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注》以商务印书馆影印之《续古逸丛书》第四十七种《宋本杜工部集》为底本,校以十四种宋元刻本及明抄本《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又以《太平御览》(商务印书馆影宋本)、《文苑英华》(中华书局影宋本一百四十卷、影明刊本八百六十卷)、《乐府诗集》(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宋本)、《永乐大典》(中华书局影印本)中所征引者参校,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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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全集校注(套装1~12册)
京 东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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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编码:11452376
ISBN:9787020095193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开本:32开
包装:精装
出版时间:2014-01-01
版次:1
印刷时间:2014-01-01
印次:1
套装数量:12
正文语言:中文
用纸:胶版纸
品牌: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第1版 (2014年4月1日)
精装: 7209页
语种: 简体中文
开本: 32
ISBN: 9787020095193
条形码: 9787020095193
商品尺寸: 34.4 x 24.4 x 23.2 cm
商品重量: 10 Kg
品牌: 人民文学
ASIN: B00K62SG44
《杜甫全集校注(套装1~12册)》中的杜诗研究是宋以后最多学者关注的课题。从汇集作品、校勘编年开始,进而注释,继而集注,到宋末已经发展到千家注杜的规模。
作者简介
主编萧涤非先生,生前任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教授、名誉所长、博士生导师。曾兼山东大学副教务长、古籍所副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顾问,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一任会长。著有《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杜甫研究》、《杜甫诗选注》、《读诗三札记》、《乐府诗词论书薮》,与游国恩等主编四卷本《中国文学史》教科书,以及整理校点《皮子文薮》等。在杜甫、乐府、文学史研究方面有杰出贡献,被誉为卓越学者。
目录
《杜甫全集校注一》
《杜甫全集校注二》
《杜甫全集校注三》
《杜甫全集校注四》
《杜甫全集校注五》
《杜甫全集校注六》
《杜甫全集校注七》
《杜甫全集校注八》
《杜甫全集校注九》
《杜甫全集校注十》
《杜甫全集校注十一》
《杜甫全集校注十二》
精彩书摘
前言/序言
盛唐是我國古典詩歌發展史上的鼎盛時期。其問大家雲集,傑作紛呈。李白、杜甫、王维、盂浩然、高適、岑參諸人一時並出,開宗立派,争奇鬨勝,如諸峯並峙,列宿争輝。這一年輩不齊,而相互各有交往的詩人群體,所取得之輝煌成就,可謂登峯造極。而此群體中杜甫又以其渾涵汪茫、沈鬱頓挫、律切精深、無體不工的詩章,铬鑄古今,集其大成的創作成就,被後代推為一位劃時代的偉大詩人。
杜甫及其詩歌之出現,當與其所處之歷史條件及文學淵源密切相關。開元治世是唐朝封建社會發展的頂點,政治昌明,經濟富庶,社會安定,文化繁榮,思想活躍,中外經濟文化之交流空前頻繁,人的精神面貌昂揚樂觀。杜甫《憶昔》詩中有如是描述: 『憶昔闈兀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廪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纨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與此同時,也潛伏着複雜的社會危機。天寶末年的安史之亂,則是唐朝極盛而衰之轉折點,各種社會矛盾的總爆發,其來勢突兀,形勢急轉直下,兩京陷落,玄宗奔蜀,胡逆稱帝,民墜塗炭,天下大亂,持續八年之久,造成整個社會大破壞。史载: 天寶十三载(七五四》,全國户數九百六十一萬九千二百五十四,人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百八十八,有唐户口,盛極於此。經過戰亂,至廣德二年(七六四》,全國户數僅二百九十三萬三干一百二十五,人口一千六百九十二萬三百八十六,十年之間,銳減三分之二以上。雖數計未盡精確,亦足見災難之深重。户口銳減,而民眾之赋斂却愈益加劇。《资治通鑑。唐肅宗賓應元年》(七六二》載: 『租庸使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比諸道猶有貲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敷而徵之。擇豪吏為縣令而督之,不問負之有無,貲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謂之白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有蓄穀十斛者,則重足以待命。或相聚山澤為群盗,州縣不能制。』如此史籍所罕見之横散暴魬、豪奪强取,終至官逼民反,加重了社會危機。安史之亂不僅對李唐王朝是一致命創傷,乃至對整個封建社會也有其更為深遠之影響。這次巨變给人的精神面貌,亦造成一極大落差。杜甫詩歌植根於盛唐,然而經歷天寶亂後之種種變局,詩人又以關心現實、同情人民的政治熱情,身人下層,目及邊郡,大大拓寬了思想眼界和詩歌表現範圍,深刻而細緻地描繪丁遣一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面貌,至晚唐時,已有『詩史』之美譽。中國古典詩歌,自先秦至漢、魏、六朝,四、五、七言形式已漸臻成熟,至初唐五、七言近體詩的定型,更標誌着我國詩歌在體裁上已達到豐富完備的歷史高度,给詩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豐富多采的創作形式。杜甫詩歌創作能及時地利用這些形式,達到諸體皆備,無體不工,繼承傳統而又刻意求新,使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與其藝術形式達到高度的完美统一,為歷代詩家文人所推崇取法。在我國詩史上,詩人杜甫的確是起到了集前代之大成,開後世之先略的鉅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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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
杜甫全集校注
作 者
萧涤非主编/张忠纲全书终审统稿/廖仲安/郑庆笃/焦裕银/李华副主编
ISBN
9787020095193
页 数
7209
定 价
850元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装 帧
平装
副标题
(全十二册)
出版年
2014-4
《杜甫全集校注》,是山东大学承担的“中国古代大作家集”规划项目,1978年立项,萧涤非任主编。该项目随后被确定为全国高校古委会重点项目、新闻出版总署为“十二五”重点项目。
《杜注》以商务印书馆影印之《续古逸丛书》第四十七种《宋本杜工部集》为底本,校以十四种宋元刻本及明抄本《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又以《太平御览》(商务印书馆影宋本)、《文苑英华》(中华书局影宋本一百四十卷、影明刊本八百六十卷)、《乐府诗集》(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宋本)、《永乐大典》(中华书局影印本)中所征引者参校,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收集、校勘杜甫诗20卷(1450余首)、文赋2卷、疑伪之作辑考1卷,每首诗(文)校注分题解、注释、集评、备考、校记五项内容。附录5卷(《杜甫年谱简编》、《传记序跋选录》、《诸家咏杜》、《诸家论杜》、《重要杜集评注本简介》)和篇目音序索引。
全书共12册,总字数近700万,是一部编录谨严、校勘审慎,注释详明、评论切当的带有集注、集评、集校性质的新校注本。该书把集众说与树己见很好地统一起来。
-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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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杜甫全集校注》新书发布暨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 .山东大学 [引用日期2014-04-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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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学者接力编纂 近四十年锤炼打磨
《杜甫全集校注》新书发布暨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
发布日期:2014-04-22 15:52:18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次数:2486
[本站讯]4月20日,山东大学承担的“中国古代大作家集”规划项目《杜甫全集校注》(以下简称“《杜注》”)新书发布暨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袁世硕,副校长陈炎出席座谈会。
《杜注》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央综治办专职副主任徐显明专程发来贺信,表示《杜注》开创了杜甫研究的新局面,这是山东大学奉献给学术界的宝贵文化财富,也又一次显示了山东大学严谨求实、开拓创新的学风。座谈会上,与会领导和学者对《杜注》给予了高度评价。著名文学评论学者、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潘凯雄表示,《杜注》首次对“诗圣”杜甫的作品进行全面搜罗、严谨比勘、精细注释和集评,是两百年来杜甫全集及研究成果的又一次整理和总结,代表着目前我国杜甫研究的最高水平。国家出版基金办公室副主任祁德树说,《杜注》是国家出版基金重点资助的重大学术成果,意义重大,其学术性、创新性、传承价值、社会效应都值得充分肯定。国家社科规划办公室副主任杨庆存表示,《杜注》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的重大成果,是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的具体表现,它的出版不仅将杜甫作品的整体研究推进到崭新境地,为全面深入开展杜甫研究、深入探索文化发展规律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也将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发挥重要作用。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秘书长杨忠表示,古籍整理强度大、难度大、要求高,是检验学者学术定力、学术水平和学术能力的重要方式,是培养人才、学科建设、培养队伍的重要途径,他代表古委会向以萧涤非先生、廖仲安先生、张忠纲先生牵头的校注队伍表示敬意,对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表示敬意和感谢。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著名学者傅璇琮评论说,《杜注》广泛摄取了一千多年来杜甫研究的众多成果,代表了当代别集整理新注的最高水平,是一部杜甫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在杜甫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杜注》从开始谋划到完成问世历时36年,集中了三代学者的接续努力。《杜注》的出版是中国出版界的一件盛事,该书是目前看到的杜甫集注里面最好的版本,是现代出版的一部标志性著作,代表了当代杜甫研究的一个新台阶,能够带动今后很长时间内杜甫研究的深入开展。这部书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它标志着当代学人一直在守望着中华文化的传统,一直在维护着延续着中华文化的血统。
国家出版基金办公室、国家图书馆、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中国出版集团、《文心雕龙》研究会、唐代文学学会、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杜注》组、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相关专家学者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十几家媒体代表参加座谈会。对于《杜注》的出版,国内各大媒体均在显要位置进行了报道。
《杜甫全集校注》,是山东大学承担的“中国古代大作家集”规划项目,1978年立项,萧涤非任主编。该项目随后被确定为全国高校古委会重点项目、新闻出版总署“十二五”重点项目。
《杜注》以商务印书馆影印之《续古逸丛书》第四十七种《宋本杜工部集》为底本,校以十四种宋元刻本及明抄本《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又以《太平御览》(商务印书馆影宋本)、《文苑英华》(中华书局影宋本一百四十卷、影明刊本八百六十卷)、《乐府诗集》(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宋本)、《永乐大典》(中华书局影印本)中所征引者参校,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集、校勘杜甫诗20卷(1450余首)、文赋2卷、疑伪之作辑考1卷,每首诗(文)校注分题解、注释、集评、备考、校记五项内容。附录5卷(《杜甫年谱简编》、《传记序跋选录》、《诸家咏杜》、《诸家论杜》、《重要杜集评注本简介》)和篇目音序索引。全书共12册,总字数近700万,是一部编录谨严、校勘审慎,注释详明、评论切当的带有集注、集评、集校性质的新校注本。该书把集众说与树己见很好地统一起来。无论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是规模的宏大和体例的完备,都大大超过了历史上公认最好的注本《杜诗详注》。
【作者:文/巴金文 图/王敏 来自:儒研院 编辑:新闻中心总编室 责任编辑: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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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尚君
◇杜诗研究是宋以后最多学者关注的课题。从汇集作品、校勘编年开始,进而注释,继而集注,到宋末已经发展到千家注杜的规模,赵次公、蔡梦弼、黄鹤等人的解读注释代表了宋代的水平。经过元明的低谷,明末王嗣奭、胡震亨续有所得,清代则以钱谦益、朱鹤龄、仇兆鳌、浦起龙、杨伦为代表。进入20世纪,杜甫研究日新月异,但可以代表当代水平的集大成著作则始终未见。
《杜甫全集校注》的设想从1976年提出,1978年立项,随即展开工作。在萧涤非先生(图左)指导下,经历1980年代的努力,就在全书进程过半之际,主编去世,编纂工作停顿近20年之久。2009年以来,经过山东大学校方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多方协调支持,由萧先生学生张忠纲教授领衔,重新启动,方得完成。全书出版时署名:“主编萧涤非,全书终审统稿张忠纲,副主编廖仲安、张忠纲、郑庆笃、焦裕银、李华。”张忠纲教授在萧先生去世20多年后,终于能完成老师未竟的事业。他在《统稿后记》中用“余生也有幸”表达自己的心情。
全书对杜甫全部存世诗文作了校勘、编年、注释、汇评、备考等几项工作,并附录《杜甫年谱简编》、《传记序跋选录》、《诸家咏杜》、《诸家论杜》、《重要杜集评注本简介》等。以上诸端,都达到很高学术水平。
等待了36年,皇皇12厚册、多达680万字的《杜甫全集校注》(简称《校注》)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书的问世,是中国当代古籍整理和古典文学研究的重大收获,谨向纂注者和出版社表示祝贺!笔者在此将初读以后的一些认识和所知写出,与读者分享。
宋以来的杜诗研究回顾
在中国诗歌史上,杜甫的地位至高无上,唐末被赞为“诗史”,苏轼称之为“集大成者”(《后山诗话》),宋以后被尊为诗圣,影响其后千年诗歌发展走势。杜甫以前诗歌以古诗、乐府为主,杜甫以后近体诗方成为诗歌主脉,杜甫穷极所有变化的巨大创造力,为后世提供了无数探讨不尽的法门和范式。无论江西派还是同光体,无不受其沾溉而各成气象。杜诗研究也成为宋以后最多学者关注的课题。从汇集作品、校勘编年开始,进而注释,继而集注,到宋末已经发展到千家注杜的规模,赵次公、蔡梦弼、黄鹤等人的解读注释代表了宋代的水平。经过元明的低谷,明末王嗣奭、胡震亨续有所得,清代则以钱谦益、朱鹤龄、仇兆鳌、浦起龙、杨伦为代表。进入20世纪,杜甫研究日新月异,但可以代表当代水平的集大成著作则始终未见。日本前辈学者吉川幸次郎(1904-1980年)曾发愿全注杜诗,计划作《杜甫诗注》20册,特别关注杜诗在继承前彦开拓诗境方面的努力,每首诗都有日译和详解,可惜仅完成5册(筑摩书房1977-1982年)即去世。山东大学著名杜甫专家萧涤非先生从1978年起领衔汇校汇注杜甫全集,学界曾抱持殷切期待,相信此项工作必然给杜甫研究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研究带来巨大的影响。我那时还刚学术起步,做过两篇研究杜甫生平和著作的文章,曾穷尽所有地阅读杜集,深感杜甫作品之瓌玮和历代研究之鸿博,对此项工作期冀尤切。无奈世事多舛,萧先生在全书进展过半即不幸去世,因人事纠纷,这一项目耽搁下来,很感遗憾。三年前方得到消息,经过山东大学校方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多方协调支持,由萧先生学生张忠纲教授领衔,该项目重新启动并已接近完成全稿。出版社嘱我推荐申请国家出版基金,我恰已接任曾由萧先生担任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深感大作家研究是带动一代文学研究的根本,更期望前述工作得以完成出版,因此大喜过望,愿尽绵薄。再经过两年多的反复修订校改,纂修者和出版社都付出巨大努力,终得问世。
萧涤非先生与杜诗校注
萧涤非先生(1906-1991年)早年研究汉魏乐府,中年后专治杜甫,1956年出版《杜甫研究》二册,上册通论,研究杜甫生平和诗歌的思想艺术成就,下册诗选,对杜甫代表诗歌200多首作详尽的注释解读,是古典诗歌选本之典范,也因此奠定了萧氏在杜诗研究领域的地位。《校注》的设想从1976年提出,1978年立项,随即展开工作。在萧先生指导下,校注组在研读杜诗的同时,一是检阅元、明以还诸家别集、诗话、笔记、丛谈、杂著等书,摘录有关杜诗资料,力求其全,分门别类加以整理,以备检索;二是广事搜求海内外杜诗版本、注本,历时6年,得以大备。同时,校注组还沿着杜甫当年的行迹,赴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四川、重庆、湖北、湖南等地,对照杜诗,作实地考察。将全书设想、体例印发全国有关专家征询意见,并于1984年试印样稿,到杜甫故里召开样稿审订讨论会,形成共识。经历1980年代的努力,就在全书进程过半之际,因主编去世,合作诸人因分工、进退等分歧,致使编纂工作停顿了近20年之久。我虽然对具体内情不甚了解,但知道的是2009年山东大学徐显明校长推动重启编修,学校成立此书工作协调领导小组,提供经费和人力支持,方得完成。全书出版时署名:“主编萧涤非,全书终审统稿张忠纲,副主编廖仲安、张忠纲、郑庆笃、焦裕银、李华。”显得很特别,体现了对历史的尊重,和对实际责任人所付出的艰辛劳动的尊重。张忠纲教授今年75岁,在老师去世20多年后,终于能完成老师未竟的事业。他在《统稿后记》中用“余生也有幸”表达自己的心情,他的努力值得尊敬。全书参与者各自承担的部分,也都有清晰表达。我也经历过学术合作的风雨,知道领导与出版方的支持、主事者的大度、合作者的互敬,对完成大项目缺一不可。
集古今之大成的《校注》
由于做过大量文献的前期准备工作,《校注》在体例设计、学术追求和文献处理方面,都体现了尊重前贤研究,博采约取,集古今大成,体现当代学术需求的自觉意识。全书对杜甫全部存世诗文作了校勘、编年、注释、汇评、备考等几项工作,并附录《杜甫年谱简编》、《传记序跋选录》、《诸家咏杜》、《诸家论杜》、《重要杜集评注本简介》等。以上诸端,都达到很高学术水平,试分别述之。
杜诗校勘,是宋人研杜的起步工作。王洙结集杜集祖本汇聚古本9种,吴若会校则援据樊晃《杜工部小集》、晋开运二年官本等多种旧本,已具备良好的学术积累。《校注》在利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代约请王利器、舒芜等据11种宋、元刊本和明钞本所作校勘基础上,又增校《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残本、《新刊校定集注杜诗》、《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3种宋本,得以充分利用存世全部宋元古本参校。如《草堂诗笺》校及3种不同的宋本,而成都杜甫纪念馆藏宋刻残本、宋曾噩刊九家注本、山东博物馆藏宋刊黄鹤父子千家注本等,均罕传难得之本。是书文本写定的准确和异文之备存,远超前人的所有工作。特别可贵的是,《校注》于底本与参校本入选尺度严格,绝无好多宽滥之病,与时下动辄喜欢说参校了几十种文本,其实多数并无参校价值,完全不同。且尽量尊重底本,不轻易改字。如《登白马潭》,明清传本多作《发白马潭》,校记指出古本皆不作“发”字,为后人所改。《诸将五首》之一“曾闪朱旗北斗闲”一句,因触家讳,宋人多有考订。本书有详细考订,据宋人著《侯鲭录》卷七引薛向家藏五代本、《明道杂志》引北宋王仲至家古写本,并参南宋周必大《二老堂诗话》谓宋初避讳改“殷”为“闲”的考证,恢复古本的原文。全书类似的校定极其丰富,保证了学术质量。
前代杜集编次,有分体、分类、编年、分韵四体,《校注》鉴于杜诗的特质,以编年最能显示其诗史的成就和知人论世,因此虽全书以存世最早杜集《续古逸丛书》本收宋本为底本,但编次则参照宋、清以来诸家之考订,并参新见文献和实地考察,有部分的调整。其中引录较多的是宋末黄鹤及其所引梁权道的考证,对蔡梦弼、王嗣奭、钱谦益、仇兆鳌诸家所考,也有较多的吸取。利用新见文献者,如根据新出土《韦济墓志》,重新考定《奉寄河南韦尹丈人》、《赠韦左丞济》、《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编年,对杜甫受困长安时期的情况,有更准确的反映。而杜甫入湘后的行程,前人一直相沿宋人的编次。校注组在踏勘湘江沿途景观后,将《入乔口》诸诗改编到《宿凿石浦》诸诗前。
宋人认为杜甫诗“无一字无来处”,特别用心于杜诗中的语典和事典的来源与解释,后世注杜者则更关注杜诗语意的释读,有关讨论汗牛充栋,巨细无遗。《校注》的注释继承萧涤非《杜甫诗选注》的善例,尊重旧注以揭示诗中典实、语词来源的引征前代文献的传统,又注意吸取历代学者诠释杜诗时的创说发明,更注意现代学者需要通过原句语译以便准确理解诗意的要求,基本采取每韵加注,逐句解说的体例。这部分是全书分量最重的工作,也是历代注杜学者倾注心力最多的工作。《校注》融诸说之长,别择认真,解释客观,注意参综今古,为今人研读杜诗提供了可靠的依凭。
集评尤盛于明清两代,有多种五色套印会评本,可见重视。近年则有《唐诗汇评》和《中华大典》尤肄力于此。《校注》设“集评”一栏,汇聚历代对杜诗逐篇的评点意见,采据之广,超过以往各书。
《校注》于杜诗历代有争议或不同立说者,立“备考”一栏,引录文献并略作考订。以杜甫晚年诸诗为例,《聂耒阳以仆阻水》附关于“狄相孙”、“方田驿”以及“饫死耒阳说”的讨论;《回棹》附“关于编年之异说”,《江阁卧病走笔寄呈崔卢两侍御》附“江阁”、“崔卢二侍御”及“锦带”的解释,《长沙送李十一衔》录洪迈、胡应麟有关李杜齐名的释读,《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附录“关于诗之编年”、“关于宗文之死”、“关于‘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二句所指”三项备考。全书附录备考有近千例之多,将有关杜诗历来争议的主要观点和证据都列举出来,足为学者之参考。
我特别注意到,《校注》备举诸家之说,以清末以前诸家为主,近人之说仅偶及之,有很仔细的遴选。文献备录务求广取备参,尽量不加案断,仅在显著错误时方略申己说。全书引录主编萧涤非的考说,全书似仅十余则,其余参编诸人各人研究有得者,一律不加引录。这是古籍文献研究值得肯定的态度,前人称“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今人说精彩全在不言中,正可见到编纂者的高远立意。全书为行文简要,引录前说仅称某某曰,书前附简称所指,书末附《重要杜集评注本简介》对援据较多134种杜集作了很精当客观的介绍。
韩愈《调张籍》说自己读李杜诗惊其开拓创造之不易:“徒观斧凿痕,不瞩治水航。想当施手时,巨刃摩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今读《校注》,也有同样的感受。从开始谋划到终于完成问世,历时36年,集中了三四代学者的接续努力,文献之丰备,校勘之精审,注释之周详,考断之稳妥,确能代表当代别集整理新注之最高水平,是一部总结一千多年来杜甫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在杜甫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校注》之后的杜甫研究展望
由于杜甫诗歌之博大精妙,历代研究之汗牛充栋,杜集不可能如其他著作那样地采取会校会注会评的体例,将各家见解全部包罗无遗,只能选取最重要的创见,当然不免会因读者之阅读需求和学术立场不同而会有不同认识。我也无意强作解人,仅想在此期待,因为本书的出版,将千年以来杜甫研究的主要见解陈列出来,今后的研究应以本书为起点,将杜甫研究提升到新的高度。
就我所知,就在本书定稿期间,清华大学谢思炜教授完成《杜甫集校注》,即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日本京都大学兴膳宏教授近年组织读杜会,有志将吉川先生中辍的《杜甫诗注》全书完成。由斋藤茂、下定雅弘、芳村弘道等教授共同承担的杜诗全译工程,预计将于明年截稿。这些工作与本书一起,会引起一段时间内杜甫研究的热点。
《杜甫全集校注》应该会带动有关杜甫的一些新的学术编纂。为体例所限,此书以清末以前笺杜著作之总结为主,近代以来的学术见解仅采纳很少一部分,海外的研究基本没有采及。这些都有待作新的总结。
近代以来因为敦煌遗书、域外善本和出土墓志的大量发现,为唐代文史研究带来全新的气象。本书有部分的采据,如前云《韦济墓志》的利用即为一例。有些已知还没有在校注中予以表达。如洛阳近年出土《郑虔墓志》载其卒于乾元二年(759)九月,比前人根据杜甫《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所定广德二年(764)要早5年,当然会引起一系列诗作编年的重新确定。张忠纲《统稿后记》已注意及此,认为《所思》原注“得台州郑司户消息”,当然应该写于郑虔生前,不会如旧说系于上元二年(761)。然而问题在于当时诸人天各一方,杜甫得到郑虔消息的时间很难确定,可能在当年,也可能在几年后。因郑虔还牵扯到苏源明,杜甫最好的两位朋友应为同一年去世,但苏又似乎在郑去世后两年还因代宗即位而改名。存疑而保留旧说,不失为慎重的处理。
即便如杜甫这样研究得相当彻底的作家,无论其生平和作品都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澄清,比如他的早年经历,他的母系亲属,其妻杨氏的家族情况,晚年离蜀后曲折行踪的原因,都还有待深究。近代以来出土唐代墓志近万品,不少与杜甫的交游有涉,也有待梳理。我在30年前曾撰文《杜甫为郎离蜀考》(《复旦学报》1984年1期),将杜甫入严武幕府任节度参谋和授检校工部员外郎分开来解说,认为欲入朝而离蜀,因为生病滞留峡中而改变行程。当年张忠纲先生曾撰文商榷,我们因此而相识结交,但学术见解都没有妥协。我认为,《去蜀》“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世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若作于离蜀初,似乎杜甫当时就有入湘的准备,无法解释一路之犹豫彷徨,似应在入湘后作。这当然仅属一家之言,举此说明杜诗的编年其实还有许多再斟酌的空间。其他大者如李杜齐名的形成过程,杜甫在中晚唐诗坛的影响,杜甫诗歌的典范意义,杜甫与中古诗歌的转型,杜甫与宋诗风格之形成,小者如杜甫诗中所涉名物制度,语词解读,句型变化,诗律通变,与杜甫相关之人物命运,杜甫所见之山川地理,杜甫所涉之大小杂事,都还有很大开拓空间。
2014年4月6日于复旦大学光华楼(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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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全集校注(套装1~12册)》中的杜诗研究是宋以后最多学者关注的课题。从汇集作品、校勘编年开始,进而注释,继而集注,到宋末已经发展到千家注杜的规模。
作者简介
目录
《杜甫全集校注二》
《杜甫全集校注三》
《杜甫全集校注四》
《杜甫全集校注五》
《杜甫全集校注六》
《杜甫全集校注七》
《杜甫全集校注八》
《杜甫全集校注九》
《杜甫全集校注十》
《杜甫全集校注十一》
《杜甫全集校注十二》
精彩书摘
前言/序言
杜甫及其詩歌之出現,當與其所處之歷史條件及文學淵源密切相關。開元治世是唐朝封建社會發展的頂點,政治昌明,經濟富庶,社會安定,文化繁榮,思想活躍,中外經濟文化之交流空前頻繁,人的精神面貌昂揚樂觀。杜甫《憶昔》詩中有如是描述: 『憶昔闈兀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廪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纨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與此同時,也潛伏着複雜的社會危機。天寶末年的安史之亂,則是唐朝極盛而衰之轉折點,各種社會矛盾的總爆發,其來勢突兀,形勢急轉直下,兩京陷落,玄宗奔蜀,胡逆稱帝,民墜塗炭,天下大亂,持續八年之久,造成整個社會大破壞。史载: 天寶十三载(七五四》,全國户數九百六十一萬九千二百五十四,人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百八十八,有唐户口,盛極於此。經過戰亂,至廣德二年(七六四》,全國户數僅二百九十三萬三干一百二十五,人口一千六百九十二萬三百八十六,十年之間,銳減三分之二以上。雖數計未盡精確,亦足見災難之深重。户口銳減,而民眾之赋斂却愈益加劇。《资治通鑑。唐肅宗賓應元年》(七六二》載: 『租庸使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比諸道猶有貲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敷而徵之。擇豪吏為縣令而督之,不問負之有無,貲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謂之白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有蓄穀十斛者,則重足以待命。或相聚山澤為群盗,州縣不能制。』如此史籍所罕見之横散暴魬、豪奪强取,終至官逼民反,加重了社會危機。安史之亂不僅對李唐王朝是一致命創傷,乃至對整個封建社會也有其更為深遠之影響。這次巨變给人的精神面貌,亦造成一極大落差。杜甫詩歌植根於盛唐,然而經歷天寶亂後之種種變局,詩人又以關心現實、同情人民的政治熱情,身人下層,目及邊郡,大大拓寬了思想眼界和詩歌表現範圍,深刻而細緻地描繪丁遣一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面貌,至晚唐時,已有『詩史』之美譽。中國古典詩歌,自先秦至漢、魏、六朝,四、五、七言形式已漸臻成熟,至初唐五、七言近體詩的定型,更標誌着我國詩歌在體裁上已達到豐富完備的歷史高度,给詩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豐富多采的創作形式。杜甫詩歌創作能及時地利用這些形式,達到諸體皆備,無體不工,繼承傳統而又刻意求新,使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與其藝術形式達到高度的完美统一,為歷代詩家文人所推崇取法。在我國詩史上,詩人杜甫的確是起到了集前代之大成,開後世之先略的鉅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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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注》以商务印书馆影印之《续古逸丛书》第四十七种《宋本杜工部集》为底本,校以十四种宋元刻本及明抄本《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又以《太平御览》(商务印书馆影宋本)、《文苑英华》(中华书局影宋本一百四十卷、影明刊本八百六十卷)、《乐府诗集》(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宋本)、《永乐大典》(中华书局影印本)中所征引者参校,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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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杜甫全集校注》新书发布暨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 .山东大学 [引用日期2014-04-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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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全集校注》新书发布暨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
[本站讯]4月20日,山东大学承担的“中国古代大作家集”规划项目《杜甫全集校注》(以下简称“《杜注》”)新书发布暨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袁世硕,副校长陈炎出席座谈会。
《杜注》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央综治办专职副主任徐显明专程发来贺信,表示《杜注》开创了杜甫研究的新局面,这是山东大学奉献给学术界的宝贵文化财富,也又一次显示了山东大学严谨求实、开拓创新的学风。座谈会上,与会领导和学者对《杜注》给予了高度评价。著名文学评论学者、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潘凯雄表示,《杜注》首次对“诗圣”杜甫的作品进行全面搜罗、严谨比勘、精细注释和集评,是两百年来杜甫全集及研究成果的又一次整理和总结,代表着目前我国杜甫研究的最高水平。国家出版基金办公室副主任祁德树说,《杜注》是国家出版基金重点资助的重大学术成果,意义重大,其学术性、创新性、传承价值、社会效应都值得充分肯定。国家社科规划办公室副主任杨庆存表示,《杜注》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的重大成果,是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的具体表现,它的出版不仅将杜甫作品的整体研究推进到崭新境地,为全面深入开展杜甫研究、深入探索文化发展规律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也将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发挥重要作用。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秘书长杨忠表示,古籍整理强度大、难度大、要求高,是检验学者学术定力、学术水平和学术能力的重要方式,是培养人才、学科建设、培养队伍的重要途径,他代表古委会向以萧涤非先生、廖仲安先生、张忠纲先生牵头的校注队伍表示敬意,对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表示敬意和感谢。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著名学者傅璇琮评论说,《杜注》广泛摄取了一千多年来杜甫研究的众多成果,代表了当代别集整理新注的最高水平,是一部杜甫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在杜甫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杜注》从开始谋划到完成问世历时36年,集中了三代学者的接续努力。《杜注》的出版是中国出版界的一件盛事,该书是目前看到的杜甫集注里面最好的版本,是现代出版的一部标志性著作,代表了当代杜甫研究的一个新台阶,能够带动今后很长时间内杜甫研究的深入开展。这部书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它标志着当代学人一直在守望着中华文化的传统,一直在维护着延续着中华文化的血统。
国家出版基金办公室、国家图书馆、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中国出版集团、《文心雕龙》研究会、唐代文学学会、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杜注》组、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相关专家学者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十几家媒体代表参加座谈会。对于《杜注》的出版,国内各大媒体均在显要位置进行了报道。
《杜甫全集校注》,是山东大学承担的“中国古代大作家集”规划项目,1978年立项,萧涤非任主编。该项目随后被确定为全国高校古委会重点项目、新闻出版总署“十二五”重点项目。
《杜注》以商务印书馆影印之《续古逸丛书》第四十七种《宋本杜工部集》为底本,校以十四种宋元刻本及明抄本《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又以《太平御览》(商务印书馆影宋本)、《文苑英华》(中华书局影宋本一百四十卷、影明刊本八百六十卷)、《乐府诗集》(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宋本)、《永乐大典》(中华书局影印本)中所征引者参校,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集、校勘杜甫诗20卷(1450余首)、文赋2卷、疑伪之作辑考1卷,每首诗(文)校注分题解、注释、集评、备考、校记五项内容。附录5卷(《杜甫年谱简编》、《传记序跋选录》、《诸家咏杜》、《诸家论杜》、《重要杜集评注本简介》)和篇目音序索引。全书共12册,总字数近700万,是一部编录谨严、校勘审慎,注释详明、评论切当的带有集注、集评、集校性质的新校注本。该书把集众说与树己见很好地统一起来。无论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是规模的宏大和体例的完备,都大大超过了历史上公认最好的注本《杜诗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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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尚君
◇杜诗研究是宋以后最多学者关注的课题。从汇集作品、校勘编年开始,进而注释,继而集注,到宋末已经发展到千家注杜的规模,赵次公、蔡梦弼、黄鹤等人的解读注释代表了宋代的水平。经过元明的低谷,明末王嗣奭、胡震亨续有所得,清代则以钱谦益、朱鹤龄、仇兆鳌、浦起龙、杨伦为代表。进入20世纪,杜甫研究日新月异,但可以代表当代水平的集大成著作则始终未见。
《杜甫全集校注》的设想从1976年提出,1978年立项,随即展开工作。在萧涤非先生(图左)指导下,经历1980年代的努力,就在全书进程过半之际,主编去世,编纂工作停顿近20年之久。2009年以来,经过山东大学校方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多方协调支持,由萧先生学生张忠纲教授领衔,重新启动,方得完成。全书出版时署名:“主编萧涤非,全书终审统稿张忠纲,副主编廖仲安、张忠纲、郑庆笃、焦裕银、李华。”张忠纲教授在萧先生去世20多年后,终于能完成老师未竟的事业。他在《统稿后记》中用“余生也有幸”表达自己的心情。
全书对杜甫全部存世诗文作了校勘、编年、注释、汇评、备考等几项工作,并附录《杜甫年谱简编》、《传记序跋选录》、《诸家咏杜》、《诸家论杜》、《重要杜集评注本简介》等。以上诸端,都达到很高学术水平。
等待了36年,皇皇12厚册、多达680万字的《杜甫全集校注》(简称《校注》)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书的问世,是中国当代古籍整理和古典文学研究的重大收获,谨向纂注者和出版社表示祝贺!笔者在此将初读以后的一些认识和所知写出,与读者分享。
宋以来的杜诗研究回顾
在中国诗歌史上,杜甫的地位至高无上,唐末被赞为“诗史”,苏轼称之为“集大成者”(《后山诗话》),宋以后被尊为诗圣,影响其后千年诗歌发展走势。杜甫以前诗歌以古诗、乐府为主,杜甫以后近体诗方成为诗歌主脉,杜甫穷极所有变化的巨大创造力,为后世提供了无数探讨不尽的法门和范式。无论江西派还是同光体,无不受其沾溉而各成气象。杜诗研究也成为宋以后最多学者关注的课题。从汇集作品、校勘编年开始,进而注释,继而集注,到宋末已经发展到千家注杜的规模,赵次公、蔡梦弼、黄鹤等人的解读注释代表了宋代的水平。经过元明的低谷,明末王嗣奭、胡震亨续有所得,清代则以钱谦益、朱鹤龄、仇兆鳌、浦起龙、杨伦为代表。进入20世纪,杜甫研究日新月异,但可以代表当代水平的集大成著作则始终未见。日本前辈学者吉川幸次郎(1904-1980年)曾发愿全注杜诗,计划作《杜甫诗注》20册,特别关注杜诗在继承前彦开拓诗境方面的努力,每首诗都有日译和详解,可惜仅完成5册(筑摩书房1977-1982年)即去世。山东大学著名杜甫专家萧涤非先生从1978年起领衔汇校汇注杜甫全集,学界曾抱持殷切期待,相信此项工作必然给杜甫研究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研究带来巨大的影响。我那时还刚学术起步,做过两篇研究杜甫生平和著作的文章,曾穷尽所有地阅读杜集,深感杜甫作品之瓌玮和历代研究之鸿博,对此项工作期冀尤切。无奈世事多舛,萧先生在全书进展过半即不幸去世,因人事纠纷,这一项目耽搁下来,很感遗憾。三年前方得到消息,经过山东大学校方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多方协调支持,由萧先生学生张忠纲教授领衔,该项目重新启动并已接近完成全稿。出版社嘱我推荐申请国家出版基金,我恰已接任曾由萧先生担任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深感大作家研究是带动一代文学研究的根本,更期望前述工作得以完成出版,因此大喜过望,愿尽绵薄。再经过两年多的反复修订校改,纂修者和出版社都付出巨大努力,终得问世。
萧涤非先生与杜诗校注
萧涤非先生(1906-1991年)早年研究汉魏乐府,中年后专治杜甫,1956年出版《杜甫研究》二册,上册通论,研究杜甫生平和诗歌的思想艺术成就,下册诗选,对杜甫代表诗歌200多首作详尽的注释解读,是古典诗歌选本之典范,也因此奠定了萧氏在杜诗研究领域的地位。《校注》的设想从1976年提出,1978年立项,随即展开工作。在萧先生指导下,校注组在研读杜诗的同时,一是检阅元、明以还诸家别集、诗话、笔记、丛谈、杂著等书,摘录有关杜诗资料,力求其全,分门别类加以整理,以备检索;二是广事搜求海内外杜诗版本、注本,历时6年,得以大备。同时,校注组还沿着杜甫当年的行迹,赴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四川、重庆、湖北、湖南等地,对照杜诗,作实地考察。将全书设想、体例印发全国有关专家征询意见,并于1984年试印样稿,到杜甫故里召开样稿审订讨论会,形成共识。经历1980年代的努力,就在全书进程过半之际,因主编去世,合作诸人因分工、进退等分歧,致使编纂工作停顿了近20年之久。我虽然对具体内情不甚了解,但知道的是2009年山东大学徐显明校长推动重启编修,学校成立此书工作协调领导小组,提供经费和人力支持,方得完成。全书出版时署名:“主编萧涤非,全书终审统稿张忠纲,副主编廖仲安、张忠纲、郑庆笃、焦裕银、李华。”显得很特别,体现了对历史的尊重,和对实际责任人所付出的艰辛劳动的尊重。张忠纲教授今年75岁,在老师去世20多年后,终于能完成老师未竟的事业。他在《统稿后记》中用“余生也有幸”表达自己的心情,他的努力值得尊敬。全书参与者各自承担的部分,也都有清晰表达。我也经历过学术合作的风雨,知道领导与出版方的支持、主事者的大度、合作者的互敬,对完成大项目缺一不可。
集古今之大成的《校注》
由于做过大量文献的前期准备工作,《校注》在体例设计、学术追求和文献处理方面,都体现了尊重前贤研究,博采约取,集古今大成,体现当代学术需求的自觉意识。全书对杜甫全部存世诗文作了校勘、编年、注释、汇评、备考等几项工作,并附录《杜甫年谱简编》、《传记序跋选录》、《诸家咏杜》、《诸家论杜》、《重要杜集评注本简介》等。以上诸端,都达到很高学术水平,试分别述之。
杜诗校勘,是宋人研杜的起步工作。王洙结集杜集祖本汇聚古本9种,吴若会校则援据樊晃《杜工部小集》、晋开运二年官本等多种旧本,已具备良好的学术积累。《校注》在利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代约请王利器、舒芜等据11种宋、元刊本和明钞本所作校勘基础上,又增校《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残本、《新刊校定集注杜诗》、《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3种宋本,得以充分利用存世全部宋元古本参校。如《草堂诗笺》校及3种不同的宋本,而成都杜甫纪念馆藏宋刻残本、宋曾噩刊九家注本、山东博物馆藏宋刊黄鹤父子千家注本等,均罕传难得之本。是书文本写定的准确和异文之备存,远超前人的所有工作。特别可贵的是,《校注》于底本与参校本入选尺度严格,绝无好多宽滥之病,与时下动辄喜欢说参校了几十种文本,其实多数并无参校价值,完全不同。且尽量尊重底本,不轻易改字。如《登白马潭》,明清传本多作《发白马潭》,校记指出古本皆不作“发”字,为后人所改。《诸将五首》之一“曾闪朱旗北斗闲”一句,因触家讳,宋人多有考订。本书有详细考订,据宋人著《侯鲭录》卷七引薛向家藏五代本、《明道杂志》引北宋王仲至家古写本,并参南宋周必大《二老堂诗话》谓宋初避讳改“殷”为“闲”的考证,恢复古本的原文。全书类似的校定极其丰富,保证了学术质量。
前代杜集编次,有分体、分类、编年、分韵四体,《校注》鉴于杜诗的特质,以编年最能显示其诗史的成就和知人论世,因此虽全书以存世最早杜集《续古逸丛书》本收宋本为底本,但编次则参照宋、清以来诸家之考订,并参新见文献和实地考察,有部分的调整。其中引录较多的是宋末黄鹤及其所引梁权道的考证,对蔡梦弼、王嗣奭、钱谦益、仇兆鳌诸家所考,也有较多的吸取。利用新见文献者,如根据新出土《韦济墓志》,重新考定《奉寄河南韦尹丈人》、《赠韦左丞济》、《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编年,对杜甫受困长安时期的情况,有更准确的反映。而杜甫入湘后的行程,前人一直相沿宋人的编次。校注组在踏勘湘江沿途景观后,将《入乔口》诸诗改编到《宿凿石浦》诸诗前。
宋人认为杜甫诗“无一字无来处”,特别用心于杜诗中的语典和事典的来源与解释,后世注杜者则更关注杜诗语意的释读,有关讨论汗牛充栋,巨细无遗。《校注》的注释继承萧涤非《杜甫诗选注》的善例,尊重旧注以揭示诗中典实、语词来源的引征前代文献的传统,又注意吸取历代学者诠释杜诗时的创说发明,更注意现代学者需要通过原句语译以便准确理解诗意的要求,基本采取每韵加注,逐句解说的体例。这部分是全书分量最重的工作,也是历代注杜学者倾注心力最多的工作。《校注》融诸说之长,别择认真,解释客观,注意参综今古,为今人研读杜诗提供了可靠的依凭。
集评尤盛于明清两代,有多种五色套印会评本,可见重视。近年则有《唐诗汇评》和《中华大典》尤肄力于此。《校注》设“集评”一栏,汇聚历代对杜诗逐篇的评点意见,采据之广,超过以往各书。
《校注》于杜诗历代有争议或不同立说者,立“备考”一栏,引录文献并略作考订。以杜甫晚年诸诗为例,《聂耒阳以仆阻水》附关于“狄相孙”、“方田驿”以及“饫死耒阳说”的讨论;《回棹》附“关于编年之异说”,《江阁卧病走笔寄呈崔卢两侍御》附“江阁”、“崔卢二侍御”及“锦带”的解释,《长沙送李十一衔》录洪迈、胡应麟有关李杜齐名的释读,《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附录“关于诗之编年”、“关于宗文之死”、“关于‘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二句所指”三项备考。全书附录备考有近千例之多,将有关杜诗历来争议的主要观点和证据都列举出来,足为学者之参考。
我特别注意到,《校注》备举诸家之说,以清末以前诸家为主,近人之说仅偶及之,有很仔细的遴选。文献备录务求广取备参,尽量不加案断,仅在显著错误时方略申己说。全书引录主编萧涤非的考说,全书似仅十余则,其余参编诸人各人研究有得者,一律不加引录。这是古籍文献研究值得肯定的态度,前人称“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今人说精彩全在不言中,正可见到编纂者的高远立意。全书为行文简要,引录前说仅称某某曰,书前附简称所指,书末附《重要杜集评注本简介》对援据较多134种杜集作了很精当客观的介绍。
韩愈《调张籍》说自己读李杜诗惊其开拓创造之不易:“徒观斧凿痕,不瞩治水航。想当施手时,巨刃摩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今读《校注》,也有同样的感受。从开始谋划到终于完成问世,历时36年,集中了三四代学者的接续努力,文献之丰备,校勘之精审,注释之周详,考断之稳妥,确能代表当代别集整理新注之最高水平,是一部总结一千多年来杜甫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在杜甫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校注》之后的杜甫研究展望
由于杜甫诗歌之博大精妙,历代研究之汗牛充栋,杜集不可能如其他著作那样地采取会校会注会评的体例,将各家见解全部包罗无遗,只能选取最重要的创见,当然不免会因读者之阅读需求和学术立场不同而会有不同认识。我也无意强作解人,仅想在此期待,因为本书的出版,将千年以来杜甫研究的主要见解陈列出来,今后的研究应以本书为起点,将杜甫研究提升到新的高度。
就我所知,就在本书定稿期间,清华大学谢思炜教授完成《杜甫集校注》,即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日本京都大学兴膳宏教授近年组织读杜会,有志将吉川先生中辍的《杜甫诗注》全书完成。由斋藤茂、下定雅弘、芳村弘道等教授共同承担的杜诗全译工程,预计将于明年截稿。这些工作与本书一起,会引起一段时间内杜甫研究的热点。
《杜甫全集校注》应该会带动有关杜甫的一些新的学术编纂。为体例所限,此书以清末以前笺杜著作之总结为主,近代以来的学术见解仅采纳很少一部分,海外的研究基本没有采及。这些都有待作新的总结。
近代以来因为敦煌遗书、域外善本和出土墓志的大量发现,为唐代文史研究带来全新的气象。本书有部分的采据,如前云《韦济墓志》的利用即为一例。有些已知还没有在校注中予以表达。如洛阳近年出土《郑虔墓志》载其卒于乾元二年(759)九月,比前人根据杜甫《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所定广德二年(764)要早5年,当然会引起一系列诗作编年的重新确定。张忠纲《统稿后记》已注意及此,认为《所思》原注“得台州郑司户消息”,当然应该写于郑虔生前,不会如旧说系于上元二年(761)。然而问题在于当时诸人天各一方,杜甫得到郑虔消息的时间很难确定,可能在当年,也可能在几年后。因郑虔还牵扯到苏源明,杜甫最好的两位朋友应为同一年去世,但苏又似乎在郑去世后两年还因代宗即位而改名。存疑而保留旧说,不失为慎重的处理。
即便如杜甫这样研究得相当彻底的作家,无论其生平和作品都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澄清,比如他的早年经历,他的母系亲属,其妻杨氏的家族情况,晚年离蜀后曲折行踪的原因,都还有待深究。近代以来出土唐代墓志近万品,不少与杜甫的交游有涉,也有待梳理。我在30年前曾撰文《杜甫为郎离蜀考》(《复旦学报》1984年1期),将杜甫入严武幕府任节度参谋和授检校工部员外郎分开来解说,认为欲入朝而离蜀,因为生病滞留峡中而改变行程。当年张忠纲先生曾撰文商榷,我们因此而相识结交,但学术见解都没有妥协。我认为,《去蜀》“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世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若作于离蜀初,似乎杜甫当时就有入湘的准备,无法解释一路之犹豫彷徨,似应在入湘后作。这当然仅属一家之言,举此说明杜诗的编年其实还有许多再斟酌的空间。其他大者如李杜齐名的形成过程,杜甫在中晚唐诗坛的影响,杜甫诗歌的典范意义,杜甫与中古诗歌的转型,杜甫与宋诗风格之形成,小者如杜甫诗中所涉名物制度,语词解读,句型变化,诗律通变,与杜甫相关之人物命运,杜甫所见之山川地理,杜甫所涉之大小杂事,都还有很大开拓空间。
2014年4月6日于复旦大学光华楼(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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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出版社《杜甫全集校注》北京首发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山东大学联合主办的《杜甫全集校注》新书发布暨出版座谈会日前在京举行。据悉,《杜甫全集校注》的设想于1976年提出,1978年立项,并在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山东大学教授萧涤非先生的指导下于上世纪80年代取得很大进展。后因萧涤非去世等因素,项目编纂工作停顿近20年之久。直至2009年经过多方协调,由萧涤非的学生、山东大学教授张忠纲先生担任全书终审统稿人,校注工作方重新启动。如今,历经三代学人36载的艰辛努力,12厚册、近700万字的《杜甫全集校注》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
对他的研究绝不会过时,他在中国诗歌史上是丰富有变化的,他的诗歌里面有自己也有国家,和许多诗人比较,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处于第一第二的位置没有问题。他的作品包括古体诗到近体诗,在原来范例之上开创了很多新的体制,比如七律,杜甫所写的七律总量比他之前其他人所写七律总和还多。杜甫的七律本身格调、意境非常高。杜甫的七律代表了他诗歌成就的最高水平。相对而言,他的绝句要弱一点。现在从杜甫诗歌中可以找到唐宋时期任何一家的表达,这就是大家的气象。他的情感表达很注意度的把握,他在写作情感的时候,内涵非常丰富,不像李白那样一览无遗。
从规划之初,到编纂撰写,再到新书出版,《杜甫全集校注》工作历时近40年,前期被萧涤非先生点名参加校注工作、重启后又接棒主持工作的张忠纲回顾了校注编纂出版始末。他表示,为了搞好校注工作,校注组一方面广泛阅读和搜集有关杜甫的研究资料;一方面进行实地考察,“1979年5月至7月,我们在年逾古稀的萧先生的率领和指导下,先后到河南、陕西、四川、重庆、湖北、湖南等地,对杜甫的行踪遗迹进行了实地考察。之后,又先后三次分别去鲁西、鲁南、陕北、陇右、平江一带进行了补充考察,加深了对杜诗的理解,并收集到不少重要资料”,其间还写出了13万字的杜甫行迹考察记《访古学诗万里行》一书。此外,校注组还翻阅了唐以来的诸家别集、杂著、诗话、文论等,从中辑录了有关杜甫的大量资料。截至1994年,已完成十四卷初稿。
杜甫的人生经历坎坷,杜甫的诗歌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典范意义以及提供的众多类型,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很好的著作还不多。尤其是从技术方面看,中国诗歌从六朝到唐代的发展,经历了古体诗、近体诗的发展转折过程。而近体诗是唐中叶以后才成为诗歌主流,而杜甫是第一次把近体诗的各种变化可能做了很充分的探讨。所以可以这样说,杜甫以前的诗歌写作和杜甫以后的诗歌写作非常不同,而杜甫在这一转折过程中是非常自觉的。
当今西方学术界盛行一种风气,专注于研究钞本,表面上看是学术方法的不同,实则其背后有一个潜台词:钞本时代的文化都值得怀疑。由此则可以得出,我们今天所流传下来的东西都不一定百分之百是当时的东西,因为直到唐代,我们还处在钞本的时代,宋代以后才有印刷。“最近看西方新出版的文学史,它可以把杜甫解构掉,把李白解构掉,把《诗经》、《楚辞》解构掉。对此,我们学术界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坚守我们的传统,守望我们的经典。”刘跃进表示,“《杜甫全集校注》面世的意义并不仅在于一个李白或者一个杜甫,而是在坚守传统、守望经典。我们的传统与经典守不住,我们的传统文化也将面临严峻形势。”对此,李浩也表示认可,认为将《杜甫全集校注》放在2013-2014年度出版,体现了我们国家对传统文化的强调,对传统文化建设的强调,“我觉得,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当下对传统文化的强调达到了空前,而《杜甫全集校注》作为传统文化的实质性成果,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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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全集校注(全十二册)(全新精装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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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全集校注》的漫长旅程
原标题:《杜甫全集校注》的漫长旅程
不久前,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杜甫全集校注》,成为古典文学的象牙塔里引人瞩目之事。一是这部历时36年、由几代学者接力的大书终于抵达终点,并获得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顺利出版;二是它的学术成就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赞许。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称该书是“守正出新的典范”,“《杜甫全集校注》文献之丰备,校勘之精审,注释之周详,考断之稳妥,确能代表当代别集整理新注之最高水平,是一部总结一千多年来杜甫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在杜甫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该书的终审统稿人、山东大学张忠纲教授说,自己1978年加入这个项目,昔日的年轻学子如今已成老翁,原先参与校注者十一人,一人中途退出,五人先逝。他引杜甫“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之句来形容这一情境——“身历此境,情何以堪!”
如果细说从头,这部大书的诞生,要回溯到1976年。那年年底,在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制定了整理出版15位“中国古代大作家集”的规划,包括曹植、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苏轼等。“当时,人文社在古典文学注释方面是最有经验的,因为我们做过‘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所以15个大作家里我们接了8家,其中就包括杜甫。”人文社副总编辑周绚隆先生向青阅读记者介绍说。
1978年,人文社约请公认的杜甫研究专家、山东大学萧涤非教授任主编,并在山大组建了“杜甫组”,张忠纲是萧涤非先生的弟子,就是那时开始“注杜”的。杜甫组首先要做两项“求全”的基础工作,一是检阅元、明以来诸家别集、诗话、笔记、丛谈、杂著等,摘录其中有关杜诗的研究资料,以备索检。二是在海内外广泛搜求杜诗的版本、注本。此外,还在1979年、1980年先后数次奔赴各省,沿杜甫当年的行迹进行实地考察,验证文献。
杜甫组的工作得到全国许多图书馆和专家的支持。1984年在河南巩县杜甫故里召开了讨论会,四十多位专家针对样稿做了详尽的讨论。“那时候是全国范围内征求意见,做事非常严谨,” 周绚隆说,“其实在此之前,我们社的王利器、舒芜等老先生就准备出一个杜甫集的校勘本,已经做好的校勘记装订了20册。既然国家规划让山大来主持杜甫集,我们就把这个无偿地借了出去。”
1991年4月,萧涤非先生去世。张忠纲教授回忆说,逝世前一个月,恩师还在审阅杜甫集校注的样稿。1994年,《杜甫全集校注》完成了十四卷初稿。不过,随着德高望重的萧先生的辞世,“杜甫组”的工作渐渐停滞了,主要原因是人事纠纷。
这部大书重启已是2009年。山东大学大力推动,调拨专项经费,人文社也于2012年为之申请到了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周绚隆说:“张忠纲先生负责全书的终审通稿。他花了大力气,从头到尾统一体例,修改校注,补充材料,核对引文,编撰附录,缺的稿子也是他带着学生做出来。我们是四个编辑,跟他车轮战,稿子一遍一遍地过。”
张忠纲教授则感叹道:“注杜之艰难曲折,犹似老杜艰苦备尝之经历。”无论如何,这部大书终于洗去了岁月的尘垢,走到读者面前,接受品评。
《杜甫全集校注》煌煌12大册,近700万字,收集、校勘杜甫诗20卷(1450余首)、文赋2卷、疑伪之作辑考1卷,每首诗(文)校注分题解、注释、集评、备考、校记五项内容。
周绚隆先生对记者说:“1976年的规划里我们承担的任务,有的没能实现。但杜甫集我们一直没放弃。因为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比较特殊,从宋代开始,学杜就是主流,无论思想深度还是技术的可复制性,杜甫都不同寻常。另外,校注和编辑过程中,现在的电子检索提供了很多方便,公布的版本也比以前多,我们可以通过电脑系统排查一些问题,过去就得完全靠手工翻查,翻不着也没办法。如果和二十年前相比,可能现在出书的质量会更好些。”
《杜甫全集校注》定价850元,人文社方面表示,这个偏低的价位主要是考虑到普通读者对杜甫的阅读需求。不过,一般的读者能接受这样的大部头吗?即使是杜诗爱好者,读清人仇兆鳌的《杜诗详注》或其他有名的注本难道还不够吗?
周绚隆表示,确实这套书首先是面向学界的,有其专业意义。它的信息量比《杜诗详注》大得多,无论是版本的丰富性还是注释的详细程度、准确程度都超越以往,并包括历代的精彩点评和重要的学术观点。“有兴趣看《杜诗详注》的读者,不妨看看全集。如果只是一般的爱好者,想了解一下杜甫,其实连《杜诗详注》都没必要买,看《杜甫诗选》就行了。”
文/本报记者 尚晓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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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全集校注》历经30多年编校终出版 三代学者“治杜诗不以为苦”
来源:中国文化报 2014-04-28 17:58 进入论坛
记者 张妮
“《杜甫全集校注》历经30多年漫长岁月,终于出版了。”日前,《杜甫全集校注》(以下简称《校注》)的终审统稿人、74岁的山东大学教授张忠纲在新书发布暨出版座谈会上用“百感交集,感慨万千”来形容自己的心情。1976年底,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制定了整理出版“中国古代大作家集”的规划,《杜甫全集校注》则是其中最后一部面世的全集。
中断20年再度启动
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约请山东大学教授萧涤非担任《校注》主编,并在山东大学组建校注组,前后有11位专家参与。1982年3月,该项目正式列入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制定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后又被列为全国高校古委会古籍整理重点项目,编校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取得较大进展。而在1991年,全书进程过半之际,由于主编萧涤非去世、编纂工作人事分工出现问题等多种原因停顿近20年。
“萧先生生前曾赋诗‘但恨在世时,读杜不得足!’说的就是他没有亲眼看到《校注》出版,这是他生前最大的憾事。”作为萧先生的学生,张忠纲感慨,“1990年时,萧先生已84岁高龄。为使先生早日看到《校注》出版,我们特地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协商,争取在1991年底先出版《校注》第一册,但想不到是年4月15日,先生竟溘然长逝,遂成终生恨事。”
2009年,在时任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的推动下,经多方协调、支持,由山东大学校注组成员承担《校注》编校工作,张忠纲任全书终审统稿人。同时,还邀请了宋开玉等4位研究杜甫的青年学者加入校注组,分别承担需增补之诸卷。中断的校注工作得以重新启动并最后完成。
校注的繁难与创新
张忠纲表示,自1978年注杜以来,已有30多年之久,当时风华正茂的学者如今大多已成耄耋老翁,原先参与校注的11个人,竟有5人已逝。
杜甫一生历经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三朝,既体验过开元盛世,也遭遇了安史之乱,其诗歌与所处时代息息相关,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至高无上,唐末被赞为“诗史”,宋朝以后被尊为“诗圣”,这也给注杜带来极大的难度。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说:“该书以商务印书馆影印之‘续古逸丛书’第47种《宋本杜工部集》为底本,校以14种宋元刻本及明抄本《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等相关文献中所征引者参校,难在两点:一是史料搜集,二是博采约取。”到宋末,杜诗研究已经发展到“千家注杜”的规模,经过元明的低谷,明末胡震亨等,清代的钱谦益、杨伦等分别为杜诗做注。注杜全集最晚出本就是清乾嘉时期的杨伦所注《杜诗镜铨》,《校注》前言提到“乾嘉而后,注杜全集之善者,更无闻焉”。
“20世纪后,虽然杜甫研究日新月异,但可以代表当代水平的集大成著作始终未见,也更凸显了《校注》的困难与必要。”张忠纲说,“我们一方面广泛搜集有关杜甫的研究资料,一方面进行实地考察。”从萧涤非担任主编开始,校注组除了研读杜诗,还查阅元明以来诸家别集、诗话等,搜求海内外杜诗注本。1979年,校注组还沿着杜甫当年的行迹,赴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对照杜诗,实地考察。如杜甫入湘后的行程,前人一直相沿宋人的编次,而校注组在实勘湘江沿途景观后,将《入乔口》诸诗改编到《宿凿石浦》诸诗前。
“本书的特色还在其体例。”该书责编之一李俊告诉记者。该书收集、校勘杜甫诗20卷、文赋2卷、疑伪之作辑考1卷,每首诗(文)校注分题解、注释、集评、备考、校记5项内容。例如“注释”部分,力求兼采众说之长,去芜存菁,阐释诗旨;“集评”部分,依次列举前人有关全诗(文)旨意、艺术技法等具有参考价值的评论;“备考”辑录涉及作品的异说别解。对此,西北大学副校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浩说:“该书体例系统全面且有新创,例如‘备考’将学术研究史上的问题全列出来,使初学者能够较快找到杜甫研究中具体作品中的问题。”
成为杜甫的“知音”
“该书集中了老中青学者的努力,文献之丰备、校勘之精审、注释之周详、考断之稳妥,确能代表当代别集整理新注之最高水平,在杜甫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陈尚君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表示赞同:“该书成书过程虽曲折,但具备较高的学术价值,更凝聚了学者们的劳动心血,体现了他们的文化担当和坚守。”
据了解,该书编校者极其严谨、认真。据该书责编介绍,他们每每将修改稿给先生们审阅后,便会收到一封非常详细的长邮件,清清楚楚地标明了问题并注明原因。已故的萧涤非就非常严格,还常教导学生说:“对于治杜诗的人来说,是无所谓甘苦的,都是甘,不以为苦。研究杜诗就是要有一股寝食俱废的傻劲。”萧涤非80多岁高龄时仍手不释卷,逝世前一个月,还在手不停批地审阅杜集校注样稿。他曾郑重地说:“杜甫晚年写过一首诗《南征》,其中有这样两句:‘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我们能不能成为杜甫的‘知音’?这就要看我们的努力了。”现在,作为学生的张忠纲如释重负:“如今,《校注》面世,这不仅是对杜甫的最好纪念,也是对先师治学精神的最好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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