含馀清，远峰隐半规”（《游南亭》）；“近涧涓密石，远山映疏木” （《过白岸亭》）等等，语言工整精练，境界清新自然，犹如一幅幅鲜明的图画，从不同的角度向人们展示着大自然的美。尤其是“池塘生春草”更是意象清新，天然浑成，深得后人激赏。

     谢诗不像陶诗那样以写意为主，注重物我合一，表现出整体的自然美，而是更注重山水景物的描摹刻划，这些山水景物又往往是独立于诗人性情之外的，因此他的诗歌也就很难达到陶诗那种情景交融、浑然一体的境界。同时在结构上，谢灵运的山水诗也多是先叙出游，次写见闻，最后谈玄或发感喟，如同一篇篇旅行日记，而又常常拖首一条玄言的尾巴。如其著名的《登池上楼》：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穷海，卧痾对空林。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

     又如《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

     这些都体现了谢诗典型的风格。

     其次是从启示性到写实性。

     陶渊明的诗歌，十分注重言外的效果，发挥语言的启示性，以调动读者的联想和想象，去体会那些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东西。陶诗中的物象描写，常采用白描的手法，虽然只是淡淡的几笔，但在平淡的外表下，却蕴含着炽热的感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如他笔下的青松、秋菊、孤云、归鸟等意象，无不渗透着诗人的性情与人格，甚至成为诗人的化身和人格的象征。而谢灵运的诗歌语言，则更注重写实性。他充分发挥了语言的表现力，增强了语言描写实景实物的效果。他凭着细致的观察和敏锐的感受，运用准确的语言，对山水景物作精心细致的刻画，力求真实地再现自然美。因而他笔下的物象，就更多地带有独立性和客观性。他写风就是风，写月就是月，写山就要描尽山姿，写水就要描尽水态，而且写来也鲜丽清新、自然可爱。我们从以上所列举的其诸多名章佳句中，已可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文心雕龙·明诗》说：“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尽管刘勰对此持批评态度，却正好概括了谢灵运诗歌语言的特点。

     陶渊明对言不尽意的道理似乎深有体会，他常常遇到语言表达的苦恼，他说 “拥怀累代下，言尽意不舒”（《赠羊长史》）；“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饮酒》其五）。所以他采取的办法是以不辨为辨，启发读者自己去体会和补充。而谢灵运所采取的办法却不同。他作诗的态度本来就十分认真，又要尽量捕捉自然景物的客观美。也许由于语言自身的局限和不足，当他面对千姿百态、变化无穷的自然景物时，也同样有着语言表达的苦恼，所以他才有“空翠难强名” （《过白岸亭》）的概叹。但他还是要充分发挥语言的写实性，努力地探索新的表现方法，创造新的语汇，运用各种技巧去描摹或形容它们，并从不同的角度再现大自然的美，显示出其高度的驾驭语言能力。如果没有这种执著的探索与创新精神，他的诗也就不会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但由于过分追求新奇，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语多生撰，非注莫解其词，非疏莫通其义”（清吴淇《选诗定论》卷十四）之弊。清汪师韩《诗学纂闻·谢诗累句》（见《清诗话》）曾指摘谢诗中“不成句法”、“拙劣强凑”、“了无生气”之处达五十馀条。虽不免过分，但有些的确是符合实际的。然而尽管如此，谢灵运的诗正如锺嵘所说：“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诗品》卷上）谢灵运的诗，不仅在当时引起轰动，而且对后世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唐释皎然誉之为“诗中之日月”，“上蹑风骚，下超魏晋”（《诗式》卷一《不用事第一格·文章宗旨》），虽未免过誉，但谢灵运毕竟为山水诗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从陶渊明到谢灵运的诗风转变，正反映了两代诗风的嬗递。如果说陶渊明是结束了一代诗风的集大成者的话，那么谢灵运就是开启了一代新诗风的首创者。在谢灵运大力创作山水诗的过程中，为了适应表现新的题材内容和新的审美情趣，出现了“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和“性情渐隐，声色大开”的新特征。这一新的特征乃是伴随着山水诗的发展而出现的创新现象。这新的特征成为 “诗运转关”的关键因素，它深深地影响着南朝一代诗风，成为南朝诗风的主流。而且这种诗风对后来盛唐诗风的形成，也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自谢灵运之后，山水诗在南朝成为一种独立的诗歌题材，并日渐兴盛。较早受到谢灵运影响的，是其从弟谢惠连。在灵运隐居始宁时，惠连曾与他朝夕相处，游宴赋诗。其诗虽不如灵运精警，但遣词构句颇似灵运，有较明显的模仿痕迹。如其《三月三日曲水集诗》、《泛南湖至石帆诗》、《泛湖归出楼中望月诗》、《七月七日夜咏牛女》以及大部分乐府诗就都是如此，只是牢骚不平之气比灵运多些。锺嵘《诗品序》说：“惠连《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谓篇章之珠泽，文彩之邓林。”又《诗品》卷中说他：“才思富捷，恨其兰玉夙凋，故长辔未骋。《秋怀》、《捣衣》之作，虽复灵运锐思，亦何以加焉！又工为绮丽歌谣，风人第一。”如《愁杯》中的“皎皎天月明，奕奕河宿烂。萧瑟含风蝉，寥唳度云雁。寒商动清闺，孤灯暖幽幔”；《捣衣》中的“白露滋园菊，秋风落庭槐。肃肃莎鸡羽，烈烈寒螀啼。夕阴结空幕，霄月皓中闺”等句，皆笔调轻灵，词语绮丽。

     在当时诗坛上声望很高的颜延之，也写过不少山水诗。他与谢灵运齐名，当时并称为“颜谢”。其实他的成就远不及谢灵运。锺嵘《诗品》将他列入中品，并说：“其源出于陆机。尚巧似。体裁绮密，情喻渊深。动无虚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弥见拘束。虽乖秀逸，是经纶文雅才；雅才减若人，则蹈于困踬矣。”“尚巧似”是他与谢灵运诗的共同特征，然而比谢诗更加锤炼雕饰，凝练规整，且喜搬弄典故，堆砌辞藻，而缺乏情致。如其《应诏观北湖田收诗》、《车驾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作诗》、《始安郡还都与张相州登巴陵城楼作诗》等，就是典型的例子。因此他的诗被鲍照称为“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被汤惠休称为“如错采镂金”。

     此外，在南朝著名的诗人中，鲍照、谢朓、王融、沈约、何逊、阴铿等人，皆不乏优秀的山水之作，而其中以谢朓的成就最为突出。

    

第二节 鲍照及其创新

     寒士的呼声 奇矫凌厉险俗的风格 对七言诗的贡献

     出身寒微的鲍照，是一位极有抱负的才士。他不甘于自己低下的地位，迫切地想凭借自己的才智，在上层社会找到一席之地。《南史》本传载：照尝谒临川王刘义庆，“未见知，欲贡诗言志，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轻忤大王。’ 照勃然曰：‘千载上有英才异士沉没而不闻者，安可数哉！大丈夫岂可遂蕴智能，使兰艾不辨，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乎！’于是奏诗”。但在豪门士族的压抑下，他蹀躞垂翼、有志难伸。自步入仕途后，就一直沉沦下僚，常常是在贫病交迫之中艰难度日，正如锤嵘所说的“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诗品》卷中）。不幸的身世遭际，促成了他的文学成就，后人将他与谢灵运、颜延之并称为元嘉三大家。

     鲍照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诗、赋、骈文皆不乏名篇，但成就最高的还是诗歌。他将满腔的悲愁苦闷之情与怨愤不平之气发而为诗，因而其诗歌的内容，就是表现其建功立业的愿望和抒发寒门之士备遭压抑的痛苦，其中充满对门阀社会的不满情绪与抗争精神，代表着寒士的强烈呼声。如《拟行路难》十八首其四：

     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

     全诗突出一个“愁”字，所叹者愁，酌酒为消愁，悲歌为泻愁，不敢言者更添愁。正如沈德潜所说，此诗“妙在不曾说破，读这自然生愁”（《古诗源》卷十一）。在平淡的外表下蕴含着深沉而又激越奔放的感情。又如《拟行路难》其六：

     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朝出与新辞，暮还在亲侧。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

     首四句情绪慷慨，激愤难抑。他拔剑击柱，仰天长叹，悲愤满怀，因为有志难伸。中六句以轻松的口吻表现罢官后的天伦之乐，在轻松的背后，隐含着失志后无可奈何的悲哀。末二句故作旷达之语，既有孤寒之士的人生隐痛，也有讽刺权贵的意味。又如《行京口至竹里》：

     高柯危且竦，峰石横复仄。复涧隐松声，重崖伏云色。冰闭寒方壮，风动鸟倾翼。斯志逢凋严，孤游值曛逼。兼途无憩鞍，半菽不遑食。君子树令名，细人效命力，不见长河水，清浊俱不息。

     行役的艰辛困苦，使诗人倍感夙志的凋零和社会的不公，士族“君子”与寒门“细人”的地位如此悬殊，诗人也只能忍气吞声，承受着内心的煎熬。有时，鲍照还以深婉含蓄的手法将这种难以抑制的激愤之情传达出来，如《梅花落》采用比兴的手法借物喻人，将正直而有才华的寒士比作“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 的梅；将那些虚有其表而无节操与才能的权贵比作“摇荡春风媚春日，念尔零落逐寒风，徒有霜华无霜质”的杂树。两相对比之下，已将对现实的不合理及其不满的情绪流露了出来。此外，像《代放歌行》、《山行见孤桐》、《卖玉器者诗》、《咏史》、《学刘公干体》其五、《拟古》其二等，也都表现了门阀制度的不合理和诗人怀才不遇的慷慨之情。

     与同时代的诗人相比，出身贫寒而又沉沦下僚的鲍照，对社会下层的生活有更广泛的接触和更深刻的感受。这在他的诗歌中有深刻的反映。这些诗歌也同样传达出寒士们慷慨不平的呼声。

     描写边塞战争、反映征夫戍卒的生活，是鲍照诗歌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也渗透着诗人自己的慷慨不平。如《代出自蓟北门行》：

     羽檄起边亭，烽火入咸阳。征骑屯广武，分兵救朔方。严秋筋竿劲，虏阵精且强。天子按剑怒，使者遥相望。雁行缘石径，鱼贯度飞梁。箫鼓流汉思，旌甲被胡霜。疾风冲塞起，砂砾自飘扬。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时危见忠臣，世乱识忠良。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

     着重表现将士们誓死报国的决心和诗人建功立业的愿望，与“梗概多气”的建安诗风颇为接近。又如，《代苦热行》，以奇峭而夸张的语言，极度形容征战环境之险恶，以突出士兵们“生躯蹈死地”而荣薄赏微的悲哀，对当政者流露出极度的不满。《代东武吟》写一位征战一生，穷老归来的士兵：“少壮辞家去，穷老还入门，腰镰刈葵藿，倚杖牧鸡豚。昔如鞲上鹰，今似槛中猿。徒结千载恨，空负百年怨。”怨恨之情溢于言表。

     描写游子、思妇和弃妇的诗，在鲍照的诗中也占相当的比例。这些诗歌的共同特点是哀怨凄怆，细致感人。如《拟行路难》其十三描写思念家人故乡的情怀： “我初辞家从军侨，荣志溢气干云宵。流浪渐冉经三龄，忽有白发素髭生。今暮临水拔已尽，明日对镜复已盈。但恐羁死为鬼客，客思寄灭生空精。每怀旧乡野，念我旧人多悲声。”其十二则描写了思妇对游子的思念：“执袂分别已三载，迩来寂淹无分音。朝悲惨惨遂成滴，暮思绕绕最伤心。膏沐芳馀久不御，蓬首乱鬓不设簪。”反映了普通百姓的悲哀。同上第三首（“洛阳名工铸为金博山”）和第九首（“剉檗染黄丝”）是描写弃妇的诗，也同样哀婉感人，颇有汉代乐府民歌的韵味。而其《代白头吟》在弃妇诗中则另创一格：

     直如朱比绳，清如玉壶冰，何惭宿昔意？猜恨坐相仍。人情贱恩旧，世议逐衰兴，毫发一为瑕，丘山不可胜。食苗实硕鼠，玷白信苍蝇。凫鹄远成美，薪刍前见陵。申黜褒女进，班去赵姬升。周王日沦惑，汉帝益嗟称。心赏犹难恃，貌恭岂易凭。古来共如此，非君独抚膺。一变《白头吟》原诗凄楚哀怨的情调，对世道人心作更为深刻的揭示与讥刺。诗中更深层的含义，未尝不是诗人不幸身世的自况，寓有对执政者的讥刺和对腐朽官僚的斥责。

     反映统治者横征暴敛和百姓的疾苦，在鲍照的诗中也占有突出的地位。如《拟古》其六就具有代表性：

     束薪幽篁里，刈黍寒涧阴。朔风伤我肌，号鸟惊思心。岁暮井赋讫，程课相追寻。田租送函谷，兽藁输上林。河渭冰未开，关陇雪正深。笞击官有罚，呵辱吏见侵。不谓乘轩意，伏枥还至今。

     诗中既揭露了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也表达出对人民疾苦的同情。鲍照的这些诗歌，显然与《诗经》“国风”及汉魏乐府民歌的传统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此外，鲍照的诗歌在山水描写方面也颇有特色。他的山水诗以五言古诗为主，在风格上与他的七言乐府不同，以深秀幽奇、严整厚重为主要特点。如《登庐山》： “千岩盛阻积，万壑势回萦。巃嵸高昔貌，纷乱袭前名。洞涧窥地脉，耸树隐天经。松磴上迷密，云窦下纵横。”又《登庐山望石门》：“高岑隔半天，长崖断千里，氛雾承星辰，潭壑洞江汜。崭绝类虎牙，巑岏象熊耳。埋冰或百年，韬树必千祀。”又《从庾郎中游园山石室》：“荒途趣山楹，云崖隐灵室。冈涧纷萦抱，林障沓重密。昏昏磴路深，活活梁水疾。幽隅秉昼烛，地牖窥朝日。怪石似龙章，瑕壁丽锦质。”都很能体现鲍照山水诗的特点。这些诗讲究对句的工整和词语的雕琢，景致深秀而幽奇。但与他的那些俊逸而朗畅的七言乐府诗相比，不免显得滞重。

     鲍照诗歌的艺术风格俊逸豪放，奇矫凌厉，但在当时却被目为“险俗”或 “险急”。首先，从诗歌的思想内容与情调来看，鲍照以寒士的身份抒发了贫寒之士的强烈呼声，表现为昂扬激越之情、慷慨不平之气和难以抑制的怨愤。他描写边塞战争、征夫戍卒以及游子、思妇和弃妇的生活，反映普通百姓及不幸家庭的悲哀；同情百姓的疾苦，揭露统治者横征暴敛和官僚政治的腐朽等，都是很有特色的。其次，从诗歌的艺术形式、表现技巧以及风格特征等方面来看，鲍照的诗歌尤其是乐府诗，多得益于汉魏乐府和南朝民歌的艺术经验。他现存的２００首诗中乐府占八十多首，其中有三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形式；有的是学习汉魏乐府，这些作品的题前多冠一“代”或“拟”字；有的是学习南朝民歌，如《吴歌》三首、《采菱歌》七首、《幽兰》五首、《中兴歌》十首等。学习民歌，在当时曾被文坛盟主颜延之等人轻视，鲍诗也被视为“俗”。鲍照在这些俗体调的诗中，又以跳荡雄肆、酣畅淋漓的笔力，“慷慨任气，磊落使才”（刘熙载《艺概·诗概》），心情发泄孤寒之士慷慨不平的激愤之情，因而被视为“险” 或“险急”。然而文学史的事实证明，鲍照诗歌的成就，远远超出了以颜延之为代表的“错采镂金”式的“士大夫之雅致”。他的诗以凌厉之势和“发唱惊挺” 的独特魅力，不仅在当时标举独出，征服了同时代的许多读者和诗人，而且也深得后代诗人与诗论家的赞许。如唐代诗人杜甫就曾以“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来称美李白；宋代敖器之说“鲍照远如饥鹰独出，奇矫无前”（《诗评》）；明代陆时雍说“鲍照才力标举，凌厉当年，如五丁凿山，开人世之所未有。当其得意时，直前挥霍，目无坚壁矣。骏马轻貂，雕弓短剑，秋风落日，驰骋平冈，可以想此君意气所在”（《诗镜总论》）；清代刘熙载说“‘孤蓬自振，惊沙坐飞’，此鲍明远赋句也，若移以评明远诗，颇复相似”，又说“明远惊遒绝人” （《艺概·诗概》），这些都足以说明鲍照诗歌俊逸豪放、奇矫凌厉的艺术风格在中国诗史上的突出地位。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鲍照模拟和学习乐府，经过充分地消化吸收和熔铸创造，不仅得其风神气骨，自创格调，而且还发展了七言诗，创造了以七言体为主的歌行体。他以丰富的内容充实了七言体的形式，并且变逐句押韵为隔句押韵，同时还可以自由换韵，从而为七言体诗的发展开拓了宽广的道路。

 

 

第六章 永明体与齐梁诗坛

    

     中国古代诗歌一向讲究声律之美，但它有一个由自然声律到人为总结、规定并施之于诗歌创作的发展演变过程。魏晋至南朝，随着诗歌创作的逐步繁荣，注重语言的形式美和音乐美，是当时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尤其是“永明体” 的产生，更使得中国古典诗歌在完善艺术形式美的进程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为后来律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齐梁以后，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们，在格局上发生了新的变化：先后形成了几个以皇家为中心的诗人集团，因此这一时期群体的艺术风貌比较鲜明。梁陈两代以帝王为代表的宫廷诗人，将民间情歌从市井引入宫廷，并进行大量地模仿创作，他们更多的是对女性的审美观照，和对宫室、器物以及服饰等方面的描写，通过艳丽的辞藻和声色的描摹来满足一种娱乐的需求。就总体状况而言，南朝诗歌更偏重于对艺术形式和艺术技巧的创新，为后世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并为唐诗艺术的完善奠定了基础。

    

第一节 沈约、谢朓与永明体

     永明体的兴起 声律：诗歌创作中新的追求 沈约的诗歌 谢朓的诗歌 阴铿、何逊等

     齐梁陈三代是新体诗形成和发展的时期。所谓新体诗，是与古体诗相对而言，其主要特征是讲究声律和对偶。因为这种新体诗最初形成于南朝齐永明（齐武帝萧赜年号，４８３～４９３）间，故又称“永明体”。对偶的诗句，《诗经》中已有，魏晋以来渐渐增多；宋齐之际，诗人更着意追求，形成了“俪采百字之偶”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的风气。新体诗产生的关键是声律论的提出。《南齐书·陆厥传》载：

     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可见，发现四声，并将它运用到诗歌创作之中而成为一种人为规定的声韵，这就是永明体产生的过程。四声是根据汉字发声的高低、长短而定的。音乐中按宫商角徵羽的组合变化，可以演奏出各种优秀动听的乐曲；而诗歌则可以根据字声调的组合变化，使声调按照一定的规则排列起来，以达到铿锵、和谐，富有音乐美的效果。即所谓“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沈约《宋书·谢灵运》），或“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南史· 陆厥传》）。

     在永明体产生的过程中，沈约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南史·沈约传》载沈约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然而关于“此秘未睹” 之说，陆厥与沈约曾有过争论，后来锺嵘对此也有过异议，其实问题的关键即在于是否将声律的知识自觉地运用到实际创作之中。

     在齐梁声律论产生之前，诗赋创作并非不讲声韵，但那时讲的是自然的声韵，而且又多与音乐有关。从诗歌自身的发展来看，随着文人五言诗创作的不断繁荣，五言古诗已逐步脱离乐府而独立发展成为不入乐的徒歌，即锺嵘所说“不备管弦” （《诗品序》）的五言诗，那么摆脱对于乐律的依附而创造符合诗之声律的要求，已经成为必然之势。与此同时，随着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翻译的逐渐繁荣，也进一步促进了我国音韵学的发生与发展。汉末发明的反切注音之法即与此有关。这对后来音韵学的发展是关键的一步。此外，三国时孙炎的《尔雅音义》，魏李登的《声类》，晋代吕静的《韵集》，这些韵书的研究成果，推动了当时人们对于声韵学的认识。

     晋代陆机和（南朝）宋范晔就已经提出了文学语言要音声变化和谐的要求，但他们所讲的都还属于自然的声韵；直到齐梁声律论提出，才人为地总结并规定了一套五言诗创作的声律韵调。而声律论的提出，又以四声的发现为前提。如《南史》所载：“（周颙）始著《四声切韵》行于时”（《周颙传》）；“（沈约）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胸襟，穷妙其旨，自谓人神之作”（《沈约传》）；“时有王斌者，……著《四声论》行于时”（《陆厥传》）；“齐永明中，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为丽靡，复逾往时”（《庾肩吾传》）。四声得以在这个时期发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传统音韵学的自然发展、诗赋创作中声调音韵运用的经验积累等，均对四声的发明有促进的作用。而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与当时佛经翻译中考文审音的工作有着直接的关系。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就曾指出过： “音韵之学，自沈约为四声，及天竺梵学入中国，其术渐密。”与此同时，沈约等人将四声的区辨同传统的诗赋音韵知识相结合，研究诗句中声、韵、调的配合，并规定了一套五言诗应避免的声律上的毛病，即“病犯”，也就是后人所记述的 “八病”。

     合理地调配运用诗歌的音节，使之具有和谐流畅的音韵美，是完全有必要的。但如果要求过分苛细，则势必会带来一定的弊病。从现存的一些资料中，可以看出沈约等人对声律的要求是相当精细繁琐并十分严格的。就连沈约本人也说： “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以累万之繁，配五声之约，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学，又非止若斯而已。十字之文，颠倒相配，字不过十，巧历已不能尽，何况复过于此者乎？……韵与不韵，复有精粗，轮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尽辩此。” （《南史·陆厥传》载沈约答陆厥书）就其创作实践而言，李延寿说：“约论四声，妙有诠辩，而诸赋亦往往与声韵乖。”（同上）连沈约自己也难以达到要求，可见其难度之大了。永明体对声律的苛细要求，无疑会给诗歌创作带来一些弊病，前人已多有指出。然而前人的评价，一般只是充分注意了永明体给诗坛带来的消极因素的一面。而文学史发展的事实证明，四声的发现和永明体的产生，使诗人具有了掌握和运用声律的自觉意识，它对于增加诗歌艺术形式的美感、增强诗歌的艺术效果，是有积极意义的。永明体的诗人，即不乏优秀之作；更何况后来格律诗的成熟也正是以此为基础的！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四声的发明和永明体的出现，唐代的诗歌恐怕也就不会那样辉煌。

     在永明体的诗人之中，沈约在当时甚有名望，诗歌成就也较为突出。锺嵘《诗品》以“长于清怨”概括沈约诗歌的风格。这种特征主要表现在他的山水诗和离别哀伤诗之中。

     与同时代的二谢等人相比，沈约的山水诗并不算多，但也同样具有清新之气，不过其中又往往透露出一种哀怨感伤的情调。如《登玄畅楼》诗：

     危峰带北阜，高顶出南岑。中有陵风榭，回望川之阴。岸险每增减，湍平互浅深。水流本三派，台高乃四临。上有离群客，客有慕归心。落晖映长浦，焕景烛中浔。云生岭乍黑，日下溪半阴。信美非吾土，何事不抽簪？

     写景清新而又自然流畅，尤其是对于景物变化的捕捉与描摹，使得诗歌境界具有一种动态之势。诗人以登高临眺之所见来烘托“离群客”的孤独形象，从而将眼前之景同“归心”融为一处。又如其《秋晨羁怨望海思归》诗：

     分空临澥雾，披远望沧流。八桂暖如画，三桑眇若浮。烟极希丹水，月远望青丘。

     全诗境界阔大高远，给读者展示出天水一色、烟波浩淼的海天景色。结合诗题来看，海天的空旷辽远，正反衬出“羁怨”之情与“思归”之念。此类诗歌在齐梁山水诗中，亦不失为上乘之作。此外，像“日映青丘岛，尘起邯郸陆。江移林岸微，岩深烟岫复”（《循役朱方道路》）；“山嶂远重叠，竹树近蒙笼。开襟濯寒水，解带临清风”（《游沈道士馆》）；“长枝萌紫叶，清源泛绿苔。山光浮水至，春色犯寒来”（《泛永康江》）等描写山水的诗句，皆令人耳目一新。

     沈约的离别诗也同样有“清怨”的特点，如最为后人所称道的《别范安成》：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

     将少年时的分别同如今暮年时的分别相对比，已经蕴含了深沉浓郁的感伤之情；末二句又用战国时张敏和高惠的典故（见《文选》李善注引《韩非子》），更加重了黯然离别的色彩。全诗语言浅显平易，但情感表达得真挚、深沉而又委婉，在艺术技巧上具有独创性。沈德潜评此诗：“一片真气流出，句句转，字字厚，去‘十九首’不远。”（《古诗源》卷十二）沈约的悼亡怀旧之诗，“清怨” 的色彩更加突出，如《悼亡诗》：

     去秋三五月，今秋还照梁。今春兰蕙草，来春复吐芳。悲哉人道异，一谢永销亡。帘屏既毁撤，帷席更施张。游尘掩虚座，孤帐覆空床。万事无不尽，徒令存者伤。

     诗的前半以大自然的永恒来反衬人生易逝、一去不返的悲哀；后半将悲伤的情感同凄凉的环境融为一处，情状交现，悲怆靡加。除离别哀伤之作外，沈约的抒怀之作如《登高望春》、《古意》、《伤春》、《秋夜》以及乐府诗《临高台》、《有所思》、《夜夜曲》等，在沈约集中皆为上乘之作，而且也都具有“清怨” 的风格特征。

     永明体的代表诗人谢朓，不仅在“竟陵八友”中最为突出，而且也是齐梁时期最为杰出的诗人。他虽然出身于世家大族，但由于沉浮于政治旋涡之中，目睹仕途的险恶和现实的黑暗，因此常常在诗中表现仕宦的忧惧和人生的苦闷。如《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关山近，终知返路长。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苍苍。引领见京室，宫雉正相望。金波丽鳷鹊，玉绳低建章。驱车鼎门外，思见昭丘阳。驰晖不可接，何况隔两乡。风烟有鸟路，江汉限无梁。常恐鹰隼击，时菊委严霜。寄言罻罗者，寥廓已高翔。

     谢朓当时在荆州任随王府文学，深得随王萧子隆的赏识。但因遭谗言而被召还都。这首诗就是自荆州赴京邑建业途中所作。发端二句气势磅礴，情思浩荡，堪称绝唱。中间“徒念”至“江汉”一大段将写景、叙事与抒情结合在一起，既表达了对西府的眷恋之情，也突出了其悲凉的心境。末四句以比兴的手法，深婉地传达出忧惧愤慨的情绪。谢朓对当时动荡不安的局势深有感触：“苍江忽渺渺，驱马复悠悠。京洛多尘雾，淮济未安流。岂不思抚剑，惜哉无轻舟。”（《和江丞北戍琅邪城》）这与曹植诗的慷慨之气颇为接近。

     谢朓最突出的贡献，是对山水诗的发展和对新诗体的探索。在山水诗方面，他继承了谢灵运山水诗细致、清新的特点，但又不同于谢灵运那种对山水景物作客观描摹的手法，而是通过山水景物的描写来抒发情感意趣，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地步。从而避免了大谢诗的晦涩、平板及情景割裂之弊，同时还摆脱了玄言的成分，形成一种清新流丽的风格。如他的名作《晚登三山还望京邑》：

     灞涘望长安，河阳视京县。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馀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喧鸟覆春州，杂英满芳甸。去矣方滞淫，怀哉罢欢宴。佳期怅何许，泪下如流霰。有情知望乡，谁能鬒不变？

     诗人以自然流畅的语言，将眼前层出不穷、清丽多姿的自然景观编织成一幅色彩鲜明而又和谐完美的图画，使读者感受到春天的色彩、春天的声音和春天的气息；而这明媚秀丽的景物又与诗人思乡的情思自然融合，显得深婉含蓄，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李白在《金陵城西楼月下吟》诗中就赞叹道：“月下沉吟久不归，古来相接眼中希。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足见其感人之深。谢朓的《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也是一篇上乘之作：

     江路西南永，归流东北骛。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旅思倦摇摇，孤游昔已屡。既欢怀禄情，复协沧洲趣。嚣尘自兹隔，赏心于此遇。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

     诗中以归流、归舟与旅思、孤游之间的相互映衬与生发，突出地表达了诗人倦于羁旅行役之思和幽居远害之想。其语言之清新、构思之含蓄、意境之浑融，无不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此外，他的《新亭渚别范零陵云》、《游敬亭山》、《游山》、《将游湘水寻句溪》、《直中书省》、《观朝雨》等诗，也都是情景妙合的佳作。

     谢朓曾说“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南史·王昙首传》附《王筠传》），他的诗歌创作就体现了这一审美观念。要达到“圆美流转”，语言的清新流畅与声韵的铿锵婉转是十分重要的因素。谢朓是“永明体”的积极参与者，他将讲究平仄四声的永明声律运用于诗歌创作之中，因此他的诗音调流畅和谐，读起来琅琅上口，铿锵悦耳。如其《游东田》：

     戚戚苦无悰，携手共行乐。寻云陟累榭，随山望菌阁。远树暖阡阡，生烟纷漠漠。鱼戏新荷动，鸟散馀花落。不对芳春酒，还望青山郭。

     不仅情景相生，错落有致，充满诗情画意，令人心驰神往，而且在声调与语言的运用上也很有特色：语言清新晓畅而又富于思致，音韵铿锵而又富于变化，尤其是“戚戚”、“阡阡”、“漠漠”等双音词的运用，更增强了形象性和音韵美。流动的音声之美同诗中充满动态美的山水景色相配合，使画面更加细腻秀美、清丽自然，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而其中所蕴含的深长细微的诗思与情致，也同样使人“觉笔墨之中，笔墨之外，别有一段深情妙理”（沈德潜《古诗源》卷十二）。沈约在《伤谢朓》诗中所说：“吏部信才杰，文锋振奇响。调与金石谐，思逐风云上。”就是对谢朓诗歌这一突出特征的肯定与赞美。

     同谢灵运一样，谢朓也是一位善于熔裁警句的好手，他笔下的警句对仗工整，和谐流畅，清新隽永，体现了“新体诗”的特点。如上引诗中的“馀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等皆为其警绝之句外，还有如“朔风吹飞雨，萧条江上来”（《观朝雨》）；“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苍然”（《宣城郡内登望》）；“苍翠望寒山，峥嵘瞰平陆” （《冬日晚郡事隙》）；“馀雪映青山，寒雾开白日。暖暖江村见，离离海树出” （《高斋视事》）；“窗中列远岫，庭际俯乔林。日出众鸟散，山暝孤猿吟” （《郡内高斋闲望答吕法曹》）等等，皆似一幅幅萧疏淡远的水墨画，高雅闲淡而又富于思致，难怪锺嵘说他：“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远变色。”（《诗品》卷中）

     谢朓的一些短诗也很出色，如《玉阶怨》：“夕殿下珠帘，流萤飞复息。长夜缝罗衣，思君此何极！”又《王孙游》：“绿草蔓如丝，杂树红英发。无论君不归，君归芳已歇。”此外《同王主簿有所思》、《铜雀悲》、《金谷聚》等篇，也都属此类作品。这些小诗不仅语言清新，音调和谐，情致含蕴，而且还富于南朝民歌的气息，十分耐人寻味。同时它们对后来五言绝句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一定影响。

     谢朓是永明体的代表诗人，他不仅在当时就享有盛名，而且对后来唐诗的繁荣也有着相当深刻的影响，甚至像李白和杜甫那样的诗歌巨匠也为之倾倒。李白在《金陵城西楼月下吟》诗中已对谢朓作过高度的评价。此外他还说：“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宣州谢朓楼饯别书叔云》）“我吟谢朓诗上语，朔风飒飒吹飞雨。谢朓已没青山空，后来继之有殷公。”（《酬殷明佐见赠五云裘歌》）杜甫也说：“礼加徐孺子，诗接谢宣城。”（《陪裴使君登岳阳楼》） “谢朓每篇堪讽诵，冯唐已老吹听嘘。”（《寄岑嘉州》）这些既说明谢朓对唐代诗人的深刻影响，也足以说明他在中国诗史上的重要地位。

     另一位积极参与创制“永明体”的王融，也是颇有才华的诗人。锺嵘说他 “有盛才，词美英净”（《诗品》卷下）。《南齐书》本传也说：“融文辞辩捷，尤善仓卒属缀，有所造作，援笔可待。”王融诗歌的主要特点是构思含蓄而有韵致，写景细腻而清新自然，语言华美而平易流畅，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与谢朓相近似的风格。如他的《临高台》：

     游人欲骋望，积步上高台。井莲当夏吐，窗桂逐秋开。花飞低不入，鸟散远时来。还看云栋影，含月共徘徊。

     写景清新细腻，造语清新精巧，并表现出一种含婉不露的情韵。又如其《同沈右率诸公赋鼓吹曲二首》其一《巫山高》：

     想象巫山高，薄暮阳台曲。烟霞乍舒卷，蘅芳时断续。彼美如可期，寤言纷在瞩。怃然坐相思，秋风下庭绿。

     将想象中巫山烟霞的舒卷变幻、飘渺芳香的时断时续，同自己惆怅的相思之情自然妙合，给读者留下无尽的遐想。由于他的诗具有“词美英净”的特点，后人常把他的诗同谢朓的诗相混，可见他们的诗风确有共同之处。

     在南朝作家中，如范云、江淹、何逊、吴均、阴铿等人，都深受“永明体” 的影响，而其中诗歌成就较为突出的，则是梁朝的何逊和陈朝的阴铿。

     何逊在当时甚有诗名，曾深得沈约、萧绎等人的赞赏。（见《梁书·何逊传》、《南史·何承天传》附《何逊传》）何逊诗歌的内容，反映社会生活面较狭窄，多写对游宦生活的厌倦，以及由此产生的羁旅乡愁，其中有少量咏怀言志之作，如《暮秋答朱记室》、《扬州法曹梅花盛开》、《初发新林》、《赠诸旧游》、《秋夕叹白发》、《赠族人秣陵兄弟》等作品，就比较集中地抒写了诗人孤高傲俗的品格、建功立业的志向和失志不平的郁愤。

     何逊的诗，善于用平易晓畅的语言写景抒情，辞意隽美，意境清幽，在风格上与谢朓比较接近。而其中表现最多、写得最好的，是那些酬答、伤别之作。如《相送》：

     客心已百念，孤游重千里。江暗雨欲来，浪白风初起。

     凄寒苍茫的背景，映衬着孤独漂泊、满面愁容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尤其是 “江暗”二字，对景物的变化捕捉得很细腻。又如其《临行与故游夜别》：

     历稔共追随，一旦辞群匹。复如东注水，未有西归日。夜雨滴空阶，晓灯暗离室。相悲各罢酒，何时更促膝！

     通过凄历、幽暗的环境渲染，来突出凄苦、悲凉的离愁别绪，表达出对友人的一片真挚之情。何逊尤擅长于状物传神，他对于自然景物的描绘，体物细腻，意态横生，画面鲜丽。同时，语言清新省净而又精彩，尤其注重审音炼字、工偶精对，这是对“永明体”的进一步发展，因而他的不少诗篇已具唐代律诗的规模。如《慈姥矶》：

     暮烟起遥岸，斜日照安流。一同心赏夕，暂解去乡忧。野岸平沙合，连山远雾浮。客悲不自己，江上望归舟。

     不仅境界清远，情景相生，而且对仗工整，音韵和谐，读来颇有韵味。“野岸平沙合，连山远雾浮”一联，已直逼唐诗气象。这首诗除首尾声律外，其馀都已符合五律的要求。至于他的那些常为后人所称道的写景诸联，如“露湿寒塘草，月映清淮流”（《与胡兴安夜别》）；“草光天际合，霞影水中浮”（《春夕早泊和刘谘议落日望水》）；“薄云岩际出，初月波中上”（《入西塞示南府同僚》）； “水底见行云，天边看远树”（《晓发》）；“游鱼乱水叶，轻燕逐飞花” （《赠王左丞》）等，都是体物细贴、对仗精工、婉丽新巧的写景佳句。宋代洪迈的《万首唐人绝句》，曾误把何逊《闺怨》等１４首五言诗作为唐人绝句收入，可见何逊诗已酷似近体诗了。

     何逊的诗歌在艺术形式和技巧等方面的有益探索，不仅进一步发展了“永明体”，为律诗走向成熟做出了贡献，而且在状物抒情、意境创造以及艺术风格等方面的成就与特点，也使得他在齐梁之际成为独树一帜的优秀诗人。

     与何逊齐名的陈代诗人阴铿，诗作内容亦较狭窄，多表现离愁别绪和羁旅思乡之情；然其诗风清丽，以写景见长，尤善于描写江上景色，如画般地展现了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风物。如“江陵一柱观，浔阳千里潮。风烟望似接，川路恨成遥” （《和登百花亭怀荆楚》）；“洞庭春溜满，平湖锦帆张。沅水桃花色，湘流杜若香。穴去茅山近，江连巫峡长。带天澄迥碧，映日动浮光”（《渡春草湖》）； “夜江雾里阔，新月迥中明。溜船惟识火，惊凫但听声”（《五洲夜发》），可谓境界开阔，清丽自然。而将如此清新如画的境界与浓郁的离愁别绪或羁旅思乡之情相交融，更是阴铿诗的佳处。如其《江津送刘光禄不及》：

     依然临江渚，长望倚河津。鼓声随听绝，帆势与云邻。泊处空馀鸟，离亭已散人。林寒正下叶，钓晚欲收纶。如何相背远，江汉与城闉。

     写送别而未及，只得伫立江边怅望：鼓声渐远，帆影渐淡，行人渐少，秋意渐浓，天色渐晚。凄寒萧瑟的环境烘托出诗人依恋与惆怅相交织的心情。又如《晚出新亭》：

     大江一浩荡，离悲足几重？潮落犹如盖，云昏不作峰。远戍唯闻鼓，寒山但见松。九十方称半，归途讵有踪？

     将奔腾浩荡的大江同诗人那不能平静的心境相映衬，显得境界浑茫，情思浩荡，既抒发了离愁，又寓有倦归之意。阴铿的诗善于锻炼字句，对仗工整，讲究声律，很多作品都可视为唐代五律的滥觞。杜甫就曾赞美李白：“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他自己也是“颇学阴何苦用心” （《解闷十二首》其七）。

     永明体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的一大进步。经过许多诗人的不断探索，在诗的格律声韵、对仗排偶、遣词用句以及构思、意境等方面，都较古体诗更为工巧华美、严整精练。当然，由于过分追求形式的华美，再加上声病的限制，未免产生“文贵形似”（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之偏和“文多拘忌，伤其真美” （锺嵘《诗品序》）之弊。不过他们的优秀之作，毕竟为当时的诗坛注入了新的气息，树立了新的美学风范；他们所积累的丰富的艺术经验，也为后来律诗的成熟及唐诗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齐梁诗人集团

     门阀制度下的家族文学 士族优势的衰落与皇权中心的形成 以宫廷为中心 的诗人集团的形成 诗人集团的三个中心：南齐竟陵王萧子良，梁代萧衍、萧统，萧纲 诗人集团的活动方式及其对创作的影响

     东晋至刘宋之际，是由门阀政治向恢复皇权政治过渡的重要时期。自曹魏实行九品中正制以来，随着各豪门士族经济实力的扩大和政治地位的巩固与提高，他们给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所带来的影响也就越来越深刻。东晋时期门阀士族的势力可谓达到了鼎盛，他们不仅享有各种特权，而且还可与皇权共治，其甚者乃至于凭陵皇室，专擅朝政。

     门阀士族的形成与维持、发展，首要的条件无疑是经济实力，然而文化条件也是其中相当重要的因素，有时甚至能起决定的作用。不少名门望族世代习文，以维持其声誉，因而家族内部对于子弟的文化教育十分重视，并由此而形成了诸多以家族为中心的文学集团。如当时最为显赫的王、谢二家。王氏家族不但权势崇隆，爵位相继，而且七代之中文才相续，难怪被王筠视为家族的荣耀（见《梁书·王筠传》）。至于谢家，那更是“芝兰玉树”般的、典型的家族文学集团。从《世说新语》、《宋书》及《南史》等书所载大量有关谢家的文学活动中可以看出，谢氏家族有意识地经常组织儿女在一道“讲论文义”，相助相长，而且也的确培养出不少著名的文学家。如谢混、谢灵运、谢惠连以及后来的谢庄、谢朓等，都曾对文学的发展做出过突出的贡献。

     刘裕建立新政权之后，门阀政治已向皇权政治回归。昔日豪门士族的优势渐衰，而以皇权为中心和以诸王势力为代表的新贵则逐渐形成。因此以门阀家族为中心的文学集团，也逐步向以宫廷和诸王势力为中心的文学集团转变，从而使文坛的格局产生了新的变化，也使得南朝时期文学现象出现了新的特征。

     刘宋一代，虽然未能形成像后来齐、梁时代那样大规模的以皇室成员为中心的文学集团，但向后者过渡的痕迹已较为明显。宋武帝刘裕就经常诏命并亲自主持文士宴集赋诗，《宋书》及《南史》多有记载。此外如宋孝武帝刘骏、宋明帝刘彧，也都喜宴集赋诗，招揽文才。在诸王文学团体中，以临川王刘义庆所主持的文学团体最具规模。《宋书·刘义庆传》载：义庆“爱好文艺，才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太尉袁淑，文冠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谘议参军；其馀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引为佐史国臣”。像这样一些名流荟萃的文学活动，在当时具有繁荣文学的作用。

     至齐、梁之世，以皇室成员为中心的文学集团对文学尤其是诗歌发展的影响更深刻。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著者，主要有三大文学集团：南齐竟陵王萧子良文学集团，梁代萧衍、萧统文学集团，萧纲文学集团。

     竟陵王萧子良，礼才好士，倾意宾客，故一时天下文士，纷纷归附其鸡笼山西邸，形成彬彬之盛的局面。其中文学成就较为突出、在当时名声最高的无疑是 “竟陵八友”。《梁书·武帝本纪》：“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即后来的梁武帝萧衍）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沈约、谢朓、王融已见前论，他们和周颙等人在创制“永明体” 和推动新诗风的发展方面，功不可没。萧衍曾任子良司徒西阁祭酒之职，其诗才在当时即已显露，史称其“下笔成章，千赋百诗，直疏便就，皆文质彬彬，超迈今古”（同上），虽不乏溢美之词，然就一代帝王来说，实属难得。范云诗文兼善，锺嵘《诗品》卷中云：“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梁书》本传称他八岁能诗，“操笔便就，坐者叹焉”，且“善属文，便尺牍，下笔辄成，未尝定稿，时人每疑其宿构”。萧琛朗悟而有才辩（见《梁书》本传）。任昉、陆倕则以文笔见称于世，故萧纲说：“近世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与湘东王书》）在萧子良的组织下，西邸文士的活动是相当丰富多彩的，既不限于诗赋，也不限于文学；或组织文士雅集，或组织学术讲论，或组织人员抄撰各类著作，或在邸园举行佛事活动（见《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不过，诗歌创作仍然是这个集团最重要的文学活动。其特点是集体赋诗，有时带有竞赛的意味，场面十分热烈。如《南史·王僧孺传》附《虞羲传》载：竟陵王子良尝夜集学士，刻烛为诗，四韵者则刻一寸，以此为率。（萧）文琰曰：“顿烧一寸烛，而成四韵诗，何难之有？”乃与（丘）令楷、江洪等共打铜钵立韵，响灭则诗成，皆可观览。萧子良文学集团的成员，除了有大量的应教、奉和以及相互间的唱和之诗外，同题共咏也是常见的创作活动。如《南齐书 ·乐志》载：“《永平乐歌》者，竟陵王子良与诸文士造奏之。人为十曲。道人释宝月辞颇美，上常被之管弦，而不列于乐官也。”这次的集体创作，除谢朓、王融今各存十曲外，馀皆不存。此外，今存如王融、沈约、范云、虞炎、刘绘等人的《饯谢文学离夜诗》，王融、沈约、谢朓等人的《同咏乐器》，王融、柳惲、虞炎、谢朓等人的《同咏坐上所见一物》，王融、范云的《四色诗》等，皆属同题共咏之作。在《谢朓集》中，还存有《阻雪连句遥赠和》诗，即为谢朓、江革、王融、王僧孺、谢昊（本集作“异”）、刘绘、沈约等人联句而成。由此可见竟陵王子良文学集团诗歌创作活动之一斑。以梁武帝萧衍和昭明太子萧统为中心的文学集团，以梁代文学的繁荣起过重要的促进作用。萧衍早年预西邸文士之列，不仅对文学创作有浓厚的兴趣，而且文学修养亦颇为出众。自即皇帝位后，尤能重用文士，倡导并鼓励文学创作。如《梁书·文学传序》所载：“高祖聪明文思，光宅区宇，旁求儒雅，诏采异人，文章之盛，焕乎俱集。每所御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善者，赐以金帛，诣阙庭而献赋颂者，或引见焉。其在位者，则沈约、江淹、任昉，并以文采，妙绝当时，至若彭城到沆、吴兴丘迟、东海王僧孺、吴郡张率等，或直入文德，通燕寿光，皆后来之选也。”“自高祖即位，引后进文学之士，（刘）苞及从兄孝绰、从弟孺、同郡到溉、溉弟洽、从弟沆、吴郡陆倕、张率并以文藻见知，多预燕坐，虽仕进有前后，其赏赐不殊。”（《梁书·刘苞传》）“高祖招文学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进，擢以不次。”（《梁书·刘峻传》）这些记载都足以说明梁武帝萧衍对于文士和文学创作的重视。同时还可以看了，围绕梁武帝身边的文士，多是由齐入梁的作家，其骨干也多为往日西邸文士。至于梁武帝招群臣宴集赋诗、品评文艺的文学活动，史书所载甚富，难以一一列举。在梁武帝的大力倡导与推激下，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在当时风气甚炽。

     萧统由于受到父风的影响和他自身的爱好，招聚文学词章之士，进行诗赋创作和学术研讨，便成为他东宫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如《梁书》本传所载：“性宽和容众，喜愠不形于色。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闲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围绕在萧统身边活动的文士，的确有彬彬之盛的局面。然而绝大多数文士所参与的，更多的只是学术方面的活动，真正在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方面能崭露头角的，只有刘孝绰和王筠。刘孝绰以辞章深得前辈沈约、任昉、范云等名流的赏识。《梁书》本传称：“高祖雅好虫篆，时因宴幸，命沈约、任昉等言志赋诗，孝绰亦见引。尝侍宴，于坐为诗七首，高祖览其文，篇篇嗟赏，由是朝野改观焉”；“时昭明太子好士爱文，孝绰与陈郡殷芸、吴郡陆倕、琅邪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见宾礼。太子起乐贤堂，乃使画工先图孝绰焉”；“孝绰辞藻为后进所宗，世重其文，每件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讽诵传写，流闻绝域。”所云不无溢美之辞，然其名声在当时的确甚高。王筠长于诗，其才华与刘孝绰同样见重当世，并深得当世辞宗沈约的赞赏（见《梁书·王筠传》）。正因为刘、王二人诗才为一时之秀，所以尤得萧统的青睐。《梁书·王筠传》载：“（王筠）累迁太子洗马，中舍人，并掌东宫管记。昭明太子爱文学士，常与筠及刘孝绰、陆倕、到洽、殷芸等游宴玄圃，太子独执筠袖抚孝绰肩而言曰：‘所谓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见重如此。”

     从总的情况来看，以萧统为中心的文学集团，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活动不及当时其他文学集团繁荣，成就也不高；而在学术方面的活动较多，且成就突出。尤其是《文选》三十卷的编纂，对文学创作的影响相当深远。萧统等人所提出的 “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等文学主张，在当时也有积极的意义。

     梁代后期，以萧纲为中心的文学集团的诗歌创作最为繁荣，其影响亦更为深远。萧纲聪明博学，诗才在家族中当推第一，然其诗则伤于轻靡。史载其“雅好题诗，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 （《梁书·简文帝本纪》）。这个文学集团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大力创作宫体诗。由于特殊的身份和地位，萧纲也像萧衍、萧统一样，“引纳文学之士，赏接无倦，恒讨论篇籍，继以文章”（《梁书·简文帝本纪》），因而在他身边也自然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文学集团。不过萧纲文学集团的形成，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大致说来，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为晋安王居藩时期；入主东宫为太子时期。

     萧纲四岁封晋安王，七岁为云麾将军，领石头戍军事，量置佐吏。此时就是萧纲“有诗癖”之始。而其“诗癖”的养成及其后来“宫体”诗的形成，又与此时入幕的徐摛和张率有直接的关系。徐摛为萧纲侍读，而他“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梁书·徐摛传》）。其“新变”之体，其实就是宫体诗。“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同上），可见他能给年少的萧纲带来怎样的影响。更何况他除出任新安太守一任外，就一直没有离开萧纲幕府，直到萧纲即位。张率“年十二，能属文，常日限为诗一篇”（《梁书·张率传》），与陆倕、任昉友善，曾得沈约赞赏（同上）。天监初，他曾被敕“使抄乙部书，又使撰妇人事二十馀条，勒成百卷……以给后宫”（同上）。可见他早就具备写作宫体诗的基本条件。而且其今存诗中不乏艳情的内容。他“在府十年，恩礼其笃”（同上），对于萧纲的影响也是可想而知的。萧纲１１岁为宣惠将军、丹阳尹时，有庾肩吾人等人入幕；１８岁为南徐刺史时，又有王规等人入幕，从而使萧纲文学集团初具规模。从普通四年（５２３）至中大通二年（５３０），萧纲在雍州刺史任上七年。此间其幕府中除徐、庾外，又有刘孝仪、刘孝威等人入幕。其文学集团已自然形成，并且诗歌创作也日渐繁荣。至萧纲入主东宫以后，文学才士更是济济一堂。《梁书·庾肩吾传》：“初，太宗在藩，雅好文章士，时肩吾与东海徐摛，吴郡陆杲，彭城刘遵、刘孝仪，仪弟孝威，同被赏接。及居东宫，又开文德省，置学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吴郡张长公、北地傅弘、东海鲍至等充其选。”为诗本自“伤于轻靡”的萧纲，入主东宫后，宫体诗的创作更逾往时。《隋书·经籍志四》说：“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 而其左右文士，尤其是徐、庾父子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可低估。《梁书·庾肩吾传》云：“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往时。”《北史·庾信传》亦载：“父肩吾，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记。东海徐摛为右卫率。摛子陵及信并为抄撰学士。父子在东宫，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既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当时后进，竞相模范，每有一文，都下莫不传诵。”可见史臣所言“宫体所传，且变朝野” （《南史·梁本纪下·传论》）云云，绝非虚语。

     齐梁时期文学集团的诗歌创作活动，方式大体一致。从现存诗歌来看，应制、应教、同题共赋、相互唱和的作品居多，而且争胜斗艳的色彩较为浓厚。由于生活范围和生活方式的限制，他们的视野大多停留在皇宫苑囿、帝王府第或藩镇使府之内，因而诗歌题材单调狭窄，内容脱离社会生活。为了迎合帝王的口味，文学集团内部的诗歌创作很少有真正的吟咏性情之作。因而这种创作方式所带来的结果，便是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的大体一致，湮没了诗人的个性色彩。这也是那个时期难以产生大诗人的一个根本原因。至于庾信之成为“穷南北之胜”（倪璠《注释庾集题辞》）的杰出诗人，那是他由南入北、饱尝国破家亡之痛以后的事了。

    

第三节 从市井到宫廷

     南朝民歌从市井进入宫廷 流行音乐的变化对诗风的影响 宫体诗：

     对女性的审美观照 女性生活、容貌、体态、服饰与器物的描写 爱情

     心理的刻划 辞藻与声色 感官的刺激

     宫廷距市井是遥远的，但南朝皇室皆行伍出身，来自社会下层，入主皇宫后，在过着奢侈糜烂宫廷生活的同时，仍留恋、学习市井之风习。而南朝以来流行的市井歌词及文人歌诗，尤多侧艳之风，其对梁陈宫体诗的形成，影响相当深刻。南朝设有乐府机构，曾采集大量的民歌配乐演唱，以满足统治者纵情声色的需要；统治者及宫廷文人也有润色或拟作新声歌曲的习惯。而那些发自男女恋情的歌唱，正适合于统治者的生活情调，自然更能得到他们的青睐。这样一来，南朝民歌便从市井进入了宫廷。经过统治者及宫廷文人的注色修改、拟作和进一步的创作发展，宫体艳情诗到了南朝梁、陈之世便达到了高潮。梁开帝萧衍、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徐、庾父子及陈后主等人，都是突出的代表。

     汉魏之世的雅乐，随着西晋的灭亡已渐散亡。东晋以后江南流行的音乐，主要是由民间新兴的清商曲。这种新清商曲被视为“郑卫淫俗”之乐。宫廷的音乐在吸收市井间流行歌曲的同时，在歌词的内容和情调上受其影响也是十分自然的。

     “宫体”之称，虽始于梁简文帝之时，然而自鲍照、汤惠休、沈约、梁武帝萧衍以及刘孝绰、王僧孺等人的艳体诗已肇其端，只是到了梁、陈之世才发展到了一个极端。关于什么是“宫体诗”，曾有过不同的说法。就其内容而言，主要是以宫廷生活为描写对象，具体的题材不外乎咏物与描写女性。可以说，他们对女性的审美观照，同对器物的审美观照的心理是一样的。因而在情调上伤于轻艳，风格上比较柔靡缓弱。在描写女性的诗歌当中，绝大部分是将目光停留在女性的生活圈内，包括她们的容貌、体态、服饰及器物等方面。如：

     可怜称二八，逐节似飞鸿。悬胜河阳伎，暗与淮南通。入行看履进，转面望鬟空。腕动苕华玉，衫随如意风。上客何须起，啼乌曲未终。（萧纲《咏舞二首》其二）

     春花竞玉颜，俱折复俱攀。细腰宜窄衣，长钗巧挟鬟。洛桥初度烛，青门欲上关。中人应有望，上客莫前还。（庾肩吾《南苑看人还》）

     蛾月渐成光，燕姬戏小堂。胡舞开春阁，铃盘出步廊。起龙调节奏，却凤点笙簧。树交临舞席，荷生夹妓航。竹密无分影，花疏有异香。举杯聊传笔，欢兹乐未央。（萧绎《夕出通波阁下观妓》）

     丽宇芳林对高阁，新妆艳质本倾城。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陈叔宝《玉树后庭花》）

     这类诗歌共同的艺术特点，是注重词藻、对偶与声律。宫体诗中有少数作品表现宫中淫荡的生活，如萧纲的《咏内人昼眠》、《和徐录事见内人作卧具》、《率而为咏》、《和湘东王名士悦倾城》等。萧纲曾说：“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诫当阳公大心书》）尽管人们对“放荡” 一词的理解不同，但表现淫荡生活内容的作品在梁陈宫体诗中是存在的。咏物之作在宫体诗中所占的比重相当大，这些诗的共同特点是内容贫乏，单纯咏物而毫无寄托，只讲究词藻与对偶。如萧纲诗：

     浮云舒五色，玛瑙映霜天。玉叶散秋影，金风飘紫烟。（《咏云》）

     纤条寄乔木，弱影掣风斜。标春抽晓翠，出雾挂悬花。（《咏藤》）

     萎蕤映庭树，枝叶凌秋芳。故条杂新实，金翠共含霜。攀枝折缥干，甘旨若琼浆。无瑕存雕饰，玉盘余自尝。（《咏橘》）

     均以浓重华丽的词藻和工整的对偶形式，纤细地描摹物形物态，显得琐屑而无生气。萧纲之外宫体诗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徐摛，今存诗仅五首，已很难知其全貌，不过这五首诗中的四首皆为咏物诗，其情调与风格，与萧纲完全一致。其他宫体诗人的作品，大抵亦皆如此，不脱轻艳之风。这种风气一直影响到隋及初唐。

     然而就艺术形式而言，宫体诗仍有其贡献。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宫体诗发展了吴歌西曲的艺术形式，并继续了永明体的艺术探索而更趋格律化。《梁书·庾肩吾传》云：“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虽是批评的口吻，但也说明宫体诗在格律化方面比沈约等人的永明体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萧纲的《采菱曲》：“菱花落复含，桑女罢新蚕。桂棹浮星艇，徘徊莲叶南。”徐摛的《咏笔》：“本自灵山出，名因瑞草传。纤端奉积润，弱质散芳烟。直写飞蓬牒，横承落絮篇。一逢提握重，宁忆仲升捐。”已基本合律。这类诗在宫体诗中所占的比例是相当大的。这说明宫体诗对后来律诗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至于宫体诗语言的风华流丽、对仗的工稳精巧以及用典隶事等方面的艺术探索和积累，也同样为唐代诗人提供了足资借鉴的艺术经验。

 

 

第七章 庾信与南朝文风的北渐

    

     中国幅员辽阔，本来就易于出现文化的地域性差异，政权的分立，民族因素的介入，更进一步导致文化发展的不平衡。自东晋以后，南北政权持续对峙。表现在文学上，一方面是南方清绮的文风极盛，并对滞后的北方文学产生较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北方文学质朴的气质在南北接触的过程中，也显示了某种优势。庾信是由南入北的最著名的诗人，他饱尝分裂时代特有的人生辛酸，却结出“穷南北之胜”（倪璠《注释庾集题辞》）的文学硕果。他的文学成就，昭示着南北文风融合的前景。

    

第一节 北朝文化与文学

    

     北魏孝文帝与北朝文坛的复苏 仿古与趋新：西魏、北周文坛概况

     自西晋灭亡，晋室南渡，文化重心也随之南移。北方文学在十六国与北魏前期极度衰微，《魏书·文苑传序》概括为：“永嘉之后，天下分崩，夷狄交驰，文章殄灭。”北朝文学的复苏与兴盛，与少数民族政权接受汉族文化的进程是同步的。北方各地接受南方文学影响的先后与程度则有所不同。

     北朝文坛的复兴，实始于北魏孝文帝太和改革之后。在此之前，“稍僭华风” 的太武帝时代，崔浩、高允等人的创作，使荒芜的文坛显现转机，他们堪称北朝文学的先驱。孝文帝太和十九年（４９５）迁都洛阳后，厉行汉化，使中原文化得以沿续。《隋书·文学传序》指出：“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洛阳文学的繁盛，与孝文帝等最高统治者笃好斯文、提倡文教有关。《魏书·文苑传序》指出：“逮高祖驭天，锐情文学，盖以颉颃汉彻、掩踔曹丕，气韵高艳，才藻独构。衣冠仰止，咸慕新风。肃宗历位，文雅大盛。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这里对孝文帝虽不无溢美，却透露了当时文风崇尚汉魏的基本倾向。无论是常景寄寓心志的《赞四君诗》四首，还是阳固的《刺谗诗》、《疾幸诗》，或是卢元明意主刺世的《剧鼠赋》等，都表现出立意讽喻、情词典正的特点。

     在“文雅大盛”的风气下，开始出现值得称道的文学名家或名著。北魏出类拔萃的文人是温子昇，曾被梁武帝誉为“曹植、陆机复生于北土”（《魏书》本传）。他的文章传世较多，擅长于碑版之文，行文多用排比对偶，雕饰而不浮艳，近于东汉文章的风格。他也善于写诗，在艺术上最为成熟的是《捣衣诗》：

     长安城中秋夜长，佳人锦石捣流黄。香杵纹砧知近远，传声递响何凄凉。七夕长河烂，中秋明月光。蠮螉塞边绝候雁，鸳鸯楼上望天狼。满城的月光与远近递响的杵声，交织成极有情感容量的图景，李白“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子夜吴歌》）的妙句，或许是化用其意而来。全诗情景交融，声调协畅，难怪沈德潜评之为“直是唐人”（《古诗源》卷十四）

     北魏分裂为东西魏后不久，东魏为北齐所替代，西魏为北周所替代，双方在文化的发展上形成一定的差异。以邺都为中心的东魏与北齐政权，占据的是北魏时代文化最为发达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人文荟萃，因而文学领先于位居关陇的西魏与北周。其标志是聚集了一批文人才士，北齐后主高纬立文林馆为一时盛事。活跃于北齐文坛的文士中，有一部分来自南方，其中以颜之推、萧悫最著名。颜之推因西魏攻陷江陵而被掳至关中，后历砥柱之险东奔北齐，其直接动机是寄希望于北齐处理南北关系的政策而能返梁，而从他一生对待北齐的态度中又可看出他对北齐这个高层次文化区域的依恋。他的文学观见于其《颜氏家训·文章篇》，在南北审美旨趣交流碰撞的过程中，持折衷的态度。萧悫的代表作是《秋思》：

     清波收潦日，华林鸣籁初。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燕帏缃绮被，赵带流黄裾。相思阻音息，结梦感离居。

     最值得注意的还是北方本土文士的脱颖而出。由魏入齐的邢邵，与温子昇同为文士之冠，世称“温邢”；子昇卒后，又与魏收并称“邢魏”。由于南方文学对北方影响力的扩大，北地才士开始自觉仿效南朝名家。据《颜氏家训·文章篇》记载，“邢（邵）赏服沈约而轻任昉，魏（收）爱幕任昉而毁沈约”，邢、魏两人之间发生的任沈优劣之争，使得“邺下纷纭，各有朋党”。《北齐书·魏收传》亦载魏邢二人互讥事：“收每议陋邢邵文。邵又云：‘江南任昉，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收闻乃曰：‘伊常于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昉。’” 由此可见他们学习南朝文学的情况。邢邵《萧仁祖集序》中指出：“昔潘陆齐轨，不袭建安之风；颜谢同声，遂革太元之气。自汉逮晋，情赏犹自不谐；江南江北，意制本应相诡。”承认文学的进化，肯定地域的差异。如此正面声称趋新立异，反映出他的特识。因为求新，所以对南朝风尚仿效心切；因为求异，所以仿效时有选择性。邢邵代表了北齐文人于模仿之中求新变的共同趋向。他的《思公子》言短情长，风格近于齐梁：

     绮罗日减带，桃李无颜色。思君君未归，归来岂相识。

     而他的《冬日伤志篇》则刚健朴茂，有魏晋的风调：

     昔时惰游士，任性少矜裁。朝驱玛瑙勒，夕衔熊耳杯。折花步淇水，抚瑟望丛台。繁花夙昔改，衰病一时来。重以三冬月，愁云聚复开。天高日色浅，林劲鸟声哀。终风激檐宇，馀雪满条枚。遨游昔宛洛，踟蹰今草莱。时事方去矣，抚己独伤怀。

     抚今追昔，寄概遥深。南朝人曾称他为“北间第一才士”（《北史》本传），这与他的作品内涵较深、表现力较丰富有关。魏收颇有文才，工于诗赋。他曾说： “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其赋作已佚，而存世的诗篇多仿效南朝风格，如《挟琴歌》：

     春风宛转入曲房，兼送小苑百花香。白马金鞍去未返，红妆玉箸下成行。

     作者对闺怨这一南朝流行的题材，写得旖旎轻婉，富于修饰性，显示出诗歌语言的造诣。但作者对这位春闺思妇的刻划，仍有平面化与一般化之感，未能达到齐梁诗人同类题材的上乘水准。

     西魏建都长安，占据关陇地区。这个政权所凭藉的人才与地利，远在东魏之下。为了与东魏、梁朝抗衡，西魏政权的实际操纵者宇文泰在推行政治、经济等改革的同时，也注意文风的改革。据《周书·苏绰传》载：“自有晋之季，文章竞为浮华，遂成风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庙，群臣毕至，乃命绰为大诰，奏行之。”苏绰撰写的《大诰》，文体完全模仿《尚书》。这种文体的推行，是宇文氏政权关陇文化本位政策的产物。关中是周朝的发源地，宇文泰托古改制时，利用这层地缘关系，采用周官古制，带有浓厚的复古色彩。反映在文学观上，就是提倡去华存朴，师法上古。《周书·王褒庾信传论》指出：苏绰“建言务存质朴，遂糠粃魏晋，宪章虞夏”。这与宇文泰的政治构想中“摈落魏晋，宪章古昔”（《周公·文帝纪论》）的主张是一致的。此后，隋代李谔上疏请求端正文体，唐代陈子昂乃至韩、柳的复古主张，都可以从苏绰那里追溯发端。

     《大诰》的颁行，是有关西魏文坛风尚的一件大事。其实际效果，史书所记不同，或曰“自是之后，文笔皆依此体”（《周书·苏绰传》）；或曰“矫枉非适时之用，故莫能常行焉”（《周书·王褒庾信传论》、《北史·文苑传》），反映出西魏文坛受政治、地域及时风等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的发展趋势。一方面，统治者的提倡与关陇地区质朴的民风相结合，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大诰》一味模仿《尚书》的文体，有违文学语言的发展规律，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西魏攻陷江陵，庾信滞留北方，王褒等一批江左文士被迁入关，成为北周文坛的主力，齐梁文风也随之北传。

     北周接受南朝文学的影响，首先是在皇族之内。宇文泰长子宇文毓（明帝，５５７～５６０在位）、第四子宇文邕（武帝，５６０～５７８在位）都雅好文学，庾信、王褒等人深受礼遇。据《周书·王褒传》载，明帝之时，“褒与庾信才名最高，特加亲待。帝每游宴，命褒等赋诗谈论，常在左右”。而《周书·明帝纪》所载武成元年（５５９）后的诏书，已不依《大诰》之体。明帝本人的《过旧宫诗》，有“霜潭渍晚菊，寒井落疏桐”等对偶工丽之句，可见文风已有明显改变。自明帝立麟趾殿，组织学者校编经史群书，庾信、王褒、宗懔、萧捴、萧大圜、颜之仪等南人都参与其事，发挥所长；武帝作《象经》，命王褒为之作注，“引据该洽，甚见称赏”（《周书·王褒传》），可见南朝文士博涉群书的学养在关中也起了作用。影响所及，宇文泰第七子赵王招“博涉群书，好属文，学庾信体，词多轻艳”；宇文泰幼子滕王逌“少好经史，解属文”（《周书·文闵明武宣诸子传》）。这表明北周本土文学开始接上魏晋以来在江左发展的轨迹。由于庾信和王褒文才卓越，两人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其他北迁的文士。

     王褒入北以后，以撰写应用性的骈文而著名，尤其是武帝“建德以后，颇参朝议，凡大诏册，皆令褒具草”（《周书》本传），而倾吐个人心情的篇翰则不如庾信丰富。不过，王褒也写下颇具抒情性的诗文，如《渡河北》：

     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常山临代郡，亭障绕黄河。心悲异方乐，肠断陇头歌。薄暮临征马，失道北山阿。

     诗境阔大，情调沉郁。再如《赠周处士》中“巢禽疑上幕，惊羽畏虚弹，飞蓬去不已，客思渐无端”；《与周弘让书》中“嗣宗穷途，杨朱歧路，征蓬长逝，流水不归”等句，向南方故人倾诉羁旅异乡的忧惧和南归无望的感伤，笔力厚重，情辞相称。

    

第二节 南北文风的交融

     政治对峙与文化多元 南北文风交融的途径

     就文学发展的不平衡状况而言，是南方优越，北方滞后。这与文学人才的分布有关。永嘉之乱以后，北方人口大规模流徙，其中流向南方的最多，流向东北的次之，流向西北的又次之。这是构成南北各方文化实力悬殊的基本因素。当时有识之士对各地优异人才的出现，深为敏感，例如苏绰的从兄苏亮“初举秀才，至洛阳，遇河内常景。景深器之，退而谓人曰：‘秦中才学可以抗山东者，将此人乎！’”（《周书·苏亮传》）可以感到区域之间抗衡意识的浓厚。而在南北各政权之间，随着对峙形势的进一步形成，文化方面的竞争更加明显。奠定北齐政权的高欢曾对“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感到忧虑（《北齐书·杜弼传》），而忧虑也是一种重视。可见南北文化彼此都构成一定的激励与影响。

     尽管北方汉化的少数民族政权没有断绝汉文化的传统，甚至以得汉文化正统自居，但适应各自政权的需要，对汉文化的选择利用不尽相同，这就导致各个政权在文化上的差异。北魏迁都洛阳后的礼乐政刑措施，采自汉魏以及西晋制度甚多；在审美心理与文章气格上，也崇尚汉魏或西晋，《周书·王褒庾信传论》表述为“声实俱茂，词义典正，有永嘉之遗烈。”而奠定北周统治地位的宇文泰， “提剑而起，百度草创，施约法之制于竞逐之辰，修治定之礼于鼎峙之日”（《周书·苏绰传论》），他所树为榜样而加以发扬光大的，是周朝的礼治。

     政权的对峙并未造成文化的隔绝，这一时期南北文化之间的接触与交流仍然是广泛而深刻的。《北史·文苑传》概括地指出：“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这是南北文风差异的基本情况。不过，在南北之间，通过使臣往来等途径，导致人才交流与书籍交流，并逐渐促进了南北文风的交融。

     南北使臣的外交活动，在融通南北文学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宋、齐与北魏时期，南方使臣入北后较易受到北人的称美，北方使臣南来时羡慕南方文化；而在梁、陈与东魏、北齐时期，南北使臣彼此各有争锋，北人的才学渐与南人抗衡。《北史·李谐传》记载梁武帝萧衍会见东魏使臣李谐等人后，对手下臣僚感叹道：“朕今日遇勍敌，卿辈常言北间都无人物，此等何处来？”已经变轻视为重视。《北史·薛道衡传》载：“陈使傅縡聘（北）齐，以（薛）道衡兼主客郎接对之。縡赠诗五十韵，道衡和之，南北称美。”可见外交场合也有诗文酬酢。除了这种直接的诗歌赠和，使臣往往还带回对方名家的作品，如北方温子昇的作品被南方使者张皋抄回南方，梁武帝看后大为赞赏（《魏书·温子昇传》）。陶渊明集有北齐阳休之本，这也是南朝文学传入北朝并受到重视的一个有力证明。

     从中国历史上看，列国使臣的职能，主要表现为才辩与文学修养。相对来说，在风云变幻、利害冲突之际，使臣的辩才显得更重要。而在谋求交好、互观风俗之时，使臣的文学修养能带来特殊效果。在南北朝后期，作为一种风气，具备文雅之才已成为南北使臣人选的必要素养。《北史·李谐传》记载东魏与萧梁之间 “既南北通好，务以俊乂相矜，衔命接客，必尽一时之选，无才地者不得与焉”。双方才俊之士的直接交往，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文学上的相互学习与竞争。

     因割据政权之间的战事而羁留使者，掳掠人材，或由于受到政治倾轧而逃奔敌国，这种楚材晋用方式，在客观上也造成南北之间的交流。前后入北的南人，较有诗才的有奔至后秦的韩延之，至北魏的王肃、萧琮，至东魏的萧祗，至北齐的荀仲举等。徐陵出使东魏，因侯景之乱而羁留邺城达七年之久，从裴让之《公馆宴酬南使徐陵诗》可知他与当地人有诗酒应酬。西魏与北周所占据的关陇一带，本来在学术和文艺方面较为落后，但正如《周书·艺术传》所说：“及克定鄢郢，俊异毕集。”南方的许多才士以及著作流入关中，加速了南朝文学的北传。江陵陷落后归于西魏朝廷之书，其中就有《梁武帝集》四十卷、《简文集》九十卷（《周书·萧大圜传》），这些集部新书的传入，对于关中文坛应有一定的影响。

     当然，在南北接触中作用更大的，还是迁入北方的文士。宇文氏政权注意任用南人，不惜强留。庾信、王褒被强留北方，终身未归，这是分裂时代才有的特殊人生。不过，如此刻骨铭心的苦楚遭遇，竟嫁接出兼具南北之长的文学硕果，似乎是历史给予的一种补偿。

    

第三节 庾信文章老更成

     前期诗艺的养成 乡关之思的内容与表现 承前启后的地位

     庾信（５１３～５８１），字子山，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他的一生，以４２岁出使西魏并从此流寓北方为标志，可分为前后两期。他的南朝度过的前期生活，正逢梁代立国最为安定的阶段，他的《哀江南赋》中描述为“五十年中，江表无事”。庾信在文坛上脱颖而出，始于萧纲立为太子时的东宫抄撰学士任。《周书·庾信传》载：

     时肩吾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记；东海徐摛为左卫率；摛子陵及信，并为抄撰学士。父子在东宫，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既有盛才，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当时后进，竞相模范。每有一文，京都莫不传诵。

     所谓“徐庾体”，是指徐、庾父子置身东宫时所作的风格绮艳流丽的诗文，就其文学渊源而言，是沿着永明体讲究声律、词藻的方向，进一步“转拘声韵，弥尚丽靡”（《梁书·庾肩吾传》）。

     庾信前期的诗文，有供君王消遣娱乐的性质，思想内容轻浅单薄。他在梁时的作品，特别是１９至３６岁在东宫任职期间的诗赋，主要是奉和、应制之作，题材基本上不出花鸟风月、醇酒美人、歌声舞影、闺房器物的范围。如《和咏舞》、《奉和初秋》、《鸳鸯赋》等题，属于萧纲率领周围文人同题共作的篇章。这种富于游艺气氛的创作活动，要求作者适应宫廷的趣味，在应酬捷对中显露个人的学养与文才。庾信“幼而俊迈，聪敏绝伦”，加上“博览群书，尤善《春秋左氏传》”（《周书》本传），使他很快获得与徐陵齐名的称誉。

     但是，宫廷文学侍臣的角色，不易表达个人的信念或情操。例如庾信有《奉和同泰寺浮图》一诗，与萧纲《望同泰寺浮图》相唱和，诗中所表白的对佛教的倾心，其实是着眼于皇太子的心情，不应据此而得出庾信信佛的简单判断。这一情形，也适用于同时的其他东宫文学侍从。

     由于萧纲等人力主新变，影响所及，促使当时的创作争奇斗巧，打破陈规，开启了唐诗、律赋发展的道路。庾信前期的创作，在这方面颇有贡献，如《乌夜啼》：

     促柱繁弦非《子夜》，歌声舞态异《前溪》。御史府中何处宿，洛阳城头那得栖。弹琴蜀郡卓家女，织锦秦川窦氏妻。讵不自惊长落泪，到头啼乌恒夜啼。

     这首诗七言八句，声调铿锵，已基本符合律诗的平仄。再如《燕歌行》拓展了七言古诗的体制，不但篇幅变长以便铺叙，而且配合感情的起伏，变逐句押韵为数句一转韵。他早期对诗歌形式的多方面探索值得珍视，明代杨慎指出：“庾信之诗，为梁之冠冕，启唐之先鞭。”（《升庵诗话》卷三）清代刘熙载也指出： “庾子山《燕歌行》开初唐七古，《乌夜啼》开唐七律，其他体为唐五绝、五排所本者，尤不可胜举。”（《艺概·诗概》）

     庾信在梁朝积累起来的文学经验，除了美感形式上的经营，还包括美感内容上的体认。萧绎说：“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金楼子·立言篇》）庾信前期已具有“流连哀思”的审美趣味，以绮艳之辞抒哀怨之情。庾信后期的生活经历，使这种美学追求得到充分实现的土壤，从而达到高于同时代人的艺术境界。

     沉醉于５０年太平景象的梁朝政权，因侯景之乱而濒于破碎。梁元帝试图在江陵复振，却很快毁于西魏。庾信以使臣身份出使长安，因江陵陷落而不得南归，历仕西魏及北周，先后官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等职。据《周书》本传记载，他“虽位望通显，常有乡关之思”。他以乡关之思发为哀怨之辞，蕴含丰富的思想内容，充满深切的情感，笔调劲健苍凉，艺术上也更为成熟。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又在《咏怀古迹》中评论其“暮年诗赋动江关”，正是指他后期作品的这种特色。

     感伤时变、魂牵故国，是其“乡关之思”的一个重要方面。庾信遭适亡国之变，内心受到巨大震撼。“正是古来歌舞处，今日看时无地行”（《代人伤往》其二），这种沧桑之感，使他更深刻地意识到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之间，如同 “一马之奔，无一毛而不动；一舟之覆，无一物而不沉”（《拟连珠》其十九）。因此，他在抒发个人的亡国之痛时，也能以悲悯的笔触，反映人民的苦难，并归咎于当权者内部的倾轧与荒嬉。久居北方的庾信渴望南归，魂牵梦绕于故国山河。看到渭水，眼前便幻化出江南风景：“树似新亭岸，沙如龙尾湾，犹言吟溟浦，应有落帆还。”（《望渭水》）忽见槟榔，也会勾起思乡的惆怅：“绿房千子熟，紫穗百花开。莫言行万里，曾经相识来。”（《忽见槟榔》）接到南方故人的来信，更禁不住悲慨万端：

     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寄王琳》）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称赞庾信北迁以后的作品“华实相扶，情文兼至，抽黄对白之中，灏气舒卷，变化自如”。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作者化精巧为浑成的高超艺术。

     叹恨羁旅、忧嗟身世，是其“乡关之思”的另一重要方面。虽然他北迁以后得到的“高官美宦，有逾旧国”（宇文逌《庾子山集序》），但内心深处感到无异于“倡家遭强聘，质子值仍留”（《拟咏怀》其三），责备自己的羁留为“遂令忘楚操，何但食周薇”（《谨赠司寇淮南公》）。他的羁旅之恨与忧生之嗟是交织在一起的。他以“涸鲋常思水，惊飞每失林”（《拟咏怀》其一）的意象致概于个人生存的软弱。庾信自谓晚年所作《哀江南赋》“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倪璠作注解时借以发挥道：“子山入关而后，其文篇篇有哀，凄怨之流，不独此赋而已。”（《注释庾集题辞》）可谓深契庾信后期文学的精神特质。他的《拟咏怀》二十七首，以五言组诗的体制，从多种角度抒发凄怨之情，直承阮籍《咏怀》组诗的抒情传统，尤称杰作。如其七：

     榆关断音信，汉使绝经过。胡笳落泪曲，羌笛断肠歌。纤腰减束素，别泪损横波。恨心终不歇，红颜无复多。枯木期填海，青山望断河。

     这里借流落胡地、心念汉朝的女子，比喻自己仕北的隐恨与南归的渴望，真挚感人。又如其十八：

     寻思万户侯，中夜忽然愁。琴声遍屋里，书卷满床头。虽言梦蝴蝶，定自非庄周。残月如初月，新秋似旧秋。露泣连珠下，萤飘碎火流。乐天乃知命，何时能不忧？

     作者的忧思，不只是仕途不达的失意之悲，更是不能为国建勋的失志之恸，因而无法给自己留下排遣或超脱的馀地。此诗中“残月”四句写景，句式巧拙相间，且能投射诗人独有的心境，可见诗人精切浑成的笔力。

     由南入北的经历，使庾信的艺术造诣达到“穷南北之胜”的高度，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典型的意义。庾信汲取了齐梁文学声律、对偶等修饰辞技巧，并接受了北朝文学的浑灏劲健之风，从而开拓和丰富了审美意境，为唐代新的诗风的形成做了必要的准备。

 

 

第八章 魏晋南北朝的辞赋、骈文与散文

    

     魏晋南北朝的文坛出现了新的格局，并开拓出个性化与美文化的多元发展前景。在各种文体中，辞赋创作的时代特征最为突出，与汉赋的对比也最为鲜明。讲究对偶、声律和藻饰之美成为风气，文章的句式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其结果是骈文的出现和成熟。赋体受诗的影响，也趋于骈化，有些赋其实就是骈文。北朝文坛虽然整体上受骈化的影响，但仍有别具风格的散体名篇大放异彩，从而构成对唐代文坛发展的多重影响。

第一节 别开生面的魏晋文坛

     “以气质为体”与“以情纬文” 曹操的教令 曹丕兄弟的书札

     《登楼赋》与抒情小赋的繁盛 论辩文的勃兴

     沈约将建安文风的特点归纳为“以气质为体”（《宋书·谢灵运传论》），气质体现为个性。文学不再是经学的附庸，褪去了政教的色彩，更注重个性的表现。曹丕提出“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的命题，适时地反映了当时人对文学特性的认识与追求。这种文学取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如陆机所谓 “吐滂沛乎寸心”（《文赋》），乐观、悲观、慷慨、颓放、自得、内疚，各种沉潜的或稍纵即逝的感悟倾注于笔端，因而这个时期的文学从总体上说，较之于两汉，更具有一代人精神史料的价值。建安文学的时代风貌，首先在诗歌中得到集中体现，即如刘勰所言“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龙·明诗》），这是无疑的。不过，辞赋、书信、诏令等其他文体的创作，也流露出一种新鲜生动的气息，既表现为对旧体载的改造，也表现为强化应用文的文学性，从而下开其后文章创体增类、标能竞才的风尚。

     正如刘勰用“气爽才丽”一语评论魏之三祖（《文心雕龙·乐府》），“气爽”与“才丽”的结合，其实也是建安群才的共同特点。沈约指出：“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宋书·谢灵运传论》）其中曹植在表现“盛藻”方面尤为突出，其《前录自序》称：“故君子之作也，俨乎若高山，勃乎若浮云，质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以“春葩” 自喻文采斐然。伴随着“诗赋欲丽”（《典论·论文》）说的提出，“丽”的审美要求不局限于诗赋，也影响到书表铭颂论说等其他体裁，从而大大加速了东汉以来文章渐趋骈化的进程，推动骈文臻于成熟。就建安文章而言，由于注重“气质”，故对藻饰的讲求尚能情辞相称，这也为后世建立了“以情纬文，以文被质” 的典范。

     在建安各体文章中，曹操的教令甚具异彩，饶有通脱之风。诏令之体，属于庙堂之制，在两汉时期，这种体制的文辞庄重典雅。曹操所作诸令，不但思想无所顾忌，而且行文风格也不拘常例。作于建安十五年（２１０）的《让县自明本志令》，自述身世志愿，恳切坦率，其中并不讳言自己功高盖世：“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又说到自己不愿放弃兵权，以博谦退的美名，原因就在于“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明代张溥评之为“未尝不抽序心腹，慨当以慷”（《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魏武帝集》）。再如其《求贤令》标举“唯才是举”，《举贤勿拘品行令》甚至提出对“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也“勿有所遗”。正因称心而言，字里行间流动着一股率真之气，所以就容易带有个人色彩。这对于公文性质的诏诰而言，不啻是一种文学性的改造。

     同样在应用性的文体中显露出文学魅力的，是曹丕、曹植的书札。其写作的动因，似并无具体事由，内容多为抒发当下的悲欢契阔之情，裁书叙心，因而较之前代书札，更能随境生趣，摇曳多姿。如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曰：

     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间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宾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余顾而言，斯乐难常，足下之徒，咸以为然。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方今蕤宾纪时，景风扇物，天气和暖，众果具繁。时驾而游，北遵河曲，从者鸣笳以启路，文学托乘于后车。节同时异，物是人非，我劳如何！

     追念昔游，感伤离别，抒情如诗，写景如画。再如曹植《与吴季重书》曰：

     前日虽因常调，得为密坐，虽燕饮弥日，其与别远会稀，犹不尽其劳积也。若夫觞酌凌波于前，萧笳发音于后，足下鹰扬其体，凤叹虎视，谓萧曹不足俦，卫霍不足侔也。左顾右盼，谓若无人，岂非吾子壮志哉！过屠门而大嚼，虽不得肉，贵且快意。当斯之时，愿举泰山以为肉，倾东海以为酒，伐云梦之竹以为笛，斩泗滨之梓以为筝。食若填巨壑，饮若灌漏卮。其乐固难量，岂非大丈夫之乐哉？然日不我与，曜灵急节，面有逸景之速，别有参商之阔。思欲抑六龙之首，顿羲和之辔，折若木之华，闭蒙汜之谷。天路高邈，良久无缘，怀恋反侧，如何如何！ ……

     不但慷慨任气，而且文采焕然。在曹植传世文章中，与书体相近的表文，如《求自试表》、《求通亲亲表》等，也是情文并茂，刘勰评为：“陈思之表，独冠群才。观其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应物掣巧，随变生趣，执辔有馀，故能缓急应节矣。”（《文心雕龙·章表》）建安时期善为书表之文的，还有陈琳、阮瑀、繁钦、吴质、应璩等人。被曹丕称为“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典论· 论文》）的陈琳与阮瑀，他们享有盛名的代表作分别是《为袁绍檄豫州》与《为曹公作书与孙权》，也充分展示出“应物掣巧，随变生趣”的文才。曹丕说“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与吴质书》）。这个“乐”字，透露出创作与鉴赏双方对作品文学性的瞩目。繁钦《与魏文帝笺》、吴质《答东阿王书》、应璩《与侍郎曹长思书》都增加了用典和骈偶的成分，显得文采斐然。如应璩是这样描述自己离群索居的情状的：

     德非陈平，门无结驷之迹；学非杨雄，堂无好事之客。才劣仲舒，无下帷之思；家贫孟公，无置酒之乐。悲风起于闺闼，红尘蔽于机榻。幸有袁生，时步玉趾，樵苏不爨，清谈而已，有似周党之过闵子。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鱼逝，春生者繁华，秋荣者零悴，自然之数，岂有恨哉？聊为大弟陈其苦怀耳。

     可见其用事之密集，句式之工丽。从总的趋势上看，建安之文亦有从辞清志显到藻饰渐繁的过程，这也预示着此后美文的发展。不过，即以书体而言，建安诸家尚情任气、真挚自然的作风此后犹不乏继武者，如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就说自己不堪礼法的约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以表示自己不愿做官的坚决意志。他“非汤武而薄周孔”，“刚肠疾恶，轻肆直言”，充满自由与抗议的气息。另外，陆云、刘琨、王羲之等人的书札短章也感切于心，笔致清拔。

     辞赋在魏晋时期出现了新局面，其标志是抒情小赋的涌现，从而拓展了辞赋的表现领域与表现风格。沿着东汉以来情理赋发展的方向，魏晋之际的辞赋创作显示出抒情化、小品化的特色。随着感情表现领域的扩大，作者的表现力也在个性化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与东汉班固、张衡等赋家兼善散体大赋与骚体辞赋不同，这一时期的作家往往集诗人与小赋作者于一身，这也标志着诗赋交相影响的深化。王粲的诗赋为“七子之冠冕”（刘勰《文心雕龙·才略》），其代表作是《登楼赋》：

     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览斯宇之所处兮，实显敞而寡仇。挟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洲；背坟衍之广陆兮，临皋隰之沃流。北弥陶牧，西接昭丘；华实蔽野，黍稷盈畴。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王粲在荆洲刘表幕下不受重用，郁郁寡欢，他对荆洲所产生的“虽信美而非吾土”的离异之感，实与壮志难酬的悲愤之情融为一体。与东汉的情理赋相比，《登楼赋》善于自然地切入当下最真实的情境，而并不刻意地显示对道家或儒家思想的归宿感，即景抒情，情境交融，因而更易于感人。

     由于主体意识和抒情因素的强化，魏晋时期涌现出一批体物写志的佳作。如曹植写《洛神赋》，构思与手法虽受宋玉《神女赋》的启发，但主题发生了变化。《神女赋》借再现襄王梦中艳遇的经历，意在讽喻君王不可贪变美色，而《洛神赋》描绘对洛神的追求与幻灭过程，借以抒发作者个人政治上的失意和理想的破灭，这是对传统题材加以转换的一个典范。因政治险恶而倍感命运多舛的文人们，有的在赋中吐露一腔悲愤，如向秀《思旧赋》以极为凝练含蓄的语言，对惨死于司马屠刀下的友人追念感怀，并对迫害贤良的当政者寓有怨愤谴责之意；有的在赋中嬉笑讥讽，如阮籍《猕猴赋》刻划贪求利欲者“人面兽心”的丑态，他在颇具赋体风貌的《大人先生传》内，将虚伪的礼法之士讥为“何异夫虱之处裩中”，这一辛辣的比喻从《庄子·徐无鬼》的“豕虱”之喻变化而来，其对封建礼法的批判之意则更为坚锐。鲁褒的题为论而体亦如赋的《钱神论》痛诋唯利是图寡廉鲜耻的恶俗；有的在赋中寻求超脱放达，如刘伶《酒德颂》通过“大人先生”与 “贵介公子”、“缙绅处士”的对峙，表达对名教礼法的蔑视；陶潜《归去来兮辞》展现了作者辞官归隐的意志和纯洁高旷的品性。这些作品篇幅几乎都不长，却意绪绵邈，给人以新鲜的感受。

     辞赋生机的焕发，还表现在大赋的体式功能得到一定的调动。和魏晋以来，大赋仍有表现严正重大题材的习惯，不过与汉代不同的是，它已不限于国家政治生活之一端（如左思《三都赋》、潘岳《籍田赋》），更多更重要的是个人生活中的大事，如潘岳《西征赋》以及南北朝时期谢灵运《山居赋》、梁武帝《净业赋》、梁元帝《玄览赋》、颜之推《观我生赋》等。汉大赋多有以“乱”、“诗”、 “歌”等形式系之文末的，但一般说来，这类文字的声情之美游离于主体结构之外，而魏晋以后的大赋则倾向于有意识地在主体结构中汲取诗意，不少中长篇作品的命题就取自诗骚或抒情小赋。被刘勰认为是“策勋于鸿规”的潘岳（《文心雕龙·诠赋》），在这方面颇具匠心，如其《秋兴赋》之于宋玉《九辩》，《闲居赋》之于张衡《归田赋》，《西征赋》之于班彪父女的《北征赋》、《东征赋》都是如此。后世庾信《哀江南赋》题目取自《楚辞·招魂》“魂兮归来哀江南”。杜甫也常以赋题为诗，如其《秋兴》和《北征》，一为联章，一为长篇，这种拓展文体的方法，可以在此找到发源的因素。

     魏晋学术，一改汉代儒术独尊的局面，刑名、老庄之学兴盛，道佛二教亦各有发展，从而形成继春秋战国以后又一个思想活跃期。各种思想交锋争辩，成为一时风尚。谈辩之风也影响于文章，如赋体出现辩难之作，以及以思理见长的作品，包括探讨玄学或寄寓佛理。但最能凸现这一时期论辩风采的，则是论辩文。单篇说理之文，虽起于汉代，但受特定时代学术风气的激荡，论辩文至魏晋才出现高潮，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题广泛，主要有研寻哲理、衡论宗教、品藻人物，箴贬风俗、讨论礼制等内容；二是名家辈出，并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风力，刘勰举出傅嘏论才性同，以及王粲《去伐论》、嵇康《声无哀乐论》、夏侯玄《本无论》、王弼《易略例》、何晏《无为论》与《无名论》为代表，评为“并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盖人伦之英也”（《文心雕龙·论说》）。章太炎《论式》赞赏魏晋论辩文“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其中嵇康的成就最为杰出，他的论辩文，多涉及当时重要的玄学论题。《晋书》本传称他“好老庄”，“善谈理，又能属文。”。如其《养生论》阐发形神交相养之理，曰：

     夫服药求汗，或有弗获；而愧情一集，涣然流离。终朝未餐，则嚣然思食；而曾子衔哀，七日不饥。夜分而坐，则低迷思寝；内怀殷忧，则达旦不瞑。劲刷理鬓，醇醴发颜，仅乃得之；壮士之怒，赫然殊观，植发冲冠。由此言之，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神躁于中而形丧于外，犹君昏于上国乱于下也。夫为稼于汤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虽终归燋烂，必一溉者后枯，然则一溉之益，固不可诬也。而世赏谓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伤身。轻而肆之，是犹不识一溉之益，而望嘉谷于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过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

     他的论辩文独高一世的原因，在于析理缜密，辞喻丰博，兼宗名法之家与道家论理之特长，做到精核而不失之苛察，通贯而不失之虚浮，从而将论辩文推到新的高度。

    

第二节 南朝美文的衍化

     世重文翰 元嘉三大家 范晔史论 《文心雕龙》的骈文艺术 齐梁新变之风 诗体赋与写景文

     南朝文坛沿着魏晋以来文章追新逐丽的趋向继续发展，并带有阶段性的特点。在刘宋时代，文学本身的情采魅力再度焕发，扭转了东晋后期文学一度附庸于玄学的偏向，因而抒情体物的华章美文繁盛起来；但就文章骈化的整体过程看，宋时文风犹上接东晋，密丽而不乏疏朗之致。至齐梁以后，踵事增华，变本加厉，美文的影响力还波及北方。

     宋文帝时立玄儒文史四学，文学的独立性地位更加明确。刘勰论文学与时推移，指出“宋初讹而新”（《文心雕龙·时序》）的特征，表现在诗歌创作上是 “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文心雕龙·明诗》。这种倾向在其他文体中也有。骈俪句法的美富，在傅亮笔下已甚明显。刘宋建国之初，所有“表、策、文、诰，皆亮辞也”（《宋书》本传），可称一时大手笔。如《为宋公至洛阳谒五陵表》曰：

     近振旅河湄，扬旍西迈。将届旧京，威怀司雍。河流遄疾，道阻且长。加以伊洛榛芜，津途久废。伐木通径，淹引时月。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桥。山川无改，城阙为墟。宫庙隳顿，钟虡空列。观宇之馀，鞠为禾黍。廛里萧条，鸡犬罕音。感旧永怀，痛心在目。

     孙德谦《六朝丽指》就以此为骈散合一的典范之文而予以高度评价。

     有“元嘉三大家”之称的谢灵运、颜延之和鲍照，文才不减诗才，技巧高妙，冠绝一世。谢灵运在诗歌创作中“才高词盛，富艳难踪”（钟嵘《诗品序》），在赋与文的创作中更是如此。他以山水为题材的《岭表赋》、《长谿赋》、《山居赋》诸作，状物写景的巧似，选字修辞的清新，与其山水诗的成就互为呼应。如《岭表赋》中有“顾后路之倾巘，眺前磴之绝岸；看朝云之抱岫，听夕流之注涧”的偶句，以“绝岸”对“倾巘”，相当精切；而云“抱岫”和水“注涧”的意象，也构成静态和动态的生动对照，“抱”字还出现在他的诗中，有“白云抱幽石”（《过始宁墅》）的名句。《山居赋》以汉大赋的规模铺写个人的隐居生活，在文体上的创新之处是以散体笔调作自注，其中有些描摹山水风景的注文灵动亲切，自然有味，对后世散体山水游记的兴起，不无导源滋养之功。

     颜延之的骈文以典丽缜密见长，用典繁博，修辞巧丽，代表作有《赭白马赋》、《三月三日曲水诗序》、《陶征士诔》、《宋文元皇后哀策文》等。《赭白马赋》的序及正文几乎全为偶句，反映了骈赋技巧的进一步纯熟，但与魏晋的动物赋相比，有雕缋过甚而性情隐没之憾。六朝时期诫子书十分发达，这一形式的文字因其特定的目的，本属谆谆叮咛，无需藻饰，然而颜延之的《庭诰》通体骈丽，文风整饬，如关于怎样建立家庭人伦关系曰：“欲求子孝必先慈，将责弟悌务为友。虽孝不待慈，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于此可见各体文章骈化之深。他为特立孤行的陶渊明所撰诔文，其中叙渊明立身行事道：

     弱不好弄，长实素心；学非称师，文取指达。在众不失其寡，处言愈见其默。 ……灌畦鬻蔬，为供鱼菽之祭；织絇纬萧，以充粮粒之费。心好异书，性乐酒德；简弃烦促，就成省旷。殆所谓国爵屏贵，家人忘贫者欤！

     语虽骈偶，却不失自然萧疏的风神。

     鲍照以奇峭之风运妍丽之辞，所作《芜城赋》与《登大雷岸与妹书》是这种奇丽风格的代表。《芜城赋》通过广陵今昔盛哀的强烈对比，表达对战乱的厌恶和对民生的悲叹，极富抒情力度，如写芜城今昔巨变曰：

     若夫藻扃黼帐，歌堂舞阁之基；璇渊碧树，戈林钓渚之馆；吴蔡齐秦之声，鱼龙爵马之玩；皆薰歇烬灭，光沉响绝。东都妙姬，南国丽人，蕙心纨质，玉貌绛唇，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穷尘。岂忆同舆之愉乐，离宫之苦辛哉？

     时空的交错迭映，更增迷乱绝望的悲情，因而归结为：“千龄兮万代，共尽兮何言！”《登大雷岸与妹书》虽名为家书，其实是期待文人共赏之作，因而作者借此着意显示才情，其中精彩的对句颇多，如“涂登千里，日逾十晨；严霜惨节，悲风断肌”；“滔滔何穷？漫漫安竭？创古迄今，舳舻相接”；“寒蓬夕卷，古树云平”，莫不穷形写态，感慨横生。鲍照摹状写情的成就对齐梁之文也颇有影响。

     史传文学的递嬗之迹，反映了南朝美文的衍化进程。魏晋以来，著史而享有盛名的，莫过于晋陈寿《三国志》和（南朝）宋范晔《后汉书》。陈寿，史称其 “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晋书》本传），刘勰说他“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文心雕龙·史传》）。他的叙事议论，高简有法，质而不野，如所撰《诸葛亮传》末“评曰”的一段文字：“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在修辞上排比振荡，却无刻意求工之嫌。范晔撰《后汉书》，有心合史职与文才于一体，尤其是纪传的论赞部分，对偶工稳，辞采润泽，声律协畅，富于篇翰之美，显示出以骈文论史的高超水平。

     以“深得文理”而著称的刘勰《文心雕龙》一书，其文章本身也表现出卓尔不凡的骈文才力。《文心雕龙》成书于齐末，具有议论文的性质，却采用骈文的体裁。在刘勰之前，东晋葛洪的《抱朴子》一书中已有骈偶成分，但不完全。刘勰汲取魏晋以来以骈俪偶语论事析理的经验，从而使骈文说理的艺术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他的文学实践既可直接印证其折衷通变的文学思想，而他的理论建树也植根于其创作心得。如《物色》篇论心物之关系曰：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

     命意遣辞，洞悉创作的精微过程，亦颇有文采。全书各篇末均有赞，为八句四言韵语，尤能显示文才，如此篇赞曰：“水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纲。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既有理趣，亦富诗意，难怪纪昀对之十分欣赏，评曰：“诸赞之中，此为第一。”刘勰著书时抱有能为 “时流所称”的热切愿望，他着意显耀骈文之才，也受到当时文坛骈化潮流的一定影响。

     齐梁时期，文学的“新变”意识更加突出，对于文章体貌深有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永明声律说兴起。《南史·庾肩吾传》：“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其“新变”的意义是揭示四声协调的规则，并自觉运用到诗文创作上，从而变以往自然的巧合为人工的声律，开启诗文格律化的道路。永明声律说对诗体转变的影响特著，形成了所谓“永明体”；而对文章的韵律之美也起着强化的作用，文章写作更注重声调谐和之美。《梁书·王筠传》记载王筠评沈约文一事：“约制《郊居赋》，构思积时，犹未都毕，乃要筠示其草，筠读至‘雌霓（五激反）连踡’，约抚掌欣抃曰：‘仆尝恐人呼为霓（五鸡反）。’次至‘坠石磓星’及‘冰悬埳而带坻’，筠皆击节称赏。约曰： ‘知音者希，真赏殆绝，所以相要，政在此数句耳。’”即为一例。

     二是文笔之辨的深入。对于文笔的辨别，发生于宋齐时期。颜延之认为： “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刘勰《文心雕龙·总术》引录）肯定“笔”的文学性，并将经典与文笔分别对待，反映了文学的自觉意识。至于文与笔如何区分，正如刘勰所述：“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同上）有韵与否是当时通行的一个标准。不过，随着宋齐以来美文的衍化，原来无韵的文体也或多或少地显出韵律上的经营，笔与文既有区别又有沟通。梁时萧绎重新提出对“文”的界定：“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金楼子·立言篇》）这对原来文笔之辨的纯形式标准有所超越，而且由于追究的是“文”的实质，因而是兼容文笔而言，如任昉、陆倕之笔就被视为上乘之“文”（见同上）。

     三是不拘常体的呼声。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提出：“若无新变，不能代雄。”他本人在创作上也有探求新变的具体实践。其《自序》称：“少来所为诗赋，则《鸿序》一作，体兼众制，文备多方，颇为好事所传。”这里反映出处理文体的灵活姿态。张融更尖锐地宣称：“夫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政当使常有其体。”（《门律自序》）“常体”往往意味着从前代作品中归纳出的定式，而他所欣赏的却是“不阡不陌，非途非路”以及“不文不句”的创作方式。这种意识也是以齐梁文学较善于创变为背景的。

     齐梁文章善于在题材与风格的处理上翻新出奇，各竞新巧。在齐梁前期笔力健爽的作家，以江淹和任昉为代表。江淹的《别赋》与《恨赋》构思新颖，是南朝抒情小赋的名篇。《别赋》描写了富贵、任侠、从军、去国、夫妻、方外、恋情等各种离别情景，《恨赋》描绘了帝王、列侯、名将、美人、才士、高人等各种人的遗憾，既充分发挥赋体空间结构的优势，又能以情感主线加以贯穿，因而有纵横排宕的气势。赋中的藻饰恰到好处，如《别赋》中写恋人之别曰：

     下有芍药之诗，佳人之歌，桑中卫女，上宫陈娥。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明月白露，光阴往来。与子之别，思心徘徊。

     文字清浅婉丽，汲取了《诗经》风诗的情韵。江淹赋中也有修辞奇警之处，如《恨赋》中“孤臣危涕，孽子坠心”一联，《文选》李善注曰：“心当云危，涕当云坠，江氏爱奇，故互文以见义。”

     任昉擅长辞笔，史传称他“颇慕傅亮，才思无穷，当时王公表奏，无不请焉” （《南史》本传）。虽多出于应酬，但措辞得体，骈文技法高超，与一代词宗沈约并称，有所谓“沈诗任笔”之誉。《奏弹刘整》一文在他的作品中非常别致，文中录用刘寅妻范的诉辞，全为当时口语，而作者的案语则属于理圆事密的骈文，构成雅俗合体的形态，使人耳目一新。另如孔稚珪的《北山移文》，借钟山神灵之口，使用赋体手法，生动地刻划出一位假隐士的嘴脸，并予以嘲讽，在当时俳谐性的杂文中很有代表性。

     作为齐梁文章新变的成果，还要提到诗体赋。这是对赋的抒情化或诗化的进一步尝试。如沈约《愍衰草赋》有一半的篇幅使用五言诗句式，显示出五言诗与赋的有机融合。另外还有一些作家将五言与七言诗句式错杂地用于赋体，如萧悫《春赋》有“二月莺声才欲断，三月春风已复流”之句。其后庾信的同题赋运用得更为娴熟，如首段曰：

     宜春苑中春已归，披香殿里作春衣。新年鸟声千种啭，二月杨花满路飞。河阳一县并是花，金谷从来满园树。一丛香草足碍人，数尺游丝即横路。开上林而竞入，拥河桥而争渡。

     末段曰：

     三日曲水向河津，日晚河边多解神。树下流杯客，沙头渡水人。镂薄窄衫袖，穿珠帖领巾。百丈山头日欲斜，三晡未醉莫还家。池中水影悬胜镜，屋里衣香不如花。

     这种形式更为唇吻遒会，是对诗赋界域的一种消解。另外，作为诗赋或诗文的交互影响，宫体诗的风调也进入辞笔之中，有些赋在题材的处理方式上就已宫体诗化了，如萧纲既作有《咏舞》、《咏独舞》等诗篇，也有《舞赋》，都写得轻艳丽靡。这种文风发展到极致，以徐陵《玉台新咏序》为代表：

     至若宠闻长乐，陈后知而不平；画出天仙，阏氏览而遥妒。至如东邻巧笑，来侍寝于更衣；西子微颦，将横陈于甲帐。陪游馺娑，骋纤腰于结风；长乐鸳鸯，奏新声于度曲。妆鸣蝉之薄鬓，照堕马之垂鬟；反插金钿，横抽宝树。…… 惊鸾冶袖，时飘韩掾之香；飞燕长裾，宜结陈王之珮。虽非图画，入甘泉而不分；言异神仙，戏阳台而无别。真可谓倾国倾城，无对无双者也。

     显示出绮章绘句、揣合低昂的技巧，全序的靡丽风情与《玉台新咏》一书的 “艳歌”性质也相当合拍。

     写景文的成就也引人注目。这时期文人笔下的山川景物，往往更富情韵。如丘迟《与陈伯之书》收到“强将投戈”的奇效，在于不仅晓之以理，而且动之以情。其中最动情的一段为：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

     对江南风物寥寥数笔的勾勒，足以撩动对方的乡土情思。再如吴均《与宋元思书》曰：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唳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史称其“文体清拔有古气，好事者或斅之，谓为‘吴均体’”（《梁书》本传）由于其辞笔工丽而不拘忌的特点，江南山水的清秀之美得到传神写照。像这样在书信体中以描摹山水为归趣的作品，前代也不多见。“吴均体”的“古气”，是对齐梁翰藻的一种变化，和对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文学的一种回应。同样为人所乐于诵读的短札，还可举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晖。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

     笔调清新自然，可谓延续了谢灵运吐言天拔的一面。这在雕缛成风的南朝文坛，尤为可贵。

    

第三节《水经注》与《洛阳伽蓝记》

     《水经注》：不以南北为鸿沟 “集六朝地志之大成” 尽自然之趣 《洛阳伽蓝记》：学术与文学上的个性 故都伽蓝的双重象征性整饬与散行兼美的文风

     南朝和北朝在分裂的状态下文学的发展形成一定的差异。从总体上看，南方文坛标新立异，北方文坛受其笼罩。使北方文坛地位大为改观的，除了一些由南入北的作家如庾信、王褒外，《水经注》与《洛阳伽蓝记》所代表的北方本土作家的文学业绩，贡献甚大。

     郦道元的《水经注》约成书于北魏延昌、正光间（５１２～５２５）。虽然生于南北分裂的时代，一生未能亲履南方之地，但作者潜心撰著此书，寓有希望祖国大一统的理念。书中不以南北为鸿沟，还表现出对东晋以后南方地志的广泛参考和吸取，竟以北人的身份而成为这方面的一个集大成者，在文化史与文学史上都是卓绝不凡的。

     清陈运熔指出：“郦注精博，集六朝地志之大成。”（《〈荆州记〉序》）从著述源流看，晋宋地志中的山水描写与语言风格是《水经注》的先导。东晋袁山松的《宜都山川记》，被郦氏引用达八次之多，在《水经注》卷三十四中所引述的记西陵峡的一段如下：

     山松言：常闻峡中水疾，书记及口传悉以临惧相戒，曾无称有山水之美也。及余来践跻此境，既至欣然，始信耳闻之不如亲见矣。其叠崿秀峰，奇构异形，固难以辞叙。林木萧萧，离离蔚蔚，乃在霞气之表。仰瞩俯映，弥习弥佳，流连信宿，不觉忘返。目所履历，未尝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观，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

     由于作者与山水互为“知己”，因而能对“山水之美”作亲切生动的描述。 “知己”说对于“山水之美”作为审美对象的确立，意义重大。晋宋地志中优美的山水散文片段往往随物赋形，令人有亲临其境之感。

     郦道元深受北方山水之美的陶冶，如描写巨马水流经自己的家乡：

     巨马水又东，郦亭沟水注之，水上承督亢沟水于逎县东，东南流，历紫渊东。余六世祖乐浪府君，自涿之先贤乡爰宅其阴。西带巨川，东翼兹水，枝流津通，缠络墟圃，匪直田园之赡可怀，信为游神之胜处也。（卷十二）

     又如写早年随其父旅居过的青州临朐：

     巨洋水自朱虚北入临朐县，熏冶泉水注之。水出西溪，飞泉侧濑于穷坎之下。泉溪之上，源麓之侧，有一祠，……水色澄明而清泠特异，渊无潜石，浅镂沙文，中有古坛，参差相对，后人微加功饰，以为嬉游之处。南北邃岸凌空，疏木交合。先公以太和中作镇海岱，余总角之年，侍节东州。至若炎夏火流，闲居倦想，提琴命友，嬉娱永日，桂笋寻波，轻林委浪，琴歌既洽，欢情亦畅，是焉栖寄，实可凭衿。（卷二十六）

     他从山水之美中得到“畅清”、“游神”的体验，说明他的心灵与自然之趣相通。《水经注》中关于江南水道风景的描摹，文学意味更为浓郁，如《江水注》中的一段：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俊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卷三十四）

     不过，这段文字取自（刘宋）盛弘之《荆州记》（见《艺文类聚》卷七、《太平御览》卷五十三），并非出自郦道元之手。明末张岱在其《跋〈寓山注〉二则》其二指出：“古人记山水手，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琅嬛文集》卷五）晋宋地志作为山水散文的胚胎，在南朝并没有引发出文学上惊人的成就，却在北方的郦道元那里得到总结和发展。《水经注》清朗疏朴的文风，对于唐以后古文家的游记文影响极大。

     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一书，也是北朝文坛上的旷世杰作。

     佛教传入中土以后，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日渐深远。从四世纪以来，都会州郡尤其是人文荟萃的京城的佛寺建筑及相关活动，已有文字记载。《洛阳伽蓝记》一书尽管不乏前导，实际上却因为其富于创意和个人才情，而成为现存文史典籍中寺塔记的典范之作。它所达到的高度、享有的声誉，后继的若干同类撰述都难企及。杨衒之对此书也视为名山事业，正如自序所述：“京城表里，凡有一千馀寺，今日寥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他要凭手中的笔，使一代名都伽蓝的风采与故事传之久远。此书在结构上采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书合本子注之体，即正文与子注相配的方式，把博洽的内容组织得有条不紊。此书并非奉敕而撰，而是出于个人内心的沧桑之感、兴亡之念，因而笔端或隐或显地带着感情。作者在自序中追叙北魏极盛时代的洛阳佛寺道：

     于是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

     及至东魏孝静帝武定五年（５４７），时值北魏分裂为东西二魏，洛阳不复为京城已１３年。作者因行役重览洛阳，眼前的景象则是：

     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踯躅于九逵；农夫耕老，艺黍于双阙。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

     作者在这里流露出浓烈的北魏旧臣的意识。故都伽蓝不仅是北魏佛教隆盛的象征，而且是北魏国运的象征。经历了巨大历史变故的作者在“重览洛阳”之际，立志要让消逝了的梵钟之声在文字中遗响后世，字里行间人以抑制地流露出恍若隔世的悲怀，这构成了全书的情感主旋律。即以对胡太后营建的最为壮观的永宁寺为例，作者一方面流露出对最高统治者“营建过度”的不满；另一方面，借西域僧人对永宁寺塔的赞美，流露出对北魏全盛时的国力与中原文化的自豪之情：

     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波斯国胡人也。起自荒裔，来游中土，见金盘炫目，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歌咏赞叹，实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无，合掌连日。

     全书另有两处述及“极佛境界”或“佛国”，语气看似客观，其实都蕴含着同样的自豪感。一为卷三景明寺条记佛教行像活动的盛大，“时有西域沙门见此，唱言佛国”；一为卷五所录《宋云行纪》中乌场国王问宋云曰：“彼国出圣人否？” 宋云具说周孔庄老之德，次序蓬莱山上银阙金堂等，乌场国王感叹道：“若如卿言，即是佛国，我当命终，愿生彼国。”作者对故都“寺观灰烬，庙塔丘墟”的伤怀，与对北魏人间“佛国”般的繁盛的追念，是交织在一起的。永宁寺的毁灭也是极为扣人心弦的，它还成为王朝消亡的佛教灵征：

     永熙三年二月，浮图为火所烧。……火初从第八级中平旦大发，当时雷雨晦冥，杂下霰雪，百姓道俗，咸来观火，悲哀之声，振动京邑。时有三比丘赴火而死。火经三月不灭。有火入地寻柱，周年犹有烟气。其年五月中，有人从东莱郡来，云：见浮图于海中，光明照耀，俨然如新，海上之民，咸皆见之。俄然雾起，浮图遂隐。至七月中，平阳王为侍中斛斯椿所使，奔于长安。十月而京师迁邺。

     无论是现实人事或怪异的内容，作者都能栩栩如生地加以刻划，善于寄寓褒贬之意。如卷四《开善寺》条叙及王子坊时，对北魏皇族间的豪侈与贪欲揭露无遗。河间王元琛以富豪自骄骄人，甚至说“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 而贪敛无厌的章武王元融，因妒羡元琛之富而“还家卧三日不起”。当胡太后赐百官任意取绢时，“朝臣莫不称力而去，唯融与陈留侯李崇负绢过任，蹶倒伤踝。侍中崔光止取两匹。太后问：‘侍中何少？’对曰：‘臣有两手，唯堪两匹。所获多矣。’朝贵服其清廉”。再如卷二《龙华寺》条提到逃归北魏的南人萧综与寿阳公主之事：两人初婚时，“公主容色美丽，综甚敬之，与公主语，常自称下官。……及京师倾覆，综弃州北走。时尔朱世隆专权，遣取公主至洛阳，世隆逼之，公主骂曰：‘胡狗，敢辱天王女乎！’世隆怒，遂缢杀之”。在不动声色之中，讥刺萧综为贪生之辈，而对公主的刚烈寄予褒意。

     作者在语言表达上善于使用整齐的句法，主要为四言，有时也适度利用四六骈句，同时又能发挥散句的长处，节奏感与自由韵律得以有机结合，从而形成了典丽而清拔的风格。值得一提的是，他善于吸取辞赋作品尤其是京都大赋状物写景的经验，如卷三高阳王寺条描写高阳王元雍的府宅：“白壁丹楹，窈窕连亘，飞檐反宇，轇轕周通。”这里的“飞檐反宇”一语将静止的建筑作动态的形容，为直接采纳张衡《西京赋》“反宇业业，飞檐献献”之语而来。可见作者对前代京都大赋，由于其所表现主要是帝室皇居的空间之美，与本书有某种一致性，必有钻味。当他正面记叙某一贵族豪侈生活或某项京城盛典之际，笔端似有意带上了汉大赋式的气韵，这对传递出特定对象夸饰的本质，无疑是相得的。《四库提要》以“秾丽秀逸”四字品评此书的行文之美，从全书看，作者擅长整饬的四言句法，应是其中最为“秾丽”之处。

 

 

第九章 魏晋南北朝小说

    

     中国古代小说有两个系统，即文言小说系统和白话小说系统。魏晋南北朝时期，只是文言小说。这时的小说可以统称之为笔记体小说，采用文言，篇幅短小，记叙社会上流传的奇异故事，人物的逸闻轶事或其只言片语。在故事情节的叙述、人物性格的描写等方面都已初具规模。作品的数量也已相当可观。但就作者的主观意图而言，还只是当成真实的事情来写，而缺少艺术的虚构。它们还不是中国小说的成熟形态。中国文言小说成熟的形态是唐传奇，白话小说成熟的形态是宋元话本。

    

第一节 小说的起源与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兴盛

     关于“小说” 小说的起源 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兴盛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杂篇《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以“小说”与“大达”对举，是指那些琐屑的言谈、无关政教的小道理。后来，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小说与《庄子》所说的“小说”含义虽不完全相同，但在古代，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始终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在这一点上，二者仍然是接近的。

     东汉班固据《七略》撰《汉书·艺文志》，把小说家列于诸子略十家的最后。这是小说见于史家著录的开始。诸子略共４３２４篇，小说就占了１３８０篇，是篇数最多的一家。班固据《七略·辑略》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这是史家和目录学家对小说所作的具有权威性的解释和评价。他认为小说本是街谈巷语，由小说家采集记录，成为一家之言。这虽是小道，尚有可取之处。班固明确地指出小说起自民间传说，这对认识中国小说的起源有重要的意义。

     追溯中国小说的起源，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神话传说。尽管古代文献对神话传说的记载十分简略，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到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这两种重要的小说因素。神话传说原先在口头流传，有的被采入正史，遂逐渐凝固；有的继续在口头流传并不断丰富发展，分化出一些新的神和英雄，增添了新的故事情节。这些继续活在人们口头上的传说一旦记录下来，就成为具有浓厚小说意味的逸史。从神话传说到小说的这根链条中，逸史是关键的一环。甚至不妨说逸史是中国小说直接的源头，逸史中最接近小说或竟可视为早期小说的，莫过于《穆天子传》和《燕丹子》。前者对周穆王周行天下之事多有细节描写；其中的西王母与《山海经》中的记叙相比，减少了神性增加了人性。后者写燕太子丹派荆轲刺杀秦王，与《战国策》和《史记》相比，不仅增加了细节描写而且突出了燕丹这个复仇者的形象。（明）胡应麟称此书为 “古今小说杂传之祖”（《四部正讹》），不为无见。

     其次是寓言故事。例如《孟子》、《庄子》、《韩非子》、《战国策》等书中都有不少人物性格鲜明的寓言故事，它们已经带有小说的意味。《韩非子》中保存寓言故事最多的《内储说》、《外储说》、《说林》，明白地用“说”来标目，也透露出两者之间的关系。显然，寓言故事可以看作小说的源头之一。

     第三是史传。如《左传》、《战国策》、《史记》、《三国志》，描写人物性格，叙述故事情节，或为小说提供了素材，或为小说积累了叙事的经验。唐代传奇小说多取人物传记的形式，《三国志演义》径直标明是史传的演义，都证明了史传是小说的一个源头。在传统的目录学著作中，有些书或归入子部小说家类或归入史部杂传类，这两类缺少严格的区别，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史传对小说的影响之深。

     《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小说１５家，均已亡佚。今存题为汉人所著的小说，其实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伪托汉人的作品，如托名东方朔的《神异经》和《十洲记》，托名班固的《汉武帝故事》。题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很多，重要的如（三国魏）邯郸淳《笑林》，（西晋）张华《博物志》，（东晋）干宝《搜神记》，（宋）刘义庆《幽明录》、《世说新语》，（北齐）王琰《冥祥记》，（梁）沈约《俗说》，（梁）殷芸《小说》等，包括后人的辑本，共约五十种，足见其兴盛的情况。

    

第二节 志怪与志人

     志怪与志人 志怪小说兴盛的背景 志怪小说的内容 志人小说兴盛的背景 志人小说的内容 魏晋南北朝小说的特色 魏晋南北朝小说可以分为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两类。

     志怪小说记述神仙方术、鬼魅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虽然许多作品中表现了宗教迷信思想，但也保存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志人小说记述人物的逸闻轶事、言谈举止，从中可以窥见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些面貌。

     志怪小说的兴盛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很大关系，宗教迷信思想的盛行是其兴盛的土壤。古人迷信天帝，大事都要向天帝请示，所以常有祈祷、占卜、占梦等活动，巫觋就是从事这类活动的人。社会上流传的许多巫术灵验的故事，就成为志怪小说的素材。方士是战国后期从巫觋中分化出来的，他们鼓吹神仙之说，求不死之药。秦汉以来方术盛行，关于神仙的故事也层出不穷，这也成为志怪小说的素材。此外，东汉晚期建立的道教，东汉传入中国的佛教，在魏晋以后广泛传播，产生了许多神仙方术、佛法灵异的故事，也成为志怪小说的素材。至于这些素材被搜集记录下来，则带有自神其教的目的。志怪小说的作者有的就是宗教徒，如《神异记》的作者王浮是道士，《冥祥记》的作者王琰是佛教徒。志怪小说适应了宗教宣传的需要，也提供了闲谈的资料，因而得以流传。

     志怪小说按内容可分为三类：

     一、地理博物。如托名东方朔的《神异传》、张华的《博物志》。

     二、鬼神怪异。如曹丕的《列异传》、干宝的《搜神记》、托名陶潜的《搜神后记》、王嘉的《拾遗记》、吴均的《续齐谐记》。

     三、佛法灵异。如王琰的《冥祥记》、颜之推的《冤魂志》。

     志怪小说中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曲折地反映了社会现实、表达了人民的爱憎以及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作品。如《搜神记》中的《三王墓》叙述楚国巧匠干将莫邪为楚王铸剑，反被楚王杀害，其子长大后为父报仇的故事：

     楚干将莫邪为楚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欲杀之。剑有雌雄。其妻重身当产，夫语妻曰：“吾为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往必杀我。汝若生子是男，大，告之曰：‘出户望南山，松生石上，剑在其背。’”于是即将雌剑往见楚王。王大怒，使相之。剑有二，一雄一雌，雌来雄不来。王怒，即杀之。

     莫邪子名赤比，后壮，乃问其母曰：“吾父所在？”母曰：“汝父为楚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杀之。去时嘱我：‘语汝子：出户望南山，松生石上，剑在其背。’”于是子出户南望，但睹堂前松柱下，石低之上，即以斧破其背，得剑，日夜思欲报楚王。

     王梦见一儿，眉间广尺，言欲报仇。王即购之千金。儿闻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谓：“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将莫邪子也，楚王杀吾父，吾欲报之。”客曰：“闻王购子头千金。将子头与剑来，为子报之。” 儿曰：“幸甚！”即自刎，两手捧头及剑奉之。立僵。客曰：“不负子也。”于是尸乃仆。

     客持头往见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头也，当于汤镬煮之。”王如其言。煮头三日三夕，不烂。头踔出汤中，踬目大怒。客曰：“此儿头不烂，愿王自往临视之，是必烂也。”王即临之。客以剑拟王，王头随堕汤中，客亦自拟己头，头复堕汤中。三首俱烂，不可识别。乃分其汤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县界。

     《搜神记》中的《韩凭妻》叙述宋康王霸占韩凭的妻子何氏，韩凭被囚自杀。何氏亦自杀，韩凭夫妇墓间生出相思树，一对鸳鸯恒栖树上，交劲悲鸣。《冤魂志》中的《弘氏》写地方官迎合朝廷旨意，抢掠弘氏材木，并将他处死。弘氏鬼魂报仇，以致诬害他的官吏死去，用他的材木在皇帝陵上所建寺庙也被天火烧毁。这三篇作品表现了人民对暴政的反抗。又如，《搜神记》中的《董永》写董永的孝心感动了天帝，天帝派织女下凡与他结婚，帮他偿债：

     汉董永，千乘人。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鹿车载自随。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以供丧事。主人知其贤，与钱一万，遣之。

     永行三年丧毕，欲还主人，供其奴职。道逢一妇人曰：“愿为子妻。”遂与之俱。主人谓永曰：“以钱与君矣。”永曰：“蒙君之惠，父葬收藏。永虽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报厚德。”主曰：“妇人何能？”永曰：“能织。”主曰： “必尔者，但令君妇为我织缣百匹。”于是永妻为主人家织，十日而毕。女出门，谓永曰：“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偿债耳。”语毕，凌空而去，不知所在。

     《搜神后记》中的《白永素女》写天河里的白水素女下凡帮助贫穷而善良的青年农民谢端成家立业。《幽明录》中的《刘晨阮肇》写刘晨和阮肇入天台山，与二女子结为夫妇，半年后出山，“亲旧零落，邑屋改易，无复相识。问讯得七世孙，传闻上世入山，迷不得归。”这些富有想象力的故事反映了人民的美好愿望。又如，《搜神记》中的《紫玉》写吴王夫差的小女紫玉与韩重相爱，吴王不许，紫玉气结而死。韩重与紫玉之魂相会，尽夫妇之礼。《死异传》中的《谈生》写人鬼恋爱，《续齐谐记》中的《青溪庙神》写人神恋爱，都曲折地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女子对爱情生活的向往。又如，《博物志》中八月浮槎的故事，表现了探索大自然奥秘的愿望：

     旧说云：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于槎上，多赍粮，乘槎而去。二馀日中犹观星月日辰，自后芒芒忽忽，亦不觉昼夜。去十馀日，奄至一处，有城郭状，屋舍甚严，遥望宫中多织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牵牛人乃惊问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说来意，并问此是何处。答曰：“君还至蜀郡，访严君平则知之。”竟不上岸，因还如期。后至蜀问君平，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计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时也。

     《搜神后记》中阿香推雷车布雨的故事也很有趣：

     永和中，义兴人姓周，出都，乘马，从两人行。未至村，日暮。道边有一新草小屋，一女子出门，年可十六七，姿容端正，衣服鲜洁。望见周过，谓曰： “日已向暮，前村尚远，临贺讵得至？”周便求寄宿，此女为燃火作食。向一更中，闻外有小儿唤阿香声，女应诺，寻云：“官唤汝推雷车。”女乃辞行，云： “今有事当去。”夜遂大雷雨。向晓，女还。周既上马，看昨所宿处，止见一新冢，冢口有马尿及馀草。周甚惊惋。后五年，果作临贺太守。

     志人小说的兴盛与士族文人之间品评人物和崇尚清淡的风气有很大关系。这类志人小说既是品评人物和崇尚清淡的结果，又反过来促进了这种风气的发展。从志人小说在当时受到社会重视的情况，也可以看出它们的编纂是适应了社会的需要。裴启的《语林》一写成，远近许多人争着传抄，梁武帝曾敕命殷芸撰《小说》，都是很好的例证。

     志人小说今传较少，按其内容也可分为三类：

     一、笑话。（魏）邯郸淳《笑林》，对世态有所讽刺。如写楚人有担山鸡者，欺人曰凤凰，以讹传讹，连皇帝也轻信了。汉世老人家富无子而性吝啬，饿死后田产充官。《笑林》开后世俳谐文字之端。

     二、野史。（东晋）葛洪伪托刘歆所作《西京杂记》，记述西汉的人物轶事，也涉及宫室制度、风俗习惯、衣饰器物，并带有怪异色彩。其中有的故事后来很流行，如王昭君、毛延寿故事，司马相如、卓文君故事。

     三、逸闻轶事。这是志人小说的主要部分，有（东晋）裴启《语林》、（东晋）郭澄子《郭子》、（梁）沈约《俗说》、（梁）殷芸《小说》等。（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是成就和影响最大的一部。

     魏晋南北朝小说篇幅短小、叙事简单，只是粗陈故事梗概，而且基本上是按照传闻加以直录，没有艺术的想象和细节的描写。虽有人物性格的刻划，但还不能展开。所以还只是初具小说的规模，而不是成熟的小说作品。在中国小说史上，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在人物刻划、细节描写，以及叙事语言的运用等方面，它们都为唐传奇的写作积累了经验。一些唐传奇的故事取自这个时期的小说，如《倩女离魂》与《幽明录》中的《阿庞》，《柳毅传》与《搜神记》中的《胡母班》，《枕中记》与《幽明录》中的《焦湖庙祝》，都有继承关系。唐以后的文言小说中始终有志怪一类，《聊斋志异》是这类小说的顶峰。模仿《世说新语》的小说达几十种之多，这也说明了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影响。

    

第三节 《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的编撰 世说新语与名士风流世说新语的文学成就

     《世说新语》又称《世说》、《世说新书》，卷帙门类亦有不同。今存最早刊本为宋绍兴八年董弅所刻三卷本，共３６门。其上卷为“德行”、“言语”、 “政事”、“文学”四门，这正是孔门四科（见《论语·先进》），说明此书的思想倾向有崇儒的一面。但综观全书多有谈玄论佛以及蔑视礼教的内容，其思想倾向并不那么单纯。

     《世说新语》的编撰者刘义庆（４０３～４４４）是宋武帝刘裕的侄子，袭封临川王，官至尚书左仆射、中书令。他尊崇儒学，晚年好佛，“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招集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宋书·刘道规传》附《刘义庆传》）。他所招集的文学之士很可能参加了《世说新语》的编撰，不过起主导作用的当然还是刘义庆本人。其中不少故事取自《语林》、《郭子》，文字也间或相同。（梁）刘孝标为之作注，引用古书四百馀种，补充了不少史料，许多已经散佚的古书借此保存了佚文，颇为后人珍重。

     《世说新语》的内容主要是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虚清淡，也可以说这是一部魏晋风流的故事集，从而也起到了名士“教科书”的作用。按照冯友兰的说法，风流是一种人格美，构成真风流有四个条件：玄心、洞见、妙赏、深情。当然，这种人格美是以当时士族的标准来衡量的。在《世说新语》的三卷３６门中，上卷四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中卷九门：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慧、豪爽，这１３门都是正面的褒扬，如：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德行》）

     通过与华歆的对比，褒扬管宁淡泊名利。又如：

     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赏誉》）

     这既是对邴原的褒扬，也是对公孙度善于誉人的褒扬。至于下卷２３门，情况就比较复杂了。有的褒扬之意比较明显，如容止、自新、贤媛。有的看似有贬意，如任诞、简傲、俭啬、忿狷、溺惑，但也不尽是贬责。有的是贬责，如“谗险”中的四条，以及“汰侈”中的一些条目。也有许多条目只是写某种真情的流露，并无所谓褒贬。既是真情的流露，也就是一种风流的表现，所以编撰者津津有味地加以叙述。例如：

     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任诞》）

     这种任诞只是对竹的一种妙赏，以及对竹的一往情深，或者在对竹的爱好中寄托了一种理想的人格。又如：

     晋文王功德盛大，座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简傲》）

     这简傲正是阮籍的可爱之处。总之，编撰者只是将那些饶有兴趣的、可资谈助的逸闻轶事、言谈举止，采集来汇编成书，态度倒是比较客观宽容的。

     《世说新语》是研究魏晋风流的极好史料。其中关于魏晋名士的种种活动如清淡、品题，种种性格特征如栖逸、任诞、简傲，种种人生的追求，以及种种嗜好，都有生动的描写。综观全书，可以得到魏晋时期几代士人的群像。通过这些人物形象，可以进而了解那个时代上层社会的风尚。

     《世说新语》在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鲁迅先生曾把它的艺术特色特色概括为“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中国小说史略》）。《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涉及各类人物共一千五百多个，魏晋两朝主要的人物，无论帝王、将相，或者隐士、僧侣，都包括在内。它对人物的描写有的重在形貌，有的重在才学，有的重在心理，但都集中到一点，就是重在表现人物的特点，通过独特的言谈举止写出了独特人物的独特性格，使之气韵生动、活灵活现、跃然纸上。如《俭啬》：“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仅用１６个字，就写出了王戎的贪婪吝啬的本性。又如《雅量》记述顾雍在群僚围观下棋时，得到丧子噩耗，竟强压悲痛，“虽神气不变，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一个细节就生动地表现出顾雍的个性。《世说新语》刻画人物形象，表现手法灵活多样，有的通过同一环境中几个人的不同表现形成对比，如《雅量》中记述谢安和孙绰等人泛海遇到风浪，谢安“貌闲意说”，镇静从容，孙绰等人却“色并遽”、 “喧动不坐”，显示出谢安临危若安的“雅量”。有的则抓住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作漫画式的夸张，如《忿狷》中绘声绘色地描写王述吃鸡蛋的种种蠢相来表现他的性急：“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蹍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有的运用富于个性的口语来表现人物的神态，如《赏誉》中王导“以麈尾指坐”，叫何充共坐说：“来，来，此是君从！”生动地刻画出王导对何充的器重。《世说新语》虽然没有虚构，但一定有所提炼，这番提炼就是小说的写作艺术。例如关于钟会和稽康的两段故事：

     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文学》）

     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隽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旁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 “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简傲》）

     钟会对嵇康既仰慕又畏惧的心理，以及嵇康简傲的态度，刻划得入木三分。又如：

     顾和始为扬州从事，月旦当朝。未入顷，停车州门外。周侯诣丞相，历和车边，和觅虱夷然不动。周既过反还，指顾心曰：“此中何所有？”顾搏虱如故，徐应曰：“此中最是难测地。”周侯既入，语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仆才。” （《雅量》）

     顾和的雅量，周顗的赏鉴，通过觅虱不动、既过反还，以及两人的对话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世说新语》的语言简约含蓄，隽永传神，透出种种机智和幽默。正如（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三所说：“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有许多广泛应用的成语便是出自此书，例如：难兄难弟、拾人牙慧、咄咄怪事、一往情深，等等。

     《世说新语》对后世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不仅模仿它的小说不断出现，而且不少戏剧、小说也都取材于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